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父亲身体出了点问题，17年2月16日，我坐上了回老家的列车。因为这个时候回家的人少，所以乘车时并不拥挤，上车后很多车厢是空的。哪怕后来在广州上了很多旅客，列车仍然空了很多车厢。听列车员说，这次列车总共才三百多人乘坐。于是，原本满员的19号车厢很多旅客跑到了17、18号车厢。一人一个座位，可以躺下来休息。这样的机会对外出打工，又囊中羞涩，经常选择坐普快的人来说实是难得。要是春节回家，不仅一票难求，而且做梦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我也索性拿自己的行李来到18号车厢。
       躺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膀大腰圆，皮肤黝黑，嘴唇肥厚，上穿一件破旧灰色夹克衫的中年男子。可能没有休息好的原因，虽然时间才下午两点多，列车出发也没多久，但他已经在车上睡着了，而且还大声地打着呼噜。他的样子也有点儿不雅观，不仅露了半截肚皮在外面，而且嘴角流着口水，额头上冒着细密的汗珠。我猜想他是在工地上做着最苦最累活的民工，他刚从工地上下班就坐上了这趟回家的列车。于是，我没有惊醒这位呼呼大睡的中年大哥。将行李放到行李架上后，我就坐下来看手机。
       坐在我斜对面，也就是过道另一侧座位上坐着三个年轻的小伙子。三个小伙子理着时尚的头发，穿着时尚的衣服，脚上的休闲运动鞋也是价格不菲的牌子货。其中有一个头发染成了红色，有一个耳朵上打着耳钉。上车时一人推着一个大大的密码箱。三人将行李放好后，并没有找空位睡，而是玩起了扑克。先是斗地主，后来可能觉得不过瘾，三人玩起了比点子，谁赢了就拿空矿泉水瓶猛砸输了人的头。只见噼里啪啦，三人玩得不亦乐乎，引多人侧目。三个小伙子应该也是来深圳务工的青年，但他们一定比躺在我对面的中年男子活得轻松多了。中年男子醒来去他头顶货架上的包里拿玻璃水杯喝水时，我看到他那个鼓鼓囊囊，又脏又旧的牛仔包缝过很多针线。碰上有钱人，或稍微大方点，又爱面子的人，这样的包早就弃之不用了。三个小伙子用的是高端智能手机。中年男子用的居然是一台老掉牙的按键机。车上几乎人人在玩手机，唯他不玩手机。他不是呼呼大睡，就是去车厢接口处抽烟，呆几分钟过来。他的牙齿焦黄，烟瘾应该很大。他也好像不大喜欢与人交流。因此，我也没有主动去与他说话。虽然他人看上去膀大腰圆，人足有一百七八十斤，但我感觉他身体有点儿虚。因为他只要躺下，额头上的汗水就直冒，仿佛是在六月里的天气。而车厢里并不是很热，外面也是阳光明媚，温暖舒适的春天。
       有段时间，他可能穿着鞋子睡觉不舒服，或是脚出汗了，将脚上的迷彩胶鞋脱了下来，穿着袜子，缩着身子躺在座位上。他把鞋一脱，我立即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但是，我没有说，也没有去叫醒他。理由是我想到他在外辛苦了一年，让他好好睡一觉吧。其次，我还担心自己把他叫醒，说他脚臭，会让他难为情。要知道，一个成年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说脚臭真的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但是，他的脚臭被打牌的三个小伙子闻到了。他们没有选择沉默，而是礼貌地叫醒了中年男子，叫他穿上鞋子。中年男子意识到自己的脚臭影响了别人后，马上起身，二话不说穿上了用来在工地上干活的迷彩鞋子。
       火车在黑夜里继续前进，在买饮料，矿泉水的乘务员最后一次推着手推车经过车厢之后，车厢里除了一个不到一岁，应该还在吃奶的小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论她的母亲怎么哄她，她就是啼哭不停。虽然她的啼哭影响了大家休息，让人心里生出点儿烦躁，但大家都保持着一至的沉默，都不约而同包容了小孩的啼哭。我见到小孩母亲见自己怎么也哄不住小孩啼哭后，心里可能生气了，在小孩屁股上拍了两下。这样，原本断断续续啼哭的小孩反而哭得更凶了，不仅声音提高了几个分贝，而且节奏也快了好几拍。对面的三个小伙子也停止了玩扑克牌，有两个靠在椅子上昏昏欲睡。有一个小伙子可能以为乘务员休息去了，便掏出烟在座位上悠然自得地吸了起来。说实话，我原本对三个年轻小伙子留下了好的印象，觉得他们年轻、朝气、阳光，懂礼貌。但小伙子在车厢里抽烟的举动让我心里不由对他生出一丝反感来。谁都知道，车厢里禁止吸烟，要抽也要到车厢接口处抽，这规定小伙子应该不会不知道。他不能容忍中年男子的脚臭，怎么能够容忍自己在车厢里吸烟呢？人性真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我心里暗暗说道。