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空调“吱吱”地响着，凉爽的冷风缓缓地吹来，我一边轻轻搅动着咖啡，一边浏览着网页。不经意间，我抬头看到关闭的玻璃门外，几个工人正在太阳下卸货，那白花花明晃晃地太阳，让我想到“毒辣”这个词，一想到“毒辣”这个词，我的脑海就出现了我在公明楼村的画面。

那是1998年，我第一次来深圳公明楼村。彼时才四月份，深圳的天气已是暑气蒸腾，三点左右的太阳正毒，像无数把飞舞的小刀，青白的天，青白的水泥地，到处都是白花花明晃晃的一片。顺着阳光一路望过去，一座座白色的，半半截截红色的楼房，似乎正在拔地而起。它们在眼前都是金碧辉煌，再多望几眼，都会耀眼在动荡的世界里，无限制地膨胀灼目，使人头晕目眩。

太阳真毒辣。提着包裹站在公路边的我，被晒得头晕目眩。一天一夜的火车，直坐得我晕头转向。在楼村一下了车，满以为老公会来接我，可是迎接我的竟然是两辆巡逻摩托车，见我提着包，穿着蓝色民警制服的四个人把我围了起来，我吓得心“扑咚扑咚”地跳着，双腿发抖。

“暂住证拿出来看一下。”其中一个又高又瘦的青年男子对我说着，语气严厉，仿佛我欠了他几百吊钱似的。对于“暂住证”这个词，我并不陌生。比我早一年来到深圳的老公，因为这个暂住证，他曾躲着民警的视线走路；他曾睡过坟地，曾躲在荔枝园的小猪圈……暂住证，不知谁发明的一种身份，一种标志，在2003年以前的那段记忆里，没有它，我们这些外来工似乎都不是中国的公民，似乎就是一个偷奸耍滑的坏人。

一听到民警要暂住证，我的脑海里有了片刻的短路，大脑轰轰地响，才进入深圳这个陌生的地盘，我哪有什么暂住证？我只得把身份证递给了他们，一再解释我才来深圳的，可他们哪里理会这些？一个民警没收了我的身份证，让我跟他们走一趟。跟在他们的后面，火盆一样的太阳，在头顶上烧得更加起劲。我喘不过气来，浑身上下汗滢滢地。

穿过公路，对面“楼村派出所”几个大字，如同闪电刺疼了我的双眼。短短百十米的距离，对那时的我来说，是漫长的一个世纪，简直就是一场马拉松。在这场马拉松里，我的心智，我的体力，我的屈辱，我的无助……都一一从灵魂的角落轮换出场。身边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看我一眼。也许，生活大抵如此，当这些一拔又一拔的外工来，经历过这些，他们变得熟视无睹，麻木不仁。

汗珠子顺着我的脸颊，顺着我的后背，一层层地泅没过来。凄凉的感觉弥漫心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它用如此的方式来迎接我的到来？

多年后，这个场面一次次出现在我的梦中，让我一次次惊醒。它令我一次次穿越回去，内心一再抗拒这个场面，一再抗拒自己的回忆，可是这段回忆一直存在我的脑海。那时的我惶然不安，尊严在现实面前，是多么的卑微渺小呀。

快走进派出所大门时，我老公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看到他的一瞬间，我的眼泪像掉线的珠子，和着汗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他顾不得跟我解释，一边走一边往民警手里塞烟，赔着笑脸向民警递过他的厂牌及暂住证，低声下气地解释我是才来深圳的。一路跟着我的矮个子民警，他黑着脸，手一挥，我老公递过去一盒烟掉在地上。这民警的脸上似乎也挂着一个太阳，表情一点就燃。

走进派出所大院，这个民警指着侧边靠近围墙的一排铁皮房子，对我说：“你进去。”他又回头对我老公说：“别废话，赶紧去工厂开证明，趁下班前交600元钱来。”

我老公转身就跑，是那么匆忙而又急促，他甚至连我的提包也没有带走。看着他湿透的后背，在阳光下越跑越远，我眼泪又溢出了眼眶。大半年没见面的夫妻，竟是相逢在派出所，想一想，人生有多少事令人嘀笑皆非，终生难忘。

蒸笼一样的铁皮屋子关了十几个人，男男女女年龄大小不同，说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墙壁上的两个风扇响声很大，丝毫感觉不到凉快，我一再想起“人肉包子”。

铁门“咣当”一声，一把大锁扣住宽厚的门框。镂空的铁门里，大家疲惫、惊恐的眼睛向外张望着，他们的目光正对着派出所大门口，门口路过的每一个人，都会让他们眼光中“腾”地闪烁起一股火苗，可是，每一次燃起的火苗又随着路人背影的消失而熄灭。

我知道，这些人跟我一样，在等待他们的亲人来“赎身”。

时间一秒秒地煎熬着我们。

直到快下班时分，我老公才跑了过来。办完了一切手续，一个民警过来开门。我向门口走去，我身后还在关押的“难民”，竟有五六张嘴异口同声地喊：“帮我去一趟后面的某某厂，找一下某某某”……

二十年后的现在，我坐在办公室里，回望着这一段岁月，不知不觉中，双眼湿润起来。这样美丽的深圳，给了我如此不同的见面礼，可谓刻骨铭心。也许，当一拨又一拨的外来工前赴后继地踏入这片土地时，我们的故事只不过是改革开放的小插曲而已。

想起因为没有暂住证，从而非正常死亡的孙志刚，他以青春镌刻自己的墓志，我心惶惶然。所幸，2003年后，国家终结了收容遣送的荒诞历史。孙志刚的墓碑上刻着“他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一本小小的暂住证，一段打工路的悲欢屈辱；随着一系列的变化，它最终躺进打工博物馆，成为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