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女孩推门进来时，马平川在抽烟。坐吧，马平川说。他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挥手驱散掉面前的烟味。女孩看他一眼，走到对面坐下。办公室有些热，马平川拿过遥控器，把空调调低两度，窗外的副机沉闷地运转起来，风门里咝咝吐出冷气。女孩低着头，目光落在手中的资料袋上，不敢正眼看他。马平川喝了口茶，把嗓子润了润，问她，叫什么名字？他烟抽得有点多，声音里就像掺了沙子。

陈巧，她说。声音很低，说话时，目光在他脸上短暂一扫，又迅速移开。紧接着她的头又低了下去。

马平川看了看，女孩素颜，眉毛也没修，但五官搭配十分恰当，整张脸显得精致、干净。穿着也恰到好处，黑底白点的衬衫，搭条粉色长裙，简单、明快。如此素面朝天的女孩，倒是很少能见到了。这是陈巧给马平川的第一印象，形象不错。但他招的是助理，除形象之外，必须落落大方。后面这项，女孩达不到马平川的要求，她显得过于拘谨。马平川当即就否定了她。

接下来，马平川问了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学的什么专业，哪里毕业，有什么兴趣爱好等等。这是他的习惯，也是礼节。对于面试，他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他毕业于千禧年，从学校里出来，家也没回，就坐着火车到了深圳。找工作花了近三个月时间，天天跑人才市场，排着队投简历。多数石沉大海，偶尔得到面试机会，竞争也是相当激烈。几十个人，像打橄榄球一样，盯着一个岗位死命争抢。负责面试的人居高临下，用咄咄逼人的语气，像审犯人似的，向面试者扔出一个又一个犀利的问题，让他们自乱阵脚。现在回想起来，马平川仍心有余悸。在那三个月中，他饱尝了被拷问的苦楚。因此，他格外注意面试者的感受，无论是打工，还是当老板，对坐在面前的每一位应聘者，他都保持足够的尊重和客气。更何况她是个女孩。

问完之后，是例行公事的一道程序，马平川让她把简历拿出来。她拉开资料袋，拿出一张简历，递到办公台上。她的手有点抖，就像个犯了错的学生，向老师递过一份检讨书。马平川拿过简历，粗略扫了一眼。还真是简历，只有一页。除了基本资料，没有别的信息。工作经验一栏里，填着两个字：空白。学历则写着：大学肄业。字是手写的，很工整，算是这份简历上唯一的亮色。马平川把简历退回给她，说，不好意思，你的条件与我们公司要求不符。

她低低地“嗯”了一声，拿回简历，放进资料袋里，脸上并无失落表情，仿佛结果早在意料之中，这次的失败，只不过是众多失败中的一次。她说声了谢谢，从椅子上起身，拍拍裙子，就像拍去压在上面的某种重量，整个人突然间就放松下来。没有了那份拘谨，马平川觉得她生动了许多。出门时，她小心翼翼地把门带上了。

马平川打开电脑，进了前程无忧网站，打算从招聘资料库中，寻找下一位面试者。几十份简历过滤一遍，没合适的，就关掉网站，打开邮箱，给东莞一家客户发邮件。刚发完，手机震了一下，他拿过来，点开屏幕，是沈伶俐发来的微信，说她和儿子在医院等他。这次是北大医院。他看了下表，五点钟，已经擦着下班高峰期的边。他赶紧起身，把散落在办公台上的文件草草捡成一叠，拿过一块花岗岩做的镇尺，将一天的工作压在了下面。

2.