就在这时，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乘警过来巡查车厢了。小伙子见状立即把烟藏了下来，但烟雾缭绕又怎能躲过乘警的眼睛？乘警走到他面前停了下来，表情严肃地示意车厢不能抽烟。小伙子立即自觉起身跑到车厢接口处抽烟去了。不久，我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说到现在的乡村，我们就难免发出这样的感慨：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我在一些媒体上也看到，中国很多的乡村正在慢慢地消失。我的故乡虽然没有了以前的热闹，平日里村子里都是中老年人，小孩居多，但是，还看不到要消失的迹象。我每次在娄底火车站下车，坐班车回安化的路上，我都看能到路边矗立起了一栋栋新房。并且，房子越建越漂亮，越建越豪华，有的与城市的别墅毫不逊色。这让我觉得，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有钱了，他们真的告别了以前为吃穿住发愁的贫穷日子。但是，除了经过的一些城镇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外，很多偏僻的山村却是一片寂静。很多好好的房子大门紧闭，门前长满了杂草，没有人居住。唯有在风中寂寞地摇来摇去的红灯笼告诉你，房子在春节时有人居住过。春节一过，房子的主人就进城务工去了。虽然很多房子寂寞地空着无人居住，但是，我发现家乡的人们仍然在努力地建造新房。
杜甫曾在诗里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拥有自己栖身的房子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梦想。房子破旧了，盖上新房子是理所当然的事。但现在，房子在农村好像成了一个人的面子工程，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谁家的房子建得大气，就意味着这个人有本事，会挣钱，就会成为大家眼里羡慕的能人。于是，凡是手里有点余钱的人就会拿钱在房子上做文章。有的尽管在城市买了房，但仍然在村里将旧房拆了建起了新房。尽管新房自己一年四季住不了几天。这事儿我还特意问了我的一个表哥，他也在城里买了房，我问他干嘛还要在村里建房，换作是我，我要拿这几十万去享受生活。他对我说，他总有一天要回来，自己老了，城里的房子连棺材都没地方放。虽然他在城里买了房，目前生活工作在城里，但城里并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家，他并不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城里人，他的根仍然在农村。我村里有一个很有出息的大学生，他也在老家建了一栋四层的引人注目的别墅。别墅里就住着他的父母两个老人。当然，大家都很羡慕老人有一个那么有出息的儿子。很多人为了让别人瞧得起自己，也为了在村里有面子，不惜借钱盖房子。他们从来不懂生活是可以用来享受的。
        现在，政府对那些没有建房的困难百姓也很关心。只要你建房，一人免费补贴两万。在我村里，就有好几户有这样的指标。但是，问题又来了。政府要求你所建房子不得占用耕地。而这几户人家旧房子都在半山腰，远离公路，交通很不方便。你不让他占用耕地建房，那么，这些村民将仍然住在偏远的半山腰，仍然不能改变交通不便，东西要用肩挑的状况。而独自修一条公路到半山腰又没那么多资金。于是，这些有了指标，但自己又没有钱建房的村民只能无奈地放弃建房了。我听村里的人说完这事后，觉得政府给老百姓补贴建房是好事，但又硬性规定这些乡亲只能将住房建在原址，不得占用马路边的耕地建房有点儿不妥当。要知道，那些住在半山腰，交通不便的村民儿子娶媳妇都困难。可惜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否则，我一定同意那些村民将房子建在山下靠近公路的耕地里。听说有的地方为了让老百姓摆脱贫困，就要求住在僻远地区的老百姓搬迁出来。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好，很符合人心。只是不知道这种政策什么时候才落实到我的家乡。
