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办公室的空调“吱吱”地响着,凉爽的冷风缓缓地吹来,我一边轻轻搅动着咖啡,一边浏览着网页。不经意间,我抬头看到关闭的玻璃门外,几个工人正在太阳下卸货,那白花花明晃晃地太阳,让我想到“毒辣”这个词,一想到“毒辣”这个词,我的脑海就出现了我在公明楼村的画面。
那是1998年,我第一次来深圳公明楼村。彼时才四月份,深圳的天气已是暑气蒸腾,三点左右的太阳正毒,像无数把飞舞的小刀,青白的天,青白的水泥地,到处都是白花花明晃晃的一片。顺着阳光一路望过去,一座座白色的,半半截截红色的楼房,似乎正在拔地而起。它们在眼前都是金碧辉煌,再多望几眼,都会耀眼在动荡的世界里,无限制地膨胀灼目,使人头晕目眩。
太阳真毒辣。提着包裹站在公路边的我,被晒得头晕目眩。一天一夜的火车,直坐得我晕头转向。在楼村一下了车,满以为老公会来接我,可是迎接我的竟然是两辆巡逻摩托车,见我提着包,穿着蓝色民警制服的四个人把我围了起来,我吓得心“扑咚扑咚”地跳着,双腿发抖。
“暂住证拿出来看一下。”其中一个又高又瘦的青年男子对我说着,语气严厉,仿佛我欠了他几百吊钱似的。对于“暂住证”这个词,我并不陌生。比我早一年来到深圳的老公,因为这个暂住证,他曾躲着民警的视线走路;他曾睡过坟地,曾躲在荔枝园的小猪圈……暂住证,不知谁发明的一种身份,一种标志,在2003年以前的那段记忆里,没有它,我们这些外来工似乎都不是中国的公民,似乎就是一个偷奸耍滑的坏人。
一听到民警要暂住证,我的脑海里有了片刻的短路,大脑轰轰地响,才进入深圳这个陌生的地盘,我哪有什么暂住证?我只得把身份证递给了他们,一再解释我才来深圳的,可他们哪里理会这些?一个民警没收了我的身份证,让我跟他们走一趟。跟在他们的后面,火盆一样的太阳,在头顶上烧得更加起劲。我喘不过气来,浑身上下汗滢滢地。
穿过公路,对面“楼村派出所”几个大字,如同闪电刺疼了我的双眼。短短百十米的距离,对那时的我来说,是漫长的一个世纪,简直就是一场马拉松。在这场马拉松里,我的心智,我的体力,我的屈辱,我的无助……都一一从灵魂的角落轮换出场。身边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看我一眼。也许,生活大抵如此,当这些一拔又一拔的外工来,经历过这些,他们变得熟视无睹,麻木不仁。
汗珠子顺着我的脸颊,顺着我的后背,一层层地泅没过来。凄凉的感觉弥漫心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它用如此的方式来迎接我的到来?
多年后,这个场面一次次出现在我的梦中,让我一次次惊醒。它令我一次次穿越回去,内心一再抗拒这个场面,一再抗拒自己的回忆,可是这段回忆一直存在我的脑海。那时的我惶然不安,尊严在现实面前,是多么的卑微渺小呀。
快走进派出所大门时,我老公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看到他的一瞬间,我的眼泪像掉线的珠子,和着汗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他顾不得跟我解释,一边走一边往民警手里塞烟,赔着笑脸向民警递过他的厂牌及暂住证,低声下气地解释我是才来深圳的。一路跟着我的矮个子民警,他黑着脸,手一挥,我老公递过去一盒烟掉在地上。这民警的脸上似乎也挂着一个太阳,表情一点就燃。
走进派出所大院,这个民警指着侧边靠近围墙的一排铁皮房子,对我说:“你进去。”他又回头对我老公说:“别废话,赶紧去工厂开证明,趁下班前交600元钱来。”
我老公转身就跑,是那么匆忙而又急促,他甚至连我的提包也没有带走。看着他湿透的后背,在阳光下越跑越远,我眼泪又溢出了眼眶。大半年没见面的夫妻,竟是相逢在派出所,想一想,人生有多少事令人嘀笑皆非,终生难忘。
蒸笼一样的铁皮屋子关了十几个人,男男女女年龄大小不同,说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墙壁上的两个风扇响声很大,丝毫感觉不到凉快,我一再想起“人肉包子”。
铁门“咣当”一声,一把大锁扣住宽厚的门框。镂空的铁门里,大家疲惫、惊恐的眼睛向外张望着,他们的目光正对着派出所大门口,门口路过的每一个人,都会让他们眼光中“腾”地闪烁起一股火苗,可是,每一次燃起的火苗又随着路人背影的消失而熄灭。
我知道,这些人跟我一样,在等待他们的亲人来“赎身”。
时间一秒秒地煎熬着我们。
直到快下班时分,我老公才跑了过来。办完了一切手续,一个民警过来开门。我向门口走去,我身后还在关押的“难民”,竟有五六张嘴异口同声地喊:“帮我去一趟后面的某某厂,找一下某某某”……
二十年后的现在,我坐在办公室里,回望着这一段岁月,不知不觉中,双眼湿润起来。这样美丽的深圳,给了我如此不同的见面礼,可谓刻骨铭心。也许,当一拨又一拨的外来工前赴后继地踏入这片土地时,我们的故事只不过是改革开放的小插曲而已。
想起因为没有暂住证,从而非正常死亡的孙志刚,他以青春镌刻自己的墓志,我心惶惶然。所幸,2003年后,国家终结了收容遣送的荒诞历史。孙志刚的墓碑上刻着“他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一本小小的暂住证,一段打工路的悲欢屈辱;随着一系列的变化,它最终躺进打工博物馆,成为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