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就像一块硕大的磁铁，哪引着方方面面的人才和数以千万计普通务工人员。三十多年里，我几乎所有的家人，都曾被这块强有力的磁铁吸引，在这块近二千平方公里土地的角角落落，留下了数不清歪歪扭扭的脚印。

大姐与深圳

大姐是在1995年来深圳的。在龙岗与东莞搭界之地的一家工厂里，大姐找了份清洁工。那时的她已经四十多岁了。

大姐出来打工，一个原因是穷，家里翻修房屋后，背了很多债。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于对女儿的担心。她的女儿，未成年就来深圳打工，懵懵懂懂，找了一个广东普宁的小伙做男朋友。大姐不想让女儿嫁这么远。女大不由娘，大姐终究不能改变女儿的心愿。

那年初夏里的一个周末，我特意去看了一回大姐。大姐那天不休息。我找到她时，她穿着米色工衣，一手拿着扫帚，一手拖着一个大纸箱。看到我时，她惊喜地合不拢嘴。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大姐穿工衣很好看。这个印象的得来，或许是在老家时，大姐从来就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穿吧。

大姐手脚麻利，胆大心细。即使远离亲人，她也不胆怯，不怕受人欺负。

大姐在外打工时，体弱多病的大姐夫留守老家。他们俩人分开几个月后，村子里多舌头的人，在大姐夫面前开玩笑，说他这样随随便便放大姐出去，就不怕大姐变心飞了？

一次两次，大姐夫不在意，一笑置之。可是多舌头的人说得次数多了，大姐夫竟真地担心起来。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打给大姐，直到大姐放弃了那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返回老家。

大姐在深圳短暂的打工生活，意犹未尽。挣到的钱也非常有限，对家庭处境的改善，作用不大。大姐心有不甘。接下来的日子，大姐夫的身体每况愈下。且因为缺钱，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两年后，大姐夫离开人世。

祸不单行，大姐夫去世不久，大姐也查出了直肠癌，不得不做了手术。大姐在生的最后日子，病魔折磨得她苦不堪言，痛不欲生。可是，她还记挂着挣钱机会多多的深圳，记挂着在深圳发展的她的小弟我。我听外甥女，也就是大姐的女儿说，大姐生前有两个遗憾，其中一个，就是没能到我谋生的南山来好好看看。大姐最后把她最疼爱的小儿子托付给我，希望在我的帮助下，她的小儿子能闯出一条不同于哥哥姐姐的致富路。

大姐的小儿子，有头脑，勤快、待人热情，敢于尝试。我没什么能耐，对他的帮助微乎其微。多年后，他凭自己的顽强拼搏，在深圳宝安有了安身立命的事业，结婚生子，买车买房。大姐在天有灵，应该倍感欣慰吧。

如果人真的有灵魂，如果灵魂真的不会死，脱离了痛苦皮囊的大姐，她一定在不为我知的某个日子，又回过深圳，来过南山，也去过她的小儿子设在宝安的工厂的。看到我们的日子过得好，大姐她一定非常非常地高兴。

大哥与深圳

大哥老实巴交，没有手艺，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大哥最早到深圳挣钱贴补家用，是在1987年前后。深圳东部有个叫三洲田的地方，农闲时，大哥跟随几个老乡，在那里修马路，建房屋。深圳早期的基本建设，大哥洒下了无数汗水。

日历翻到1994年下半年，我也到了深圳。一个叫葵涌镇的地方，我和大哥都在这里谋生，住处隔得很近。海浪日夜冲击海岸，声音訇然。每次潮起，都会把一些细小的沙粒推到岸边。这些细沙，成了大哥及一帮湖南老乡取之不尽的财源。大哥他们把细沙铲拢，装进尼龙袋子，手提肩挑到靠近公路的空坪上。当公路边的沙子堆到一定高度时，就会有买家开货车来拉走。