         回家第一天，与父母一起聊天时，父亲对我说，他今天上午在医院门口碰到同村的村民邹某。邹某对父亲说，他的父亲现在县人民医院住院，神智不清，几乎成了植物人，离不开人的照顾，他想叫在外面打工的妻子回来照顾住院的父亲，他好去给别人盖房子挣钱，但妻子不仅不回来，而且一听是他的电话就将电话挂了，电话也不接，他想去法院起诉妻子。父亲说，邹某当时一边说话，一边流着眼泪，人也憔悴不堪。都说男人有泪不轻弹，可邹某却当众对我父亲像一个妇人那样哭泣流泪。父亲劝慰了他一番，叫他与妻子再好好沟通后就离开了。我问父亲邹某以前与他的妻子不是感情很好吗，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父亲叹了口气说，还不是女人出去打工后在外面有人了，以前两口子在家感情是挺好的。可自从女人在外面有人后，女人就很少回来，回来对邹某也不理不采，闹着要与邹某离婚，听邹某说两人都三年没在一起了。
      以前，农村出来的人嘲笑城里人在男女关系上太开放。但现在，农村人的思想与观念不再像以前那么封建、守旧、保守。我小时，村里男人女人都窝在农村不出去，很少有离婚的，偷情的事也少有发生。哪个女人若是背着自己男人出轨了，被人知道那可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可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大家都选择外出务工后，男女的婚姻也受到了冲击。由于有的家庭女人要带小孩上学，或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很多夫妻并非一起出去打工，而是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但一个正常的男人女人，谁愿意过这种没有夫妻生活的日子？加上思念观念的变化，不仅在外务工的男人背叛家里的女人，而且，家里的女人也有自己的相好。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在以前是遭人唾弃的，是很不光彩的，但现在大家习以为常了。当然，这种开放的男女关系让家乡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两人实在感情破碎，选择离婚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离婚的现像层出不穷，就值得我们深思与关注了。谁都知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离婚则意味着一个家庭的解体，也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消极的因素。
         在八九十年代，家乡很多年轻的小伙子为了改变家里经济状况，为了增加家里的收入，他们选择了去附近的煤矿挖煤。虽然挖煤的事辛苦而又充满风险，但没什么致富门路的他们都选择了挖煤。后来，家乡很多年轻人又离乡背景来到广东韶关挖煤。当时，家里有挖煤的年轻男子，家里经济普遍要比家里没年轻男子挖煤的好。像我家，虽然我爸是***，但他因村里的事不能离开家乡去挖煤，我又读书，两个姐姐也不能挖煤，一家人就靠种点儿烤烟，母亲多喂两头猪增加点儿经济收入，所以，我家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每年都有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还住着土墙房子的时候，而家里有挖煤劳力的在村里率先盖起了坚固的红砖房子。可是，没想到的是，这只是他们短暂的幸福生活。这些挖煤的年轻人后来多人得了尘肺病。而且，国家关闭这些私人煤矿的时候，他们的病没有及时的发现，所以也就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补偿。直到煤矿解散了，直到他们回到老家尘肺病才一一被发现。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因为尘肺病，现在成了一个废人。不仅妻子离他去了，而且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特别艰难，老了的父母没人孝敬，一家人就靠着国家给的那点儿低保过日子。我的一个堂姐，还有同姓两位嫂子，因为男人得尘肺病去世了，其生活过得也是苦不堪言。至于他们以前盖的红砖房子，现在村里已经很落伍了。
       我回去的第二天，一个与我母亲要好，与我们同乡不同村，经常与我母亲一起去镇农贸市场给人干点零活的老太太来到我家里，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在我面前说起她患矽肺病的儿子。
