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
2003年国庆节过后，我终于逃离了广东潮阳的一间印染厂，不是辞工，在此之前我已经多次提出了辞工的申请，但一直未获批准，主管没有给我任何理由，总之就是不准。据我后来的猜测，不是工厂离不开我，而是如此廉价的劳动力，尚未榨干。当然这已是一个无法求证的问题，我决定离开，一方面是因为工作时间的无规律，总是白班和夜班来回倒，让我的生物钟错乱而焦虑；另一方面是这个叫做两英的小镇，实在是偏僻极了，无趣极了，下了班除了打打球，呆在宿舍里读书，再也没有让人兴奋的事可做，感觉日子太漫长。假如有一次恋爱早早光临，兴许我还能有所留恋，不至于仓促离开。
多年以后，我还记得那次逃离的过程，潦草、决绝，像是突然掷出去的感到厌恶的某种情绪。天刚蒙蒙亮，我让一个同学将早已打包好的行李从宿舍楼后面的围墙扔到外面的草丛，同时我也扔掉了一个月的薪水。我两手空空从工厂大门大摇大摆地跨了出去,身后是十个多月的时光,被打上封条,定格在这个名叫两英的小镇。我没有回头，也不让同学送行，孤身一人提上行李，叫了一辆三轮车，直奔汽车站，坐班车到了汕头，由汕头再转乘长途客车到了深圳松岗。
我提前给妹妹写了信，她给我找了一个落脚处——日租旅馆。一天20元，房间很小，摆了一张小床，一台旧电视机。我妹妹白天上班，下了班，从工厂带点饭菜给我，有时候加班，就会很晚，我只能等着，因为没有手机可以联系，我有时坐在床上翻看刚买来的深圳地图，有时也打开电视看深圳的新闻，点上一支烟，脑海里盘算着口袋还剩下多少钱。毫无疑问，我需要一份工作，否则很快就会坐吃山空，万不得已的时候，自然我是可以厚着脸皮向妹妹借点钱的，作为兄长，要张这个口，总归心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