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到底有多远
●文/谢端平
余华在一次签售时说,不仅是国外的汉学专业,一些其他专业的老师和学生也对《兄弟》表现出兴趣,认为可以通过这部小说了解当代中国,了解中国两个不同的时代。因此他认为,《兄弟》有可能超出文学领域,成为其他研究的文本。(《兄弟》:成美大学教材 余华称影响将超出文学,《南方都市报》2006年5月23日)美国大学的非汉学专业的师生要从《兄弟》中了解中国,脑袋长在他们头上,要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可余华置文学常识于不顾,倚西方而自重,不是明智之举。
在传媒不发达的年代,通过小说研究社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如今史实类书籍多如牛毛,一个硬盘即容纳无法计数的信息,虚拟世界又似乎无限大,还有那个必要吗?如果余华想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线人”,建议他去写历史——主攻现代史和“当代史”。司马迁是个榜样,《史记》的历史性是食料,而文学性是盐,盐使食物有了味道。而对于小说来说,历史性充其量只算“盐”,甚至连“盐”也算不上。余华的“教材”希望,就好像端出一盆菜,让食客们将盐份分离出来,摆在台面上品味,不断地赞叹:“好咸!”余华真看扁了美国大学的师生们,他们可没有脑残到这地步。
研究历史有多个途径,小说是模糊而最靠不住的途径。余华曾说过:“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打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虚伪的作品》)稍微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被这样“虚伪”过的小说,“历史性”已经不是盐,而是不能过多食用的“糖精”或者激素之类。将“虚伪的形式”接近的“真实”当成现实来研究,并且奉为“教材”,美国大学的师生们既然没有脑残,那么很可能就是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