       老太太今年七十多岁，满头白发，一脸深深的皱纹，腰弯了，门牙全没了，吃东西只能吃软的，稍微硬点的东西就嚼不烂。她与我母亲一样，也是在镇上租房带孙子读书。她对我讲，他的儿子也得了矽肺病，但她的儿子不是当年在广东韶关挖煤，而是在江西。我问她要到赔偿金没有？老太太说一分都没有，要到了赔偿金现在的日子就不会过得那么艰难了，还说不仅儿子以前挖煤挣的几个钱都治病花完了，还借了很多亲戚朋友的债。更让人犯愁是，儿子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现在瘦得只剩皮包骨。去年年底，病情加重，家人都以为他挺不过今年春节，儿子要走在她前面了，但没想到又挺过来了。儿子身体健康的时候，他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但自从儿子得了尘肺病，他们的日子又回到了解放前。家里老头子身体又不好，不能外去挣钱。媳妇虽然没有抛弃男人，但年纪四十岁来岁的她也挣不到什么钱，她辛辛苦苦挣的那几个钱要用来送两个小孩读书。都说现在日子好过了，可他们一家人还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老太太听说我第二天要带我父亲去长沙附二医院检查身体，说她儿子前天也去了长沙附二，这次是国家免费给尘肺病人治疗，只要自己掏点儿路费。如果没有这次免费治疗，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活一天算一天了。老太太说话时，一脸的悲戚，眼泪早已打湿了她的眼睛。
       因为儿子得了矽肺病，老头子身体又不好，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每天早早起来与我母亲去农贸市场给菜市场的老板做点儿零活。听我母亲说，老板当初嫌她年纪大了，身体不硬朗，不让她做，直到我母亲对老板说一番好话，老板才心不甘情不愿让她做活。因此，老太太与我母亲关系特别好，没事就过来与我母亲聊天。去农贸市场做零活的不单我母亲与老太太，还有很多老太太。她们都是儿女在外面打工的留守老人。虽然一天下来，也就挣个十几二十几元，做着付出与收获完全不成正比的活，但她们一点也不嫌少，做得很有劲。平时，在路上见到一个瓶子，见到一张纸皮她们也会欣喜地捡起来。她们苦着累着，都是为了减轻儿女的负担。
       像这种因家里有尘肺病人过着艰辛日子的家庭在我的家乡一个村不少于五户。现在，大家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可是，家乡那些尘肺病患者家庭，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
         我带父亲来到长沙湘雅附二医院后，因为要第二天才能进院检查，所以，我与父亲必须在长沙住一晚。本来，我打算带父亲去住酒店。在附二照看姐夫的大姐对我说，酒店住一晚很贵的，她带我与父亲去一个老乡开的旅店住，只要三十元一晚。我能想到三十元一晚的旅店是什么样子，因为十多年前我在深圳住过二十三十元一晚的旅馆。但想到这次带父亲来长沙看病不知要花多少钱，带来的钱有很大地部分还是我母亲省吃俭用挣来的，姐又说旅店有热水洗澡，住酒店我怕姐说我乱花钱，而我又非有钱之人，我便跟着姐来到了老乡开的旅馆。
       旅馆在附二的旁边，是一栋有了年代的老房子，与长沙城里那些高耸入云，耀眼夺目的高楼相比，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房子外墙是老掉牙的水泥墙体，楼梯间窄窄的，掉了漆的木制栏杆，水泥地面又黑又脏。旅馆老板娘将原来的套间隔成很多小单间，每间单间放张床后就没剩下多少空间。不过，说着同样家乡口音，个儿不高，年纪三十多岁，与姐认识的老板娘见到我与父亲很热情。见公用的厕所冲凉的人很多，她还安排我去她自己住的房间冲凉。
       房子虽然陈旧，房间虽然窄小，但到晚上几乎每间房都住了人。这些人都是从外地来附二看病的人与病人家属。从穿着与口音一看就知他们不是城里人。为了省钱，他们都选择了住这种廉价的旅店。但为了看好病，他们又不远千里跑到省城。
       安排好住宿后，我与父亲跟着姐姐来到了姐夫住院的附二“精卫楼”九楼。我那老实勤劳的姐夫五年前得了过抑郁症。去年，他以为自己痊愈了，断了吃药，没想到在今年春节抑郁症又复发了。姐姐只好又带他来到长沙附二。在九楼出电梯进楼层的门口，我见到有个女子可能不承认自己精神有问题，死活不愿意住院。她的男人则抱着她往里推，她就用手脚勾住大门，拼命不愿意进来，说她要回去。她的男人见此大声骂她，说她不住院，以后他就再也不管她，让她死去。我不好意思围观，又怕围观刺激那个女人，便回到了姐夫的病房。
       病房里除了我姐夫，还住着两个病人。一个是年纪二十多岁，相貌端正，理着平头，看上去阳光帅气的年轻男子；一个是五十岁左右，脸有点像赵本山的中年男子。两人与我姐夫一样，也是抑郁症病患者。
