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一算，几乎不能相信：我来深圳已经20年了！深圳还是普遍人眼中年轻的城市，我却成了普遍人眼中的半老徐娘。有时候，心中难免有些小悲伤，可回头看一看来时路，看着身边的孩子，又心生小满足：就像歌里面唱的那样，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儿失去……

关于打工的画面，记忆定格在尘土飞扬的路面，破旧的公汽站台，瘦得像得了乙肝一样的大哥躺在候车亭里休息，他间歇性干咳，喉咙里发出些怪异的声响。1998年暑假，还是实习阶段呢，我跨出学校的大门，毅然踏上南下的火车来投奔当时在东莞市打工的大哥。大哥在终年都是灰尘迷漫的家具厂车间工作，一连好几天，他请假陪我到东莞市厚街镇的每一个工厂门口看招工牌。我们顶着8月份的紫外线，辗转着寻找和面试。渴的时候，大哥给我买小玻璃瓶装的百事可乐或者可口可乐，我总是被呛得流眼泪。大哥就笑我，苦着脸解释：“这种瓶装的可乐最解口了，多喝几次你会习惯的。”走累了，大哥要求歇一歇，趿拉着塑料凉鞋，站在树荫底下或者靠在公共汽车等侯牌边，嘴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太累了，歇会，就歇一会。”话未落，杵着，再也走不动了。很多时候，他靠在那或站在那，虚睁着双眼，像是睡着了，脑袋耷拉，顶一头脏乱的头发。若是能坐着，他是肯定能睡熟的，呼吸均匀，时不时还打声呼噜，有倒下去的危险，却一直未倒。这样的面画，原本是叫花子或者疯子才干的事情，而我的大哥，他带着年轻气盛的妹妹找工作，徒步走了太多的地方，疲惫让他困不择栖。他摊晾在那里，小小的一堆，任凭他人的眼光叮咬。

我晚上借住在大哥所在的家具厂的宿舍里。大而黑的宿舍，男女都有。女的多数是某个男人的老婆，晚上和她老公一起睡，收起自尊和羞涩，大声说话大声笑，不去理自己或者别人的别扭。没有钱租房，我也低眉顺眼，一到晚上就停留在那，霸占着大哥的床位，他则挤到某个工友的床位上随便对付一晚。不加班的夜里，大哥喜欢和工友赌纸牌，常常输，常常一张苦瓜脸。有一回走狗屎运，大哥赢了50块钱，他高兴得很，对我说：“我正想着找人借钱给你呢。”这唯一的50块钱塞到了我手里。

过了半个月，仍然没找到工作，我那原本白得毫无血色的脸早已晒得像“包黑子”。比我漂亮的女同学都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单单留下我。大哥的同事说我还只是个孩子，像离开娘被人撵出来断奶的孩子。大哥也焦虑了，细声细气地劝我：“还是先去做流水线工人罢？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白领的。”在大哥看来，到小工厂做个小文员都算白领层级了。我的内心早已认输，却什么都不说。我并不是要做什么白领，只是不甘。我只身到外地求学，不是为了来深圳做流水线工人的啊。我会电脑，应该有更好的去处。再说，我读书让父母欠下的债啊，如何能靠做流水线工人微薄的薪水来偿还？这样又坚持了许多天，大哥无奈，将我送去三哥那。三哥在深圳市宝安区福永的一家手袋厂，经常加班，上下班出入十分不便，他无法照顾我，请了假又将我带往二哥处。二哥也在深圳，赶巧的是他也在找工作。从三哥手里接过我简单的行李，二哥疼爱地问我：“怎么晒得这么黑？”只这一句话便让我难受得想哭。我盯着身边的街道，太阳炽烤着，厂房、商店、路面，大地上的一切都几乎要裂出口子来。

