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就像一块硕大的磁铁,哪引着方方面面的人才和数以千万计普通务工人员。三十多年里,我几乎所有的家人,都曾被这块强有力的磁铁吸引,在这块近二千平方公里土地的角角落落,留下了数不清歪歪扭扭的脚印。
大姐与深圳
大姐是在1995年来深圳的。在龙岗与东莞搭界之地的一家工厂里,大姐找了份清洁工。那时的她已经四十多岁了。
大姐出来打工,一个原因是穷,家里翻修房屋后,背了很多债。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于对女儿的担心。她的女儿,未成年就来深圳打工,懵懵懂懂,找了一个广东普宁的小伙做男朋友。大姐不想让女儿嫁这么远。女大不由娘,大姐终究不能改变女儿的心愿。
那年初夏里的一个周末,我特意去看了一回大姐。大姐那天不休息。我找到她时,她穿着米色工衣,一手拿着扫帚,一手拖着一个大纸箱。看到我时,她惊喜地合不拢嘴。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大姐穿工衣很好看。这个印象的得来,或许是在老家时,大姐从来就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穿吧。
大姐手脚麻利,胆大心细。即使远离亲人,她也不胆怯,不怕受人欺负。
大姐在外打工时,体弱多病的大姐夫留守老家。他们俩人分开几个月后,村子里多舌头的人,在大姐夫面前开玩笑,说他这样随随便便放大姐出去,就不怕大姐变心飞了?
一次两次,大姐夫不在意,一笑置之。可是多舌头的人说得次数多了,大姐夫竟真地担心起来。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打给大姐,直到大姐放弃了那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返回老家。
大姐在深圳短暂的打工生活,意犹未尽。挣到的钱也非常有限,对家庭处境的改善,作用不大。大姐心有不甘。接下来的日子,大姐夫的身体每况愈下。且因为缺钱,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两年后,大姐夫离开人世。
祸不单行,大姐夫去世不久,大姐也查出了直肠癌,不得不做了手术。大姐在生的最后日子,病魔折磨得她苦不堪言,痛不欲生。可是,她还记挂着挣钱机会多多的深圳,记挂着在深圳发展的她的小弟我。我听外甥女,也就是大姐的女儿说,大姐生前有两个遗憾,其中一个,就是没能到我谋生的南山来好好看看。大姐最后把她最疼爱的小儿子托付给我,希望在我的帮助下,她的小儿子能闯出一条不同于哥哥姐姐的致富路。
大姐的小儿子,有头脑,勤快、待人热情,敢于尝试。我没什么能耐,对他的帮助微乎其微。多年后,他凭自己的顽强拼搏,在深圳宝安有了安身立命的事业,结婚生子,买车买房。大姐在天有灵,应该倍感欣慰吧。
如果人真的有灵魂,如果灵魂真的不会死,脱离了痛苦皮囊的大姐,她一定在不为我知的某个日子,又回过深圳,来过南山,也去过她的小儿子设在宝安的工厂的。看到我们的日子过得好,大姐她一定非常非常地高兴。
大哥与深圳
大哥老实巴交,没有手艺,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大哥最早到深圳挣钱贴补家用,是在1987年前后。深圳东部有个叫三洲田的地方,农闲时,大哥跟随几个老乡,在那里修马路,建房屋。深圳早期的基本建设,大哥洒下了无数汗水。
日历翻到1994年下半年,我也到了深圳。一个叫葵涌镇的地方,我和大哥都在这里谋生,住处隔得很近。海浪日夜冲击海岸,声音訇然。每次潮起,都会把一些细小的沙粒推到岸边。这些细沙,成了大哥及一帮湖南老乡取之不尽的财源。大哥他们把细沙铲拢,装进尼龙袋子,手提肩挑到靠近公路的空坪上。当公路边的沙子堆到一定高度时,就会有买家开货车来拉走。
这种辛苦活,收入并不见得有多高。可毕竟是无本生意,越来越多找工无着的劳动力加入进来。粥少僧多,矛盾终于激化。一帮后来的安徽人与大哥这帮湖南人干了一仗。
印象中,大哥是个天上掉下一片落叶都怕砸痛脑袋的人,断不会惹事生非。事后,我问大哥,有没有动手。
“你说呢?人家抢我们的饭碗,难道任由他们抢去?”大哥眼睛睁得大大的,反问我。
我仔细看看大哥,身上倒没有明显伤痕。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彼情彼景,大哥他们就是一群被逼急的兔子吧。可大哥他们到底还是没能守住这块黄金宝地。在海边私自采沙卖,当地政府不容。不久后,大哥他们寄宿的简易工棚被推倒,采沙被明令禁止。
据说是一个在码头当保安的老乡向有关部门告的密,大哥他们对这个老乡恨地牙痒痒。恨归恨,到底还是无可奈何,捆了行李早早回家。
后来的十余年里,农闲季节,大哥基本上都是在老家卖苦力,做建筑小工,下小煤窑等等。一直到2007年,大哥再次南下深圳,托熟人的福,进了一家塑胶厂做杂工。大哥本来手脚就不麻利,加之已年近半百,做起事来免不了比年轻人慢半拍。管事的看他不惯,贬损他的话说了几箩筐。笨拙人也有尊严,大哥实在呆不下去。那时,我在南山的旧书生意比较红火,忙不过来,需要帮手。大哥于是辞了工,帮我卖上了旧书。大哥在我这里,一干就是十年,一直到2017年底。大哥帮忙守的书档租金每年都增加,最后租金实在太高,无利可图,只好关门大吉。
大哥做我的帮手不久,在地摊上花20元,买了副老花眼镜。眼镜架在鼻梁上,手里再拿上一本书时不时翻一翻,那架势,不明就里的人都以为他是个满腹经纶的老学究。
大哥卖书的这些年里,心情愉快,身体胖了许多,也认识了许多买书的热心顾客。大哥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有次一个在深圳大学工作的韩国学者,开玩笑说我大哥不是中国人,说的普通话他听不懂。这个韩国学者跟大哥年龄相仿,他们两个很谈得来。韩国学者多次送大哥小礼物,来自韩国的糕点、烧酒等。
一个下暴雨的晚上,大哥关了书档回住房的路上,捡到一个黑色皮包。到了住房后,打开皮包,看到里面不仅有银行卡、身份证、驾驭证等各种证件,还有近两千元现金。这个粗心丢包的人,发现丢包后一定心急如焚。幸好大哥在包里又发现了失主的名片,名片上有联系电话。大哥不贪意外之财,随即拨通了失主的电话。物归原主,失主当即拿出包里的全部现金来感谢大哥。大哥毫不犹豫