       听姐姐对我说，年轻男子当过兵，退伍回来后安排在当地上班，与妻子都是公务员。妻子去年生了一个小孩，但有白血病，花了八十多万没有治好。小孩夭折后，男子可能受到刺激，情绪就不稳定了。我看到照顾他的妻子留着短发，面容清秀，身材娇好，举手投足皆有气质。如果不是姐姐说，看不出年轻男子精神有什么问题。我问他在哪里当兵，是什么兵种时，他思路清晰，吐词清楚，完全像个正常人。
       姐姐对我说中年男子是湖南湘阴的，原来在家杀牛卖，家里很有钱。去年，他借了一百万给妹夫投资做生意，妹夫生意没起色。可能因为担心妹夫没钱还给自己，担心借出去的一百万打了水漂，于是，他的精神就出现了问题。我看到他躺在床上一言不发，人也没有一点精神，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他的老婆虽然有了五十岁，但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老，头发染成板栗色，脸上没有一点儿皱纹，鹅蛋脸，皮肤光滑白嫩，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十多岁。我心里还想，她当初是怎么看上她老公的？年轻时候的她一定比现在还漂亮。我看到她对她老公态度很好，坐在床边想法子逗她老公开心，喂东西给他吃。但她的老公像一株蔫了的茄子，没一点生气。
       晚上，所有房间病人去走廊上做操时，我走到病房门口看了一会。整个楼层大概有二十多个抑郁症患者。而且有一半还是女子，这些抑郁症患年纪都不是很大，有的还是学生。我看到他们跟着音乐做操时，如果不是自己身在医院，不是事先知道他们是抑郁症患者，我很难想到他们是一群特殊的病人。因为我无法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所以，我也就难以读懂他们的苦衷。但我知道，他们的内心一定是痛苦的。要不，我村里的抑郁症患者廖爱云不会拿绳子自尽，我同学哥哥的女儿不会动不动就拿刀子割自己的手腕，我同学姐姐的儿子不会从楼上不顾自己的生命跳下来。因此，这群人更需要人的关爱与鼓舞。按理说，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人应该活得比以前开心快乐才是，可是，竟然有这么多的人得抑郁症。这实在让我有点儿不解。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狄更斯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的话。
       我姐夫原本木讷寡言，现在更是少言寡语。除了我主动与他说话，他很少主动与我说话。当然，他的大脑还是清醒的，我劝他把一切都放下，少东想西想，他都回答好的。我心里好希望姐夫早日康复，这样，我善良的姐姐就会活得轻松点。为姐夫这个病，她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人也一下子苍老了很多。病人，不仅自己痛苦，也折磨活人。        晚上十点，我与父亲离开姐夫住的“精卫楼”，回到开好房的旅店。我问父亲要不要冲凉？父亲说没有出汗，不要冲。我说我要冲，怕父亲无聊，我把房间里落满灰尘，早就要淘汰的电视机打开，叫父亲看会电视。我则拿着洗漱用具来到三楼与四楼之间的楼梯间，是厕所又是冲凉房的房间准备冲凉。可是，里面已有人在冲。我只好尴尬地站在外面等。我心想，要是住酒店，我就不要这么尴尬地站着等了。大约等了五六分钟，里面的人仍然不见出来，而老板娘从外面拉客回来了。她见到我在等冲凉，便对我说：“你去我房间冲吧。”于是，我便跟着老板娘来到她住的房间冲凉。冲完凉穿好衣服，我用老板娘的胶桶给父亲接了半桶热水，父亲说不冲凉，但睡前用热水泡泡脚还是好的。我拎着半桶热水来到房间时，父亲竟然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了。电视机却在开着。我喊醒父亲，对父亲说：“爸，我给你打了热水，你起来泡泡脚吧。”父亲便起来泡脚。父亲泡完脚，欲自己去倒水，我说我来，我还要把桶还给老板娘。我把桶里水倒了，桶还给老板娘之后，便回到房间准备休息。父亲坐在床上看电视，他好像没有了睡意，电视正在播放一部****时期的连续剧，是父亲喜欢看的。我脱了衣服斜靠在床头玩起了手机，但我不是玩游戏，而是看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些文章。我怕父亲坐着看累，对父亲说：“爸，您像我一样靠在床头吧。”父亲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听我的过来将身子靠在了床头。不过，父亲并没有挨着我，他紧紧地靠着里头的墙壁倚着床头。我与他之间仍然隔着一个人的距离，但这样的距离我与父亲也不知隔有多少年了。