晚上，二嫂借了工友的厂牌让我混进她的宿舍睡觉，白天则跟着二哥出去继续找工作。我们也顶着烈日去各个工厂门口看招工牌，也买小玻璃瓶的可乐，我还是会被呛到流泪。二哥教我将可乐倒进食品袋里，等气体跑了再喝。这样的可乐失掉了原来的气味，却不再让人流泪。不久后，二哥在一家五金厂找到了工作，这让见工屡屡受挫的我感觉自己是个废人。我无法进入工厂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做总机、人事、采购、业务或者生产文员，招聘方总以没有工作经验、业务不熟悉为由将我的简历甩开了去。

借来的钱都用光了，看着哥嫂越来越失望的脸，妥协，这个词占据了我的心。我不能再成为哥哥的包袱，不能让自己像个烫手的芋头。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应聘到二哥所在的工业区的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小的电子厂，要押两个月工资，身份证也要押在厂里。二哥说所有的工厂都是这样，我沉默，有细密的悲伤淌过全身。

工厂不包吃不包住。我和二哥在离厂较近的地方租了简陋的铁皮房子，约10平米的空间安放了一张窄的铁架床，上下铺。二哥睡上铺，我睡下铺。所谓的铁皮房就如乡下在旷野搭的一个简易棚，供人在里面临时避雨躲荫。夏天，铁皮房里酷热难耐，住在里面的人不得不停留在外面，找个公园或者超市避荫，直到晚上才敢回去。冬天，风一吹，铁皮房哗哗作响，让人担心它立马要倒塌下去。那些矗立在地上的铁皮做成的墙散发着一股凛冽的气味，身上即使盖着再厚的被子也冻得浑身发抖。夜晚，房里传出昏暗的灯，更多的时候，里面一片漆黑，偶尔才有烛火微弱的光投射出来。天一黑，白天在厂房或者工地辛苦了一整天的外来工早早地洗洗睡了，不一会传出均匀的鼾声，也有夫妻间的窃窃私语或者交欢时带出来的声响。铁皮墙能隔断人的视线却无法阻隔声音的传播，往往夫妻俩租住的铁皮房在夜晚时或多或少都会给隔壁房间里的人造成困挠。隔壁房或者租住的是年轻的单身男女，他们南下打工不久，没有多余的钱租更好的房子住，只得夜夜忍受林林种种让人躁动不安的声嚣。

铁皮房没有洗手间，没有厨房。上厕所要去附近的公厕，有些男人和细小的孩子会因为懒得走或者内急而躲到不远处的墙角、树底下撒尿。多数住在铁皮房内的人都在工厂吃饭，也有人在铁皮房不远处的空地上用几块烂砖头架了铁锅，捡了些干柴烧火做饭。饭熟后就站在路口吃，就着路边的灰尘嚼着，满嘴的吐沫星子。我记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南方的这座城市，随处可见铁皮房。尽管政府明文规定不准乱摆卖、乱搭建，打工者在各式各样临时搭建的铁皮房租住的境况还是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像个蜗牛般地在工厂的角落、街道、大路的边边角角消失尽怠，大家陆续住进工厂宿舍或者离上班地点不远处的农民房里。

做流水线工人，一个月只有一天的休息。我在休息日会写日记，也写散文和小说，更多的时候只是洗衣服、睡觉、发呆。钱老是不够用。二哥的钱也不够用，他在工厂做五金模学徒，属于没工资的阶段。发工资前一个月，我数了数身上的钱，只有50块了，却悲哀的发现牙膏用完了、洗发水没有了、就连卫生巾都只剩下一个。牙膏必须买、洗发水也是、卫生巾也是。只好饿肚子。每天买5毛钱的白饭或者馒头，这样过了一个月。在流水线上，内心的坚忍比任何时候都明朗。没日没夜的加班，永远睡不饱却死撑着眼皮。攒到一些钱后，不敢冒失地先辞职再找工作，却突然聪明起来，打听到宝安区有人才市场，交点钱就能进去找工作，不用再徒步去每家工厂的门口看招工启事。我连续花了几个休息日，挤进宝安区的人才市场找工作。投了一份又一份的简历，接到面试通知时就去找车间组长请假，每次请假，那个脸上长满青春痘的组长的脸色都异常难看。终有一天，我成功应聘到松岗镇的一个家具厂成为一名电脑文员。