这种辛苦活，收入并不见得有多高。可毕竟是无本生意，越来越多找工无着的劳动力加入进来。粥少僧多，矛盾终于激化。一帮后来的安徽人与大哥这帮湖南人干了一仗。

印象中，大哥是个天上掉下一片落叶都怕砸痛脑袋的人，断不会惹事生非。事后，我问大哥，有没有动手。

“你说呢？人家抢我们的饭碗，难道任由他们抢去？”大哥眼睛睁得大大的，反问我。

我仔细看看大哥，身上倒没有明显伤痕。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彼情彼景，大哥他们就是一群被逼急的兔子吧。可大哥他们到底还是没能守住这块黄金宝地。在海边私自采沙卖，当地政府不容。不久后，大哥他们寄宿的简易工棚被推倒，采沙被明令禁止。

据说是一个在码头当保安的老乡向有关部门告的密，大哥他们对这个老乡恨地牙痒痒。恨归恨，到底还是无可奈何，捆了行李早早回家。

后来的十余年里，农闲季节，大哥基本上都是在老家卖苦力，做建筑小工，下小煤窑等等。一直到2007年，大哥再次南下深圳，托熟人的福，进了一家塑胶厂做杂工。大哥本来手脚就不麻利，加之已年近半百，做起事来免不了比年轻人慢半拍。管事的看他不惯，贬损他的话说了几箩筐。笨拙人也有尊严，大哥实在呆不下去。那时，我在南山的旧书生意比较红火，忙不过来，需要帮手。大哥于是辞了工，帮我卖上了旧书。大哥在我这里，一干就是十年，一直到2017年底。大哥帮忙守的书档租金每年都增加，最后租金实在太高，无利可图，只好关门大吉。

大哥做我的帮手不久，在地摊上花20元，买了副老花眼镜。眼镜架在鼻梁上，手里再拿上一本书时不时翻一翻，那架势，不明就里的人都以为他是个满腹经纶的老学究。

大哥卖书的这些年里，心情愉快，身体胖了许多，也认识了许多买书的热心顾客。大哥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有次一个在深圳大学工作的韩国学者，开玩笑说我大哥不是中国人，说的普通话他听不懂。这个韩国学者跟大哥年龄相仿，他们两个很谈得来。韩国学者多次送大哥小礼物，来自韩国的糕点、烧酒等。

一个下暴雨的晚上，大哥关了书档回住房的路上，捡到一个黑色皮包。到了住房后，打开皮包，看到里面不仅有银行卡、身份证、驾驭证等各种证件，还有近两千元现金。这个粗心丢包的人，发现丢包后一定心急如焚。幸好大哥在包里又发现了失主的名片，名片上有联系电话。大哥不贪意外之财，随即拨通了失主的电话。物归原主，失主当即拿出包里的全部现金来感谢大哥。大哥毫不犹豫地伸手把那叠不薄的钞票挡回去。失主一再坚持答谢，大哥不得已从那叠钞票里取了一张，才算勉强摆平。失主还是过意不去，又拿出手机给我和大哥拍照，接着特意走到我们书店门口，咔嚓咔嚓，边拍边说要把这件好人好事发到朋友圈曝光。

大哥在深圳打工多年，挣到的一点小钱，送儿子上了大学，把老家的小平房翻修成三层小洋楼。如今，六十出头的他，在老家帮忙照看外孙。空闲时间里，他常去附近的水库捞点小鱼小虾，日子过得很惬意。前不久，大哥托人给我带了一大包干鱼仔，这是我最爱吃的家乡美味。

大哥离开深圳一年多了，经常还有热心顾客向我问起他。

二姐与深圳

2014年，二姐家里花费几十万元，建了新楼，经济紧张起来。光靠二姐夫一个人挣钱还债及养家，很吃力。

我在深圳的小生意比较稳定，二姐投奔我而来。我只能给二姐提供短期的免费食宿，至于找工作，爱莫能助。

二姐跟大哥一样，都是“文革”期间耽误的一代，既没文化，也无技术特长，只能找些粗活干。二姐运气还算不错，在熟人介绍下，很快在海岸城的一家酒店找到了一份洗碗工。

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人，论性格，大姐、三哥性子急，脑瓜子灵光，胆子大，手脚麻利。而大哥、二姐则性子缓，做事不温不火，慢条斯理，胆子也小，手脚不大放得开。我大约居中间，性子偏缓。