我小的时候，夜里经常搂着父亲睡觉；走亲戚时，走累了，父亲就背着我。我与父亲是那么亲密无间。可我长大后，我与父亲的距离却越来远了。年轻时候的父亲英俊帅气，退伍回来就担任了村长，担任村长的父亲在群众大会上发言声音洪亮，口惹悬河，意气风发。可现在的父亲再也找不到昔日的踪影。因为有病，他身体特别的消瘦，原来笔直的腰标也不知在哪一天弯了下来，原来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上去有点儿混浊，原来个子不矮的他现在在年轻人面前显得很矮小，原来在我面前什么都懂的他至今不会用手机发信息，原来喜欢喝点儿小酒，喜欢抽烟的他在医生的叮嘱下将烟酒戒了，原来喜欢高谈阔论的他不知什么时候话语也越来越少了。望着眼前的父亲，我心里涌起说不出来的心酸。父亲没有看多久电视，他又昏昏欲睡了。于是，我起身去把电视机关了，对父亲说：“爸，您累了就睡吧。”父亲听后便将身子躺了下去。可是，他并没有脱下身上的衣服，而是和衣而睡。不脱衣服怎么睡觉？我对父亲说:“爸，你怎么不脱衣服睡觉？这样睡觉会不舒服。”我以为父亲在我提醒之后会起来脱衣服，没想到父亲说：“没事，不脱了。”我想到父亲有前列腺炎，吃了多年的药也没有好，每天夜里要起来多次，现在还是春节刚过，夜里天气还那么冷，父亲可能怕麻烦。于是，我便默许了父亲，尽管我心里有点担心父亲和衣而睡会睡不踏实。
       不知是父亲病情还没有出来，还是住宿玩境不理想影响了我睡欲，我看完了微信上面的文章，刷新了微信朋友圈，看完了当天的新闻，我仍然没有睡意。于是，我便在手机上写一篇以前没有写完的文字。我知道自己写的很多文字都发表不了，但是，我喜欢用写作来充实自己平凡的生活，喜欢用写作来与自己对话。大概凌晨三点的时候，我才放下手机入睡。整整一夜里，我与父亲身体之间都隔着一尺左右的距离。虽然我与父亲的关系没有改变，但我与父亲再也回不到小时相拥而眠的岁月了。我再也不能抱着父亲的脖子，缠着他别睡，叫他给我讲《聊斋》上面的鬼怪故事了。对父亲来说，我也不是那个一脸稚气，喜欢调皮捣蛋的小家伙了。特别是三年前，我没有听从他与母亲的劝告，执意要与前妻离婚，我与父亲的隔阂就更深了。父亲可能觉得他再也失去对我的管束了，我已经消减了他做父亲的权威，他再也不以父亲的身份教育我了。但是，我也知道，他与母亲在内心深处又时时盼着我早日找到另一个女人，看到我一个人在外，心里又无时不刻牵挂着我。而我想到自己为了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幸福的婚姻竟然不顾他们为我操劳了一辈子，不顾他们白了头，弯了腰而伤了他们的心时，我心里也是充满了一丝愧疚。早上起床时，父亲可能看到我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对我说：“你昨晚没睡好吧？”我回答睡好了。父亲知道我没有说实话，又可能想到姐夫得抑郁症的姐夫就是一夜一夜的难眠，一脸忧虑地说：“你平时没有失眠吧？”我怕父亲担心，对父亲说:“我很少失眠的。”        早晨七点四十左右，我带父亲来到附二门诊部大楼前。虽然还没有到医生上班时间，但门诊部前面的广场上人山人海，而且，还有人络绎不绝的从四面八方像流水一样涌来。我终于相信来湘雅附二看个病挂个号都要排一天两天队，甚至更长时间的传言了。因为担心挂不上号，我二姐夫在五天前就拜托在附二做事的他哥哥帮父亲挂了号。因此，我们就不用再去排队挂号了。如果没有二姐夫的哥哥在附二做事，我真的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给父亲挂上号。难怪老百姓说看病难，看不起病。八点整，二姐夫的哥哥在门诊部见到了我与父亲。他带着我们径直来到门诊部后面，好像是第二栋四楼的眼鼻喉专科门诊部。如果不是他带着我与父亲，我与父亲真的一时难以找到眼鼻喉专科。只见看病的人摩肩接踵，就好像去深圳东门老街购物那么拥挤。在四楼的眼鼻喉专科，虽然专家教授还没有来上班，但走廊里已经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二姐夫的哥哥将挂号单给了门口导诊的女护士。女护士见我没有病历本，叫我花五毛钱买了一本病历本。买好了病历本后，二姐夫的哥哥有事忙去了，我与父亲便在走廊里等候就诊。因为就诊是按照挂号的编号，所以不用排队，女护士念到哪个号了，哪个号就进屋让教授或专家看病。父亲的号是27号，前面还有27人，所以没那么快轮到父亲。半个小时后，大姐也上来了。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后，女护士叫到父亲名字了。我与大姐陪着父亲来到大夫看病的房间。大夫是一个年纪四十多岁，黑发里有了一些白发的中年男子。我把病历本与就诊卡给了大夫，大夫便问我父亲哪里有问题，父亲将病情如实地告诉了大夫。