摘要:
从伞匠到卫生院院长的父亲
父亲生于1934年的农历十二月初九, 2002年6月18日卒于家乡。他上面有六个姐姐,一个哥哥。在我童年的时候就感觉父亲一直是奶奶和姑妈们眼里的宝贝。
听说当年爷爷买了一些田,就让六个女儿帮忙种田,让两个小的儿子读书。伯父和父亲就读于挪威***人在益阳创办的信义小学(现在的益阳市桃花仑小学),但爷爷后来是由于经济状况还是别的原因,决定让小儿子留下来跟他种田,父亲终究只读了完小,而伯父却继续读了信义中学(现在的益阳市第一中学)直至考到北大毕业。
听母亲讲过,父亲是从1956年开始学医的,她们结婚前田土和房子早已被分了,后来父亲只得做伞,可能就是戴望舒的诗《雨巷》里的那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姑娘撑着的那油纸伞吧。父亲起早贪黑,继承了祖辈的那种勤劳基因,晚上做伞,天亮前起床,背着伞走二三十里路去益阳街上一个叫着三里桥的集市去卖。大概最后一次在卖伞时赔了本,父亲便不再做伞了,去了离家三十多里地的三姑父家学医,三姑父比父亲大十岁,三姑父的叔公是郎中(旧时对中医的称呼)。父亲的学习是出色的,从背“汤头歌”开始,还有“医古文”,“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等,都背得滚瓜烂熟。父亲就像一个留学生,留在姑父家专心读书,这当然离不开祖父母及母亲的理解和支持,之后又师从当地的一个久负盛名叫梅爹的著名郎中,便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
由于父亲学得扎实,不久便考到了邻乡的珠波塘公社的卫生院,成为了集体单位的正式职工。工作之余还经常有学习进修的机会,去地区的最高级别的医院学习,由于舍得狠学,父亲还学了西医,X光透视等。我自小有记忆起就发现很少见到父亲,长大了才知道父亲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他曾到一个山村旮旯里呆了好些年,那个地方叫三江坝,是个闭塞的山村,卫生院在那里建了一个卫生所,父亲就把卫生所当成了自己的家。乡亲们看病是不分上下班的,有毛病就立即找父亲看。多年之后父亲重返了卫生院,乡亲就到卫生院找父亲看病,他们亲切地称父亲为李所长。为感谢父亲治好了他们的病,乡亲们经常用竹篮子提些鸡蛋送给父亲。
我们姐妹仨是家中最小的,小时候有一段时光跟父亲一起在卫生院住,在他身边上学。亲历了父亲为病人看病的辛劳,所有病人也都以父亲为中心,因为他们只信任他。父亲也永不知疲倦,总是以病人为中心不停地转。父亲也过度地透支了身体,早生了白发。有次一个病人找父亲看病到了我们房间里,我和妹妹正在写作业,她说:“李院生,这是您孙女吧。”可见父亲是多么显苍老。
虽然母亲在老年寡居的日子享受了国家的抚恤金,她老念叨父亲,说她年轻时从未想过要找一个这样的人,说队上的秋卫等男人都在清早起床为堂客(妻子)打早火,她从未享过那样的福。在搞集体的生产队上,她是个“四属户”(过去主要指**、职工、教师、军人在农村生产队的农户),干着男人同样的体力活,插秧、收稻、修水库等。说还有农妇都说父亲手不提,肩不挑的。但父亲之所以能当上院长,就是因为当年母亲这个半边天的付出以及父亲的为人处世受同事的敬佩和以及对他过硬医术的肯定。
作为他较小的女儿,我常常以此为荣,能想象到都是由于他青年时期有着志存高远的眼光。
母亲最后的时光
又是油菜花盛开的节气,故乡那迷人的芬芳又浮现在我眼前,不愿想起又无法忘记。五年前的雨水节气,油菜盛开正灿烂,八十岁的母亲永远地走了。
姐姐在灵堂里挂满了母亲在病中所写字的毛边纸,母亲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但她的字还在,芳香的笔墨里散发着母亲温和的气息,让我们感觉母亲好像从不曾离去。曾经做过队长的邻居都说我母亲如果不是由于划错了阶级,肯定就不是这出息。
耶鲁大学哲学教授谢利.卡根说过的,对死亡的正确反应该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感激,感激我们可以拥有生命。或许正是心中有正确的爱好和信仰,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过得快乐,会把所有因疾病带来的烦忧都抛弃。
母亲是进过私塾,读过老书,擅长写毛笔字。她在重病中,我们姐妹曾鼓励母亲重新拿起笔练习写字,打发她觉得无所事事的时光,让她不再多想病痛的烦恼,也不愿意她再回到乡下去,操劳着她的菜园。姐夫是母亲的书法老师,他带母亲去益阳作家周立波故居参观,并且要母亲签名纪念,还表扬母亲的字写得好。说:“我第一次才发现,岳母的字写得这么好!”于是母亲更有信心写字了。她在写字中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忘记了绝症晚期带给她的疼痛,“一边吃药也不忘写字,都感觉药不再难吃”。母亲欣喜地告诉我,当年外公就是把她当作儿子养的,送她进私塾读书写字,希望她成才。
母亲在练习书法中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按照她的病情,可能她是不能过上八十岁生日的,没有想到了母亲不仅还过了年,而且还过了元宵节。于是我忆起了二十多年前,自己练习书法的时光,那时书法课上,工业美大的老师对我们同学说:“书法就像是练气功,是要用气的,练习书法能治病,曾经的一位化学老师,她生病了,改行练书法,病都好了。”正因为有人家的经验之谈,我们就对母亲说:“要勤练习!”母亲也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每天午后都坚持练习,她就像个小学生,默默地读着贴,一笔一画地临摹,遇到难写的字要写上一分钟,但从不言放弃,因为她后期是模仿王羲之的字贴。母亲从秋天练到冬天,天冷起来,姐姐打开空调的暖气,让她在书房里练字,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不再是个农妇,只会作田种菜,缝缝补补。我们表扬她这样能享受学习带来的福利,像城市里的老太太了,母亲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在没有人陪伴时她一边练字还一边听**音乐,这都给了她心里的慰藉。
