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今夜我在人流的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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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正月初二，天还没亮，父母给了我六百块钱说：去吧！我期待已久的《西游记》续集即将在这晚的央视一套首播了。我只得错过西游记，拎上包跟着老乡奔往广东。我要去写自己的南游记了。

翌日清晨到达东莞黄江。下车后我嗅了嗅，这里的空气果然不同，飘荡着浓郁的荷尔蒙和机器的气味。黄江简直就是第二个老家，到处是乡音。近十年不见的童年玩伴从黄牛埔乔丰礼品厂里成群结队涌出来。这些小伙伴初中一毕业或尚未毕业就来到了广东。他们把自己的青少年活活地移植到异乡工厂。乔丰厂正月初八开工。有些人已经几年没有回家过年了。我长年在外读书，几乎快忘了他们。他们头顶碎发，嘴叼香烟，相互打着小算盘，唾沫横飞地聊着昨晚港片里的叶玉卿和方中信，好像自己也是那个花花世界里的人。

带我出来的勇，是带头大哥，每晚四处安顿我的住宿。第一夜带我避开宿舍保安监视住进了集体大通铺，第二夜把我安排在一个公司为员工租下的套房里，第三夜是在工友租的单间里。那间房四面是墙，刚好摆下一张小床，其他一切只能塞在床底。实在无处可去，一个在裕元工业园做保安的老乡收留了我。出门前他父亲跟我说一定要去找他。我去找这位老乡时，老乡说，你应该早点来找我，我一般不跟那些老乡来往，他们太没劲了。

那时裕元竣工不久，精成厂尚在建设。放眼望去，园区内到处施工，大片大片的红壤被挖机开膛破肚，打桩机日夜怒吼着咣咣地撞击地心。园区保安住在一排临搭的铁皮房里。老乡把单人床的一半让给我。白天他忙他的执勤，我去找我的工作。从黄牛埔到北岸，从龙见田到鸡啼岗，从黄江到樟木头再到常平，我逐步扩大圈子，徒步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而新鲜的名字。望见密密匝匝的工厂便格外兴奋，只要远远瞧见厂子门口贴着纸，苍蝇见血似的扑过去。我相信这么多工厂总有一个会接纳我，需要一个像我这样在简历上写着“剑鸣匣中，期之以声”的人。

我在路边的招聘栏上看到公明一家制衣厂招储干。“无需经验”这四个字吸引了我。我乘大巴去公明，转一趟摩的，到了这家制衣厂。这是一栋地处闹市小巷的民房，底楼门面摆了几台电车。一个年轻男子瞥一眼我的简历说：要先交20元，做一套题。他的理由是：免得人人都来，泄了题目。堂堂大学生，不怕考。我认真地伏在桌上答题。试卷上尽是这样的填空题：

一英尺等于（  ）公分

一英里等于（  ）米

一英磅等于（  ）公斤

我明白自己碰上了有趣的套路。有个夜班老乡要跳槽，白天和我结伴找工。我们走过了磁带厂，走过了胸罩厂，走过了金碧辉煌的太子大酒店。走着走着天就黑了。夜晚人真多。每次回来时，我倚在裕元工业园围墙栏杆上看老乡带着一群保安在虎虎生风地打擒敌拳。老乡曾在新疆当武警，练得一身好拳脚，抓捕过重案犯。他是领拳人。拳打得真不错——就像那个血脉偾张的年代。我入神地看着下班的人流，期待也能穿上那么一套工衣。从初二到十六，去掉二百元路费，钱袋很快见底了。迎着南方的夜风，我写下了海子式的矫情的诗句：“爸爸，今夜我在人流的入海口。”

正月十七，常平桥沥一家电线电缆厂要招两名男普工。园区里草坪整齐，厂房崭新高大，听说工资不错。下午两点工厂门口聚了六十多人。前排的人像壁虎一样被压在铁栅栏上，后排的人挥着身份证喊：“拿我的，拿我的！”人事经理选了几个人进厂考试。保安对剩下的人说：“不招了，散了。”大家久久不愿离去，似乎还等待着奇迹降临。有个小伙子隔着铁栅栏向经理求情。