大夫便让父亲张开嘴巴喊“啊”，一会，他又拿一个镊子伸进父亲喉咙，叫父亲继续喊“啊”。父亲痛得喊不出来，可大夫却叫父亲继续喊，看得我与姐姐无比心痛。检查完后，大夫叫父亲去做一个喉镜。但这时需要往就诊卡里充钱。为了赶时间，二姐夫的哥哥带着我来到医院后面另一个门诊的地方给诊疗卡充钱。因为那里人少。父亲见着我给诊疗卡充钱，对我说，这次幸亏我回来了，要不，就是有钱也看不成病。没出过远门的他哪里懂得操作这些高科技机器。没点儿文化，没点儿在大医院就医的经验，初次到医院看病的你真的会弄得自己晕头转向。而且，如果医院没有熟人，你可能要跑很多冤枉路。这次幸亏有二姐夫哥哥的帮忙，我就少跑了很多冤枉路。做喉镜时我与姐姐不能陪父亲进手术室，只能在门外等。大概半个小时后，父亲从手术室出来了。我与姐姐看到父亲气色还好，心里也就少了担心。但是，这个时候我与姐姐心里也最不平静。因为检查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这次父亲来长沙就医，是父亲听到县城的医生建议他来省城附二检查，说县里的医疗条件查不准父亲的病，父亲才通知我回家陪他到长沙就医。当时，我们都担心父亲喉咙里长的是一个恶性的肿瘤。但是，我心里也做好了准备，无论父亲得什么病，我都不会放弃给父亲治疗。我怕父亲知道自己病情难受，他从手术室出来后就叫他去走廊那头的椅子上坐着等我。我在门口等着拿结果。大概等了十多分钟，检查结果出来了。我看到检查单上写着“囊肿”“新生息肉”“发炎”的字样，这让我相信病情并非父亲所担心的那么严重，我与姐姐心里长舒一口气。我与姐姐拿着检查结果再次来到导诊台前，因为有姐夫哥哥的关照，女护士很热情地将父亲安排在队伍前面。这样，又让我们省去了很多等待的时间。大夫看了检查结果后，对我与姐姐说:“先开点药吃吃，两个星期天后再来复查。”父亲不想第二次来长沙，问大夫能否动手术把息肉割了。没想到大夫没好声的回答:“你以为想动就动啊，你那么大把年纪，我一刀下去，出了事我得担着，老人家不懂，我不跟你讲，我跟你儿子讲。”我马上好声对大夫说:“一切听大夫的。”大夫给父亲中西药都开了点。因为诊疗卡里钱不够，我又去给诊疗卡充了五百元钱。去药房取完药，便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我打电话给二姐夫哥哥，叫他中午与我们一起吃饭，但无论我怎么请求，他都拒绝了。我只好作罢。我，姐姐与父亲来到精卫楼九楼叫姐夫一起下楼吃饭。因为人多，医院外面那些快餐店，饭店家家顾客爆满，生意特别的好。我们四个人点了一个冬瓜排骨汤，一个家常豆腐，一个窝笋炒腊肉，一个菜心。结帐时老板说九十元钱。价格说不上贵，味道也还不错，饭店老板并没有因为顾客满门而降低饭菜质量。
       吃过中饭，我与姐姐带父亲、姐夫去天心阁、长沙烈士公园逛了一圈。我看到父亲很乐意我与姐姐带他出去走走。在烈士公园，父亲说他当年退伍回家时曾到过烈士公园，但那时的烈士公园没现在那么漂亮大气。在天心阁，父亲仔细地很有兴趣地欣赏着刻在石头上，柱子上的文字。我打算第二日再带父亲去岳麓山与桔子洲头走走。可是，天公不作美，没想到今天风和日暖，第二天天气突变，气温猛降，而且在我与姐姐带父亲去坐车时，又下起了雨，只好遗憾地取消了去岳麓山的行程。我对父亲说要不再住一晚，等明天天气晴了再带他去走走，但父亲拒绝了我的意见，坚持要回家，说不去了。于是，我告别姐夫姐姐，带着父亲离开附二，坐上了回老家安化的班车。
         从长沙回来的第二天，我发了条信息给在镇税务所上班的战友立群，说我回来了。他问了我在镇上的租房地址后，一会就来到了我的租房。我叫他中午在我家吃饭，一起喝两口，家里有腊鱼、牛肉，但他说中午没有时间，所里有事，下午叫我与他一起去华天酒店吃饭。与我聊一会，他就走了。下午一下班，立群就开车来租房接我了。我说别人请他饭，我去不好吧。但他说有什么不好，我是他战友，谁都得给面子。于是，我也就上了立群的车来到华天酒店。立群与我同一年入伍，在部队考起了军校。转业回来后分到了税务所，现是家乡梅城镇税务所的所长。
       华天酒店紧挨着梅城镇最高的楼盘“中梅豪庭”，是家乡梅城镇当前档次最高的酒店。梅城镇这些年发展特别迅速，镇里建起了很多高楼，街上各类商铺鳞次栉比，城区面积比以前扩大了好几倍，人口也显著增多了。而且，以前只有大城市才有的休闲中心，镇上也是随处可见。美中不足的是，街道窄了点，脏了点，街道两旁绿化少了点。华天酒店去年才开始营业。走进酒店大堂，我感觉其装修的豪华一点不逊于深圳的一些星级酒店。包间也是富丽堂皇，绝对是我年迈的父母想像不到的奢华。人员到齐坐下后，我知道参加这次饭局的有梅城镇地税，国税的领导与工作人员，以及华天酒店餐厅与 休闲中心的三位股东老板。经战友立群介绍，三位老板都当过兵，只是与我们不是同一年入伍，也都是梅城镇人。