马平川下了楼，没走电梯。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像缩水一样，体重锐减二十几公斤，脚底下轻了许多，从五楼到一楼，气都没喘一下。他走到停车区，拉开车门，打着火，趁发动机预热时间，站在车门边，抽了根烟。太阳很烈，白亮亮地挂在西边，工业区弥漫着一股烤焦的味道，杂乱的声音混在焦味里，被风送过来。马平川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拧熄，上了车。

出工业区左拐，是布龙路。转弯时，马平川的目光被什么东西挂了一下。他赶紧减速，侧过脸。一个女孩坐在马路牙子上，是陈巧，屁股底下垫着资料袋，双手抱在膝前，眼睛盯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一阵风吹过来，她的头发飞起。马平川踩住刹车，把车停到旁边，降下车窗问她，还没走？她指了指旁边公交站台，说，在等车。马平川问，你住哪里？她说，龙胜村。马平川说，龙胜地铁站附近？她点点头说，是的。马平川说，我也去那里，带你一程吧。

她有些犹豫，但还是上了车。绑安全带时，她摸索了好了一阵子，才找到卡扣，将安全带锁好。她有些忐忑，一副怯怯的样子，落在马平川眼角的余光里。但马平川确实只是顺路，并无它想。这个时段，去北大医院，最好的方式就是坐地铁。事实上，自从地铁通到龙华后，他就很少开车进关了。

路面还算通畅，前方一辆白色宝马里，一个小孩站着，把半个身子从天窗里伸出来，对着天空，露出一脸天真无邪的笑容。马平川触景生情，想到了儿子，心里一阵绞痛。在深圳的这些年，他以打工为起点，先后经历了结婚、创业、买房、生子等人生大事，一路磕磕绊绊地走着，历尽艰辛。最近几年，峰回路转，事业上来了个飞跃，公司成为诺基亚的供应商，订单稳定住了，资产也开始以滚雪球的形式增长。他似乎算得上成功了，可生活就像深圳的马路，时不时给你堵一下子，任你怎么努力，也无法使它变得顺畅。在事业稳定时，儿子却病了，白血病。从医生口里听到这个结果时，他差点晕倒。这相当于直接给了他一张裁决书，无论如何努力，他都是个失败者，与儿子的病比起来，一切成功都已经微不足道。只要一想起儿子，马平川的胸口就像被什么东西塞住。他把车子开到边道，减慢速度，想叹口气，可考虑到旁边坐着的是位陌生女孩，又将这口气强行压下了。

车子行至一个三叉路口，路面开始拥堵，前方亮起大片刹车灯的红色，车子一辆接着一辆，咬在一起，渐渐停住不动。马平川踩住刹车，等了五分钟。四周响着一片焦灼的喇叭声，让堵塞变得无比漫长。在深圳，堵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马平川有些焦虑，想说说话。这个性格内向的女孩子，也许并不是一个好的交谈对象，但有个人在旁边，总比没有好。他问她，为什么应聘总助这个职位？她说，工资高。他又问，工资高对你很重要吗？她说，非常重要。他说，为什么？她说，我妈病了，需要钱。马平川把车子挂到空档，拉紧手刹，目光转向她的脸。

什么病？马平川问。

她说：尿毒症。

马平川心里一抖，涌起一股同病相怜的感觉。这半年，因为儿子的病，他一直在医院里跑，对医院的了解，比家还要熟悉，尿毒症这种病他知道，就是个无底洞。她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为了给母亲治病，大学没读完，不得不中途退了学，把老家的房子也卖了，母女俩开始漂着，两年时间不到，钱就花得差不多了，所以才来了深圳，听说这边钱多。马平川说，钱是多，都把深圳想象成一块肥肉，可是却没有人想过，肉多狼也多。

几次红绿灯交替之后，路面通了，堆在一起的车辆开始稀释。车子启动的瞬间，马平川做了个决定。他说，把你的简历再拿来看看。她从资料袋里把简历拿出来，递给他。马平川接过之后，没有看，直接把这页纸放进了包里。他说，下周一去公司上班吧。这个消息过于突然，让她猝不及防，她愣愣地看着马平川，惊讶和惊喜同时凝结在脸上。过了好一阵子，她才说：谢谢。

3.