我准备离开，刚迈出几步，听见背后人事文员喊：“排成一排，不要挤。”他们又要临时增招两人。在保安的指令下，大家列成两队，每人向前伸出自己的毕业证，我羞愧地亮出了大而扎眼的红本本。先筛过一遍证件，初中文凭出列，高中以上的留下，人事把我们领进一间会议室。又是笔试。这回考了两道二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和几个有关颜色的英语单词。按成绩高低录了四名：两个湖北人，一个河南人，还有我。只有我是大专。

填入职表格时，人事文员阿霞善意提醒：工作很辛苦，你能吃苦吗？我答：我是农村来的，能。她说：前面走了一位，要有心理准备啊。我又被带到了人事经理办公室。一个年轻帅气的台湾人在大班椅上挺直上身，优雅地问：我随便问问，与招聘无关，请你讲一讲从家里到广东一路求职的经历。

一个普工值得他接见吗？提这个问题究竟有何目的？没准是个好机会。我把自己找工的经历和个人抱负倾诉了一番。后来我才醒悟过来，我的身份证还挂着北京户籍，他以为我是北京人。他只是好奇一个北京人怎么会一路南下跑到这里来做普工。

两个高个儿分到二楼装配部门做搬运工。两个矮个子——我和一位湖北中专生，分在一楼车间，也是搬运工。我们同在一台机：制四课电线外被押出组第5号机。他白班，我夜班。第一次站在卡钟前，我独自一人拿着硬皮工卡不知所措琢磨半晌。来了一个工友，教我把卡槽推至夜班的位置，然后把工卡插入卡钟。咔嗒一声，我拔出工卡，上面印了一个猩红淋漓的时间印戳。我第一次走进车间。高大延伸的押出机，发烫的胶粒，正在交接的工友，以及车间里嗡嗡响成一片的轰鸣。我在心里默念着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全身的细胞在燃烧。穿白色工衣的课长在下班前最后巡视机台，白夜两班的红衣QC、绿衣工人穿梭往来。有几个人斜了一眼我鼻梁上的近视眼镜。

每台机配技术员、QC和打杂各一名。搬运工就是打杂的，俗称打包的，除了调机以外，要包揽机台所有的活儿。5号机夜班组合很巧，技术员来自双牌，QC来自祁阳，我来自冷水滩，全是永州人。比我矮半个脑袋的技术员打量我的眼镜说：很累的，你受得了吗。我回答很肯定。我像一头初生的牛犊，对一切都是新鲜的，浑不吝的。不管干什么，能从一个多年的消费者即将变成一个生产者，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已经准备好把自己交给工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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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晚，手掌被电线割伤，两根手指被打卷机撞破皮。副课长叫我去找一块木板。我急急忙忙转遍整个车间，终于找来了一块木板。当这块木板摆在他面前时，这位来自湖南益阳的副课长脸被气歪了。原来他要的是堆货的木栈板，但是他习惯叫木板。我笨手笨脚，忙得满头冒汗。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当晚忘了给我餐券。工友们吃完夜宵回来，忽然想起我，提示我去找副课长。

当我从副课长手里拿到一张餐券赶到食堂时，人快走空了。我吃着最后一份炒河粉，看着墙上的电视，想起了曾听过的美国曲子《新大陆》，吃着吃着，河粉倏然酸溜起来。挺住，我说。下半夜睡意袭来，摇盘机依然转，四秒转出一个线卷。四秒，一个，四秒，一个……我一边瞌睡一边打卷。人睡着了，手还在卷。如果手放错了位置，大概就会跟前任一样。多年后我的肌肉记还牢牢地记着这个打卷的动作。后来我知道这是最脏最累的一台机，因为这台机要经常打卷，因此经常换人。前一任因手掌被摇盘机压掉了，还在打着官司。