最大的股东老板姓肖李，他是公务员下海，年纪四十五岁左右，额头的头发掉了很多，只剩下中间一搓没掉，但是，头发里没有一根白发。他的眼睛不是很大，下巴有点向前翘，脸上皮肤很白，身材也有点发胖，但是，他的言行举止让你感觉这人城府很深，做事稳重，身上有一种成功商人才有的范儿。二股东姓肖，年纪与我差不多，身体结实，皮肤黝黑，理着板寸，标准的国字脸，举手投足都留着军人的气息，不用他自己介绍，一看就知道他当过兵。他不仅是华天的股东，而且，他还是梅城黄金市场的老板。三股东我忘记他贵姓，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理着**头，脸上总是笑容可掬，看上去只有二十多点，其实他已三十五。他是梅城几家知名饭店的老板。三位股东不仅共同投资了华天酒店，而且，他们正在投资建梅城最大的建材市场，还准备投资房地产。饭桌上他们滔滔不绝，意气风发，谈的都是生意经，谈的都是哥们感情。孤陋寡闻的我终于明白了有钱人为什么更加有钱的原因。原来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资金，通过强强联合更好的垄断市场，更好的壮大自己生意。听李总说，五年之内，他们必须成为梅城镇的第一纳税大户。当然，三位老板并非像一些肥头大耳，大字不识一个的老板，他们能说会道，讲哥们义气，胸怀大志。与他们同龄，一事无成的我从心底里佩服他们。他们今天请战友立群与税务别的领导吃饭，一是联络领导感情；二是希望领导在税收工作上给矛关照与指点（我必须补充一句，就餐时三位老板对领导说，他们会依法纳税，绝不会让领导为难）；三是希望领导们有什么公务宴请，首先想到去华天；四是镇上要搞什么活动，他们定当赞助。可能因为***上台后，坚决反对公款吃喝，我见到领导们在这个问题上回答有点含含糊糊。不过，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加上三位老板的热情，大家喝得尽兴，吃得开心。一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
       回来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虽然自己写了一本名不见传的书，实现了出书的梦想；虽然我曾在文字里写道，我不会去羡慕别人的成功与富有，我将与文字为伴，但在三位同龄的意气风发的老板面前，我不仅深深地感觉到了自己与他们的落差，而且，我也涌起了感觉自己无能的自卑与悲伤。我虽然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路，不同的人生，但我不得不去想自己为什么活得那么平庸，为什么没有做出一点事业来。如果我能像三位老板那样能干出点事业，达到资产上百万千万，我那近七十岁的母亲也不至于去市场给人家做零活，不至于看到一个瓶子，一张纸皮也捡起来吧？我心里茫然一片，一时久久不能入睡。        虽然内地的发展依然赶不上深圳，但这些年来，每次回家，我都能看到家乡有可喜的变化。五年前，家乡村村通了水泥公路，乡亲们去镇上赶集告别了以前坑坑洼洼的泥土公路。每天早晨与晚上，还有公交车往返村里与镇上。三年前，村里建起了一所新的希望小学。只是因为小孩少，加上很多父母将小孩送到了镇上的小学读书，小学只开设了一个班，班里只有十多个学生。两年前，村里房屋集中的马路，政府给安装了路灯，深夜里，村里不再一片黑灯瞎火。去年，原来的五个行政村合并成一个村，村里又修建了气派的村委办公楼。年底，经过家乡的二广高速也全线通车，从深圳开车回家只需十个小时。更让每一个安化人骄傲的是，安化黑茶产业搞得如火如荼，在全国几乎家喻户晓。家乡的镇上也建起了二十多层的楼盘，大的商场，上档次的酒店也是应有尽有。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给我带来故乡的亲切之感。当我见到那些曾留守在老家的同学好友在家乡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在家乡活得风风光光，我心里甚至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失落。故乡此时在我眼里陌生而又遥远。这是生养我的土地，可外出近二十年的我发现自己与这片土地已经没有多大的联系，我没曾参与他的建设，他的变化发展亦不曾留下我的一丝足迹。我是这片土地可有可无的人。我身在他乡，虽然很多时刻我常常不由自主思念这片土地，可真正回到这片土地，我又觉得自己难以在这片土地立足。于是，我又再一次拿起行李，告别年迈的父母，选择了远行。可我心里又对自己说，终有一天，我要回到这片土地的怀抱，这里终是我的灵魂安息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