二姐刚进酒店上班那阵子，并不急着住进员工宿舍去。她去员工宿舍看过，上铺才有空位。二姐体胖，住上铺很不方便。二姐每每下班回到我这里，我一眼就能看出她很疲惫，且怏怏不乐。我便问她上班的情况。二姐是个肚子里存不住事的人。她告诉我，有两三个同事总嫌她做事慢。有个四川婆娘更出格，总是将洗碗盆、餐具等重重地甩在二姐身边，溅二姐一身水，一身油。不仅如此，四川婆娘还常常指桑骂槐，仿佛二姐前世就跟她有血海深仇。

我安慰二姐，如果实在做不下去，就辞工另找。二姐咬咬牙，一忍再忍。她清楚自己做事慢，就比别人多做些时间。

老实本分的人容易招人欺负，但好欺负弱者的人，在富有正义感的强者眼里，更难容忍。二姐在酒店做得久了，再有人故意刁难，就有厨房的师傅挺身而出说公道话。刁难的人到底自觉无趣而闭了嘴。

二姐在深圳打工这段时间，我们年逾八旬的母亲也在我这里小住。二姐上班虽然辛苦，但只要能腾出一点时间，就会陪着母亲。她时不时给母亲买些好吃的零食，经常带母亲到我们住处附近的文心公园去玩。母亲年轻时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二姐未成年时，从母亲身上得到的爱护最少。但成年后的二姐从来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当然，每个儿女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二姐出嫁后，我看得出来，母亲对她的牵挂，很上心。二姐在深圳打工的这段时间，母亲担心这家酒店正不正规，对员工好不好，担心二姐能不能胜任工作，会不会受人欺负……母亲担心这担心那，几次要求二姐有空了带她去看看现场。

二姐在深圳的这份工，坚持了大约半年时间。二姐家建房，我借给她两万元。二姐近半年的工资收入，还清了这笔债。我并不急着要她还的，她执意要早还。二姐辞工不是因为受不了辛苦，而是身体出了状况，她的眼睛出了毛病，双手也因为长期长时间泡在水里，加剧了原本就有的风湿病。

二姐依依不舍离开深圳时，跟我说她还会再来的。深圳较高的工资，干净的街道，美丽的公园，吸引着她。

三哥与深圳

三哥十八九岁就外出闯荡。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即使改革开放的实验田深圳，能够提供给一个少不更事的男孩的工作，也少得可怜。三哥人又矮，想搞基建不招人待见。他在大街小巷和荒野流浪了一天又一天。被人打劫，睡马路，挨饿。后来，他也到了三洲田，跟大哥一起。

三哥夹在一众身强力壮干苦力的人中间，如鸭入鹅群，碍眼得很。好在三哥一次次面对粗活重活的考验，一点都不退让。他能吃能喝，力气并不小。说起话来语气铿锵，头头是道。开工之初，工头很瞧不起三哥。三哥在工头面前不亢不卑，工头故意刁难，他据理力争。几个回合后，工头反而服了他，安排他干拾柴火的轻松活，工钱反而比大哥等人略高。

天不怕地不怕，是三哥性格中硬的一面。其实他还有软的一面。三哥乐于助人，在深圳期间帮助过的人很多。

三哥有次拾柴火的路上，碰到一个讲家乡话，找工不顺落了难的老乡。老乡脚上穿的拖鞋破破烂烂，人也饿得有气无力。三哥马上给老乡买来面包、矿泉水和一双新拖鞋，接着又为老乡联系工作。这个老乡姓刘。几年后，刘老乡在一家中港合资企业当上了主管。他一直记着三哥对他的情义，为了报恩，凡与三哥有点瓜葛的人，只要找他，他都尽心尽力帮忙。1994年，我从家乡的小工厂停薪留职出来，就是刘老乡帮忙介绍，才进了一家合资厂做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