虽然母亲病情严重,但她真正卧床不起才三天,可以说她是自然回归。母亲离我们已很遥远了,但当油菜花开时,故乡的春天有母亲的影子,我闭上双眼,梦中的母亲若隐若现,全是她在练习书法的样子。梦醒时,我的心是洒脱、是了然、是安往。
从放牛娃到乡村医生的哥哥
我家这个哥哥原本是家里的老二,由于最大的一个哥哥英年早逝了,于是我们下面的兄弟姐妹便叫他大哥了。以前,哥哥逢人就说我家兄弟姊妹中,就他读书最少。确实如此,他只有初中毕业,生不逢时啊,那时正值**中,升高中,不完全是看学习成绩,还要看家庭成分,才能推荐升学。就是因为我爷爷阶级成分的缘故,学习好的哥哥失去了读高中的机会,被迫回家务农,在生产队放牛。
那年我大概是三岁多吧,有了记忆,依稀记得哥哥有一次回家向母亲哭诉,大队支部**把他的牛牵走了,说哥哥放牛去吃了他们生产队的绿肥,真实情况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那时推荐谁上高中,也是大队**说了算。母亲在世时,也时常说起那事,说哥哥跟着她吃了苦。父亲在卫生院工作,也是由于阶级成分的问题,胆小怕事,不敢同别人争什么,但对孩子们学习的事从不言放弃,自己的医疗技术也十分精湛。虽然哥哥没有上高中,但每逢周日和节假日父亲回家还是指导哥哥读(中医中药)书,教他打针换药等等。那时,改革开放前,村民的小毛小病多,特别是肺结核病人也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天天如一日的,得肌肉注射链霉素,天天跑医院或卫生院还真不是那么方便,于是哥哥应了他们的急,都是上门无偿给他们注射的。记得快要改革开放前的一日,也是那个大队**带乡政府团支部的年轻团干来采访过母亲和哥哥,之后哥哥被为乡的优秀共青团员。接着父亲为哥哥报了函授班,订了医学书和中医杂志,为后来哥哥考上乡村医生的行医执照奠定了基础。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放学回家,惊喜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家堂屋里摆上了药柜等,哥哥正式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其实他是行医与务农两不误,黑清早、半夜里,村民家里有谁病了,哥哥背起他的药箱穿村走户,从不推托。不久父亲也因病提前退休帮忙哥哥了,哥哥的业务开展得更加得心应手。八十年代末农业生产也半机械化了,哥哥还买了“铁牛”耕田,不仅把自己家里的七八亩田耕了,还承包生产队其他一些人家的。春耕生产一开始,就更加忙碌起来了,皮肤晒得黝黑发亮很粗糙的。那时父亲负责坐堂看病和哥哥一起炮制中药,出诊也是哥哥多些,田里的体力活依旧由哥哥承担。那时暑假里,我经常被父亲和哥哥安排去县城和市里的药材公司帮忙调药。那些营业员都对我哥哥很熟悉的,一见到我去,就问:“你是帮你爸爸的忙吧?”
他们肯定是见我哥哥皮肤晒得显老的缘故,他们认为我哥哥是我爸爸了,可见哥哥那段岁月的辛劳。上苍总是青睐勤劳的人,改革开放不到十年,我的老家村民们都是靠勤劳致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土砖房渐渐都被楼房取代,我们家也不例外,八十年代末也盖了两层楼房,居住环境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哥哥支助我们家最小的姐妹三个都完成了学业,相继考上了理想的大中专院校。接着又培养自己的一双儿女考上大学,小的是女儿,三年前已硕士毕业在湖南省城长沙参加了工作。
十五年前,哥哥在思想上也要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后,也协助***管理村里的大小事。就在前年,老家益阳有些地方发洪水,年过花甲的哥哥仍去离家二十多里路的湖区参加抗洪抢险,帮灾民们战胜了洪涝灾害,和村委**们在鲜艳的党旗下,沧海横流,重温入党誓言。今年春节前我回了故乡,哥哥仍是脚不停手不住地忙着卫生站和村里面的事。为了迎接猪年新春佳节的到来,上级指示各村要打扫卫生,村主任在清早第一时间通知他参加,当时正有一个病人在打吊针,于是我主动帮忙照看等着换药。后来回家吃早餐哥哥还穿上了印有“义工”字的红马甲,嫂子说:“看,他穿了件环卫工人衣服。”听了的人都哈哈大笑。
哥哥常去村里做义务劳动,只要他身体力行,我们兄弟姐妹及他儿女并不反对,他付出他乐意。搭帮改革开放了,党的政策好,否则,怎么会有哥哥的今天呢。愿哥哥继续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奏响一曲曲夕阳红的赞歌。
云姐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那个上午我正在唱歌,云姐她突然出现在我房门前。当时,隔着玻璃看到有人在窗下徘徊,我心里想要她从楼梯口去下面,我以为是别人来找父亲看病的,不晓得路。只是我并未说出口时她已开门进来了。我想喊她又不想喊她,怕弄错了。终于她开口了,在我满怀期待的双眸专注下。“是全红吗”?她问,好熟悉的声音。“你是云姐吗?”我问。“是的。”她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