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在不少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甚多，屡有斩获。但谁都沒有想到，由地处深圳的中国宝安集团投资，初出茅庐的宝安集团影视公司和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联合攝制的第一部电影《砚床》，居然在上海第三届国际电影节上，被美国福克斯看中，购买了在欧洲部分地区的发行权，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打进美国好莱坞的中国电影。在第十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评选中，第一次执导电影的刘冰剑和该片美术全荣哲分别获得了“导演处女作”和“最佳美术”两项提名奖，在深圳乃至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这部电影制片主任，参与了从筹拍到发行全过程亲历者的我，不仅完成了个人的第一次“触电”，也成功圆了作为老牌上市公司宝安集团和一群年轻人的电影梦，一个似乎遙不可及却又真真切切的好莱坞梦。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转眼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但当年拍摄这部电影的那一幕幕往事仍恍然如昨，历历在目。

上马

我是1993年9月加盟宝安集团的，被聘任为主持工作的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刚成立不久的宝安集团影视公司和跨世纪广告公司总经理。

那时的宝安集团正处于迅猛发展的扩张时期，号称“一大中心，九大总部”，覆盖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九大行业，在集团管理层运筹策划的未来发展规划中，文化产业已成为继房地产业、金融证券业、工业、商贸业后的第五大产业。宝安集团涉足影视产业起步虽不能算早，但还不能算晚。我在此时此地走马上任了影视和广告两家子公司的老总，足见集团高层对拓展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和对我的希望及信任。

搞影视，我并不外行。来深圳之前，我在洛阳，干过五集电视剧《贴廓巷56号》的编剧和制片主任。后又当过十八集电视剧的制片。正是因为有拍过这两部电视剧的基础，我也才敢接手集团影视公司，而且第一把火，就准备烧钱拍电影。

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影视公司一成立首先招兵买马。我先招聘了一个来自长影的二级导演许传臻，接着又招聘了一个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攝影刘冰剑。这俩一个正规军，一个科班，听说我们要拍电影，都兴奋不已，跃跃欲试。那段时间，我一方面主持宣传部工作，-创办《宝安风》杂志，一方面四处撒网，组建影视队伍。在北京钓魚台国宾馆召开中国宝安集团发展战略研讨会时，我们还聘请了当时名气还不大的戚健导演，亲自为研讨会全程录像。由于不能马上拍戏，戚健沒呆多久就离职了。多年后他执导了电影《花季.花季》，成了导演大腕。我们还跟原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导演吳天明，有过密切联系和接触。吳天明那时刚从美国回国发展，第一站先到深圳寻求合作，对宝安集团影视公司很感兴趣。集团的陈政立总经理亲自出面洽谈合作，因集团未能接受吳天明提出的“干股”比例，沒有达成协议，失去了一次十分难得的合作机会。倘若那次谈成合作，凭借吳天明的名气，和在中国电影界的影响，宝安集团的影视产业想做大做强，应该不在话下。可惜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过，已经招聘了一个专业导演，一个专业攝影，加上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制片，又有集团的资金保证，拍电影应该可以上马了。

筹拍

兵马未动，剧本先行。拍电影首先得抓本子。早有准备的刘冰剑帶来了一个现成的本子。这是根据安徽作家李平易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一篇获奖小说《巨砚》改变的电影剧本《砚床》，编剧是李平易的朋友，叫程鹰。

剧本《砚床》主要描写徽州一偏僻山村的一座深宅大院里，瘫痪多年的老太太独守着祖上留下的一块巨大的石砚打发着难耐的时光。应该说，片中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氛围都是十分深厚的。

凭借过去多年文学创作的积淀和对几部电视剧拍摄的经验，我对这个剧本感觉很有文化底蕴，富有民族特色，便把这个项目报给了集团投资部。当时的投资部长毛利本是北京来的一个厅级干部，投资经验和人脉资源都很丰富。他先把剧本寄给了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个朋友，请他对剧本提出意见，又让我们找深圳电视文艺创作中心进行把关。这两个来自不同渠道的专业机构，对剧本的评判大同小异，都认为题材不错，也有基础，可以立项。但在找谁出任导演的问题上，毛部长和我有较大分歧。他认为这是集团投拍的第一部电影，为保险慎重起见，应该找一个拍过电影的老导演。而我出于剧本是刘冰剑带来的，又是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的两方面考虑，不妨让他一试。从投资角度分析，毛部长的意见是对的。从艺术角度分析，新人可能有冲劲，一度僵持不下。我还曾到毛部长北京的家中和他沟通交换意见。说到情急之处，我还以张艺谋为例，说他就是摄影出身，现在不成了红得发紫的大导演，来说服毛部长。岂料毛部长闻言勃然大怒，竞对我下了逐客令，令我好不尴尬。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找集团领导决断。

陈政立总经理原则同意了我的意见，却明确提出了该电影必须收回全部投资的硬性指标，算是把我逼上了梁山。之前在洛阳拍的那两部电视剧，有政府投资，有企业赞助，只要正式播出，就算完成了任务，从来没有要求经济回报。这一到深圳，一进企业，游戏规则就全变了。为了确保收回投资，集团还要求我和刘冰剑签下军令状，如果不能收回投资，将酌情扣罚我们的工资。这一招够厉害的，让我们领教了企业拍电影，可不是拿钱让你烧着玩的。