下班时段，进关的人少。马平川上了地铁，车厢里宽松得有点过分，走道两边，一堆座位十分铺张地空着。他走到吊环底下，手伸进环里，握紧，站在那里。在地铁上，他习惯站着，这样方便看窗外。四号线从南至北，将龙华分成两半，一边是民治街区，另一边是羊台山。他喜欢羊台山，任何季节，都是满山的绿色，鲜艳地亮在那里。时间是傍晚，阳光开始变得微弱，像支散乱的毛笔，将那条上山的石板路，肥瘦不一地勾勒出来，路上晃动着一些正在爬山的人影。

马平川有些伤感。半年以前，每个周末，他都会带儿子去爬羊台山。上山之前，儿子会问他，今天谁赢？他说，当然是你。然后他们就开始比赛。每次都是儿子赢。儿子身小体轻，走山路如履平地，蹦蹦跳跳就上去了。那时马平川很胖，一米七三的身高，体重一百八十多斤，肚子上坠着一圈沉重的肥肉，每次爬到一半，腿就开始哆嗦，剩下的路，他不得不手脚并用，一步步艰难地往上挪。儿子轻松抵达山顶之后，会返回来，陪他休息一会，再重新划定起点，接着比赛，如此反复。在那条路上，儿子一次又一次轻松地把他甩在身后，取得完胜。儿子喜欢战胜爸爸的感觉，马平川也喜欢被儿子战胜。他愿意以失败者的身份，为儿子的成长贡献一分喜悦。

现在，羊台山一如既往地绿着，而他和儿子爬山的时光，却像是一部到了尾声的连续剧，突然就停住了。马平川的欢乐，也在那一刻停住了。那天他带儿子去爬山，到了山下，儿子突然告诉他，他不想爬了。马平川说，来都来了，怎么不想爬了呢？儿子恹恹地坐在车里，不说原因。马平川哄了好一阵子，嘴皮都磨破了，可儿子油盐不进，顽固地跟马平川对峙着，无论如何不肯下车。马平川生气了，抓住儿子的胳膊，像拎一件东西那样，粗暴地将他从车里拎了出来。马平川说，不爬也得爬，跪都给我跪上去。儿子只好一脸委屈地跟在马平川身后，慢慢往山上走，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马平川很失望，有好几次，他停下来，想发脾气。然而更让他生气的还在后面，爬着爬着，儿子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喘着粗气说，爸，我不行了。

你怎么就不行了？马平川的耐心已经用完，再也忍不住怒火，他猛地转过身，鼓起眼睛，瞪着儿子。正要发作时，儿子摇晃一下，歪倒在地上。马平川赶紧跑过去，将儿子抱起。他发现儿子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脸白如纸，运动衫前面红着一块，两条血迹从鼻孔里挂下来。当时马平川还没觉得有多严重，以为儿子只是倒地时鼻子被撞到了。到了医院，挂号、问诊、抽血、化验，一道道程序走完，最后确诊时，医生拿着化验结果，反复看了好几遍，才郑重地对他说，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儿子得的是白血病。马平川犹如听到一声惊雷，脑袋里嗡地响了起来。他对医生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他妈怎么可能，你一定是搞错了。医生说，我像是在开玩笑吗？人命关天，我可开不起这种玩笑。医生把诊断结果写在病历本上，扔给马平川，让他尽快转血液科，配合医生作深切治疗。

深切治疗，扯什么淡。马平川气得想拍桌子。他根本不相信，儿子一直活蹦乱跳的，怎么可能跟白血病扯上关系？他带着儿子又换了一家医院。还是同样的程序，挂号、问诊、抽血、化验，结果出来，仍然是一声惊雷，这次的医生说的更有把握，他说当医生二十几年，经手的病例，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他不会错。这时马平川才相信这个结果，他就像通了电一样，浑身哆嗦起来，一秒钟之内，全身上下就被汗水浇透了。过了一会，他给沈伶俐打了个电话。接通之后，他握住电话，又不知怎么说好，迟疑半天，才告诉她这个结果。沈伶俐在电话里“啊呀”了一声，手机和声音一起掉到地上。半个小时之后，她仓皇失措地赶到医院。马平川把诊断结果拿给她看。她摇晃一下，扶着墙，就像被抽了筋，软绵绵地就往地上歪。马平川赶紧伸手，抓住她的一条手臂。但她还是一头栽倒了。那时他已经没有力气将她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