找电子厂的领导交辞职书，从小的组长到生管到人事到厂长到副总到总经理，每个人都得在辞职书上签同意，不签就无法拿到被押的工资，只能拿到押在厂里的身份证。那个下午，我无法得到那些蹩脚的签字，抑郁的感觉让我躲在工厂宿舍的角落里小声地哭了起来。工友看着我，同情地说：“急辞工的人从来没有拿到过工资的，如果你不急着走，可以在这里耗着等工资啊。”我愿意耗着，但新的工作无法等我。妥协，似乎又只能如此。

在家具厂接触的电脑是WINDOWS95的操作界面，而学校学的是WPS操作系统，这让我惊慌。原来学校学的东西并不能在我的工作中派上用场。应该说，这份电脑文员的工作给我冰冷的身体里注入了新生血液。二哥说这份工作很体面，他用了“体面”这个词。而我，我模糊地想到，我要一步一步往前面走。到了前面，再到前面。我不知道自己最终能去到哪里，我只想往前，再往前。

家具厂包吃不包住，我用一百块钱租了一间农民房。比起铁皮房，这间狭小的、潮湿的、黑暗的农民房实在是好了太多。只是，广东的树、草、砖，还有石头都和家乡的长得一个样，唯独这里的蚊子。在我的家乡湖南郴州，蚊子一到冬天就去“冬眠”了，而广东，无论是春夏秋冬，蚊子一直不死。不仅如此，家乡的蚊子多半大而笨，一拍就死了，而广东的蚊子小而精，它们懂得削尖脑袋从蚊帐细小的透气孔里钻进去，到人的衣服里去，吸了血后还能振翅而逃，逃得无影无踪。我常常被蚊子叮咬得无法入睡，也有时会从梦中惊醒，半夜里摸黑爬起来胡乱地拍打一通。农民房里还住着那些生命力极强的蟑螂，绵绵不绝。我是来到广东后才认识蟑螂的，在我老家还没出现过的这种生物，广东却每家每户都有。它们无孔不入，鞋里、衣服里、床铺上、餐桌上，甚至是电饭煲里。搬家的时候，狡猾的蟑螂会隐藏到随迁的物件，在新入住的房间里又会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这之后，我又从农民房搬去了各式各样的出租屋中。几乎是每换一份工作，每一回生活中的变迁都迫使我为栖身之地寻找和忙碌许久。多数的出租屋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如意：有些将阳台做成了小厨房，衣服只能挂在窗户的横梁上；有些洗手间的马桶下水道太小、常堵，得时不时地请来掏粪工人；有些房间采光太差、常年要开着灯；侥幸租到个带阳台的小单间，通风却极差，衣服总也晾不干……一度，我最羡慕人家进厂有宿舍住。直到2000年，我在宝安26区的一个贸易公司谋到一份业务助理的工作，公司给我开出条件，每月800块，包吃包住。内心那个欣喜啊。

公司12个女员工合住在一个大的房间里，6个上下铺，只有一台电风扇、一根灯管。同事都说这宿舍太狭小、太昏暗，只有我觉得它宽敞而明亮。因为职务的关系，我时常要跟着公司的货车在广东范围内兜兜转转。每个月有填不完的报价单、送不完的样品，还有那些品质异常报告隔三差五便要去处理一单。谈单价、给回扣、请客户吃饭，我在各种表情里游走。间歇，拿出镜子来照见自己了无生气的眼睛和头发，照见身上的蜃气，低下头时一眼瞅见自己蓝色的衣襟。吃回扣的采购，就是那个常常撂我电话的女人，她狠狠拿了公司的一笔回扣后却要求降价，老板很火大，要我找客户的老板告发她。我无语，写了辞职书。交给老板时，他不耐烦：“算了，算了。脸皮这么薄，你怎么能做好业务助理的工作啊？”我转身，他又说：“你得改改，做业务助理嘛就应该脸皮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