值得庆幸的是，《砚床》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主管全国电影生产的最高行政管理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专门为《砚床》增拨了一个故事片拍摄指标，在下达的批复文件中这样写道：“剧本通过一方流落民间的皇家巨砚展开的故事，表现了当代普通人对历史文化与个人命运之间关系的态度，显示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依恋与追求。剧本在努力开掘文化内涵的同时渗透了许多现实生活的清朗气息，并注意人物塑造和形式美感的营造。经过努力，可望拍摄一部立意健康、艺术品位较高的作品。”

作为联合摄制一方的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素以敢于在艺术上创新而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新上任的厂长金继武出任本片出品人。而宝安集团的领导更是高度重视。董事局主席曾汉雄和总经理陈政立亲自出任总监制，陈总还多次指示我们，片子选准后，要抓紧，不拍则已，拍就一定要拍好，第一炮务必打响!

为了确保艺术质量，我们专门聘请了著名导演滕文骥担任该片艺术指导。筹拍期间，我们又专门到北京，请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尹鸿教授等一批影视专业人士，对剧本进行讨论修改，并由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在读硕士林黎胜执笔，集中大家提出的意见，对剧本进行了一些补充修改。特别是剧务主任陈胜利对剧本最后结尾的修改意见，推开尘封了半个世纪的砚盖，将原来是一些花纹改为是长工阿根被害的遗骸，可谓之笔点睛，老太太苦苦厮守了一生的砚床，才有了更加令人信服的依据。

回头来看，我们对《砚床》剧本的敲定和论证修改，对电影的立项和审核，都是必要和科学的环节和流程。战舰开始出航，当然也是试航。我们希望它能抵达目的地。但途中难免会遇上风浪，碰到暗礁。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中途返航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只有按预定的航线劈波斩浪，一往无前。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彼岸才会越来越近。

开机

汽车在坑坑凹凹、蜿蜒曲折的土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砚床》剧组驻扎的外景地——黄山市管辖下的休宁县五城镇。 从南京到黄山，坐了大半夜火车，下车来已是凌晨四点，正是千金难买的黎明时辰。不仅我睡不成，也搅得剧组的剧务和司机，不得不从七十里之外赶来接我。又赶上大雾，车灯的光束，怎么也穿不透那笼罩着夜色的白茫茫雾障，司机开得分外小心。

车到驻地，天已放亮。 这是个还比较贫穷、落后的边远小镇，离举世闻名的黄山风景区还相距200多公里。镇上破旧的房屋居多，一些颇有气派的深宅大院还是当年外出谋生的“徽商”积攒钱财后盖起留下的具有明清风格的建筑。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也是剧组之所以选中此处作外景地的原因。

剧组人员住在据说是镇上最好的镇政府招待所。房间内除了床、桌子和登子，别无它物。简陋的居住环境倒能忍受。要命的是不能洗澡。全镇没有一个澡堂。这可苦了摄制组这帮想干净也干净不了的演职员，还常常断水。原来自来水是抽到水箱里再放出的，一早一晚工作那么一阵子就“罢工”了。剧组只得一周拉到县城来那么一次周末大清洗。

此地物价也并不低，吃饭并非众口难调，招待所雇请的厨师，手艺着实令人不敢恭维。尽管如此，大伙的情绪还颇高。几天相处，没听到有人抱怨，更多的是在谈论怎样拍好戏，怎样加快进度。有个剧务调侃道：“既然我们是为艺术而献身，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献身虽说是玩笑，但也不纯粹是玩笑。有些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可谓大矣!

刚当母亲不久的邓烨，撇下才几个月的宝宝，干起了制片；扮演青年男子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付鹏程刚风尘仆仆赶到五城，家里就打来电话，最心疼他的祖母去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他返家见了祖母最后一面又赶回组里继续拍戏。摄影组人手紧张，摄影师李雄除了一天到晚把机器外，还得亲自搬运摄影器材。美工组长全荣哲在和大队人马同时到达的紧迫压力下，凭借扎实的功底，迅速搞出了整个设计的盘子。影片《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的照明师张树斌和李兴全共同担任照明组组长，张树斌里外忙活得团团转。而李兴全一会儿摆弄测光表，一会儿调度灯光，他同时还兼任着副摄影。

曾在影片《大决战·辽沈战役》中荣获第十二届金鸡奖最佳道具的八一厂道具师刘清斗，为了赶制剧情需要的大砚床，不得不用木炭烘烤来促其快干，和另一个道具刘长青天天烟熏火燎。化妆李雨就一个光杆司令，清晨一大早给演员化妆，还得盯现场。导演刘冰剑和场记蒲剑同住一室，天天拍摄结束后仍无法休息，开完主创人员会，研究完第二天的计划还得为一个个镜头的筹划熬到深夜。

北京人艺的老演员李滨和天津人艺的老演员肖林，均已届花甲之年，本应在家安享天伦之乐，又拼着把老骨头来饰演戏中的老太太和老古董师。在翻箱倒柜寻找过去物件的爬楼梯一场戏中，老太太不顾年迈，在老宅子破旧的楼梯上爬了几个来回。在场的人无不为她捏一把汗，可她胳膊都磨破了，仍全然不顾，直到爬得导演满意为止。

一群为艺术而献身的执着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