手掌逐渐糙了，攒了几个茧，瘦的手臂鼓起了肌肉。我很满意。

所谓的杂工，包括搬原料、送成品和退废品。去原料仓搬胶粒，每袋胶粒额定25公斤，每种料号用颜色命名：BK亮，green，grey。每堆料都犬牙交错摞得很高。仓管只管告诉你料在哪个位置，领料搬料要自己动手。有的料压在底层，要先把上面的料翻到一边，再把它们起出来，一袋袋搬上手动叉车，然后再把上面的料重新叠好。拉料进车间时，入口处有一段斜坡，每次都要事先冲锋起跑，借着惯性把胶粒拉上来。有时拉料太多，力量不济，叉车在坡上又慢慢地往回倒。旁边的铜线课工友会主动搭把手，在后面推一把。

搬了胶粒，再跑到机台后端给技术员装芯线。芯线穿过高温融化的胶粒，经过水槽冷却，电线成型，被押出机牵引到机台前的胶桶里。胶桶里撑开一只编织袋，每袋装两千米电线。技术员要多拿奖金，把机器的速度开到了最大。看着计数器，两千米一到，就换下一桶。我把袋中电线压实，挂上标签卡，使劲勒紧袋口，用塑料绳扎好，再一批批送入成品仓。下班时再把废品过磅退回原料仓。这个工作只跟力气有关。我看不出解一个二元一次方程与它的关系。

搬运不是最累的，日常作业才叫辛苦。打卷作业是其中最累的。有一种打卷机，要反复装卸线盘，速度快得惊人。5号机最大的考验就是摇盘机。这台机器飞速转动，每四秒吐出一卷，人要在四秒内把这卷线用薄膜包裹一圈，且要包得严实，饱满，不起皱。上班第五天，白班那位湖北中专生自动离职了。他在外面有所依靠，我是没有退路的。半个月后，我终于可以一个人不产生堆积，能轻松地卷出让QC赞叹的线圈了。有一回，一位女工来替班，我吃完夜宵后回到车间，岗位上堆了一片。副课长训斥我：你怎么留下她一个人在这打卷，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吗，你是不想干了吧。我想要发作，但是忍而未发，斜了他一眼。这是什么话！平时都是这样换班，偏这位工友是他老乡，我一个人能做，别人就金贵了。

打卷机需要在人手的掌控下卷线，手指经常被高速中的线缆割伤。我的手开始向父亲靠拢。我给父亲打电话报信。“上班还好吧？”“还不错。”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厂里最底层打杂，不能让他失望。

几天后转白班，5号机停了。副课长说：去拖地。等我拖完一边，准备要走。他走过来说：后面的通道怎么不拖，你吃饭难道吃一半？我又装上一桶水接着拖。课长又上来了：傻呀，这是清洁工拖的地。

杂工是这里最没地位的。QC和技术员也常拿我们出气。QC的标配是一把剪刀、一把游标卡尺。每次开机时，她拿着卡尺量电线的外径，常常会有一堆尺寸超标的废品。她拼命喊：大了！大了！调小！技术员故意不理她。她拿起剪刀，喀嚓，喀嚓，撒了气使劲地剪，把废线甩在地上踩在脚下。我弯腰蹲下去把一段废线拾起来丢进废品袋。一次技术员从机台后端跑过来，对我发脾气：怎么搞的，丢这么多线。我说，这是QC员丢的。技术员说：你不会自己看啊，这是好线。我没卡尺，拿什么看！我想发作，又生生地憋回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所的挫败。无论从年龄上还是身高上，技术员和QC在我面前都应该叫大哥。我在大学里学的那些微积学、统计学、市场营销学和消费者心理学，还有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学在这里严重碰了壁。

听说品管课在招人，我悄悄向品管课投了份简历。“期之以声”，终于有了回声。人事部阿霞引荐了一个管仓库的台湾经理和我面谈。他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啊，应该多吃吃苦，就当作是锻炼身体。凡事要换过角度，你看我桌上这半杯水，悲观的人认为我只有半杯水了，乐观的人会说我还有半杯水呢。日本有个业务员去一个世世代代赤脚的小岛卖鞋，一般的人肯定要绝望了，你猜他是怎么想的？他说，这么多人都没有穿鞋，他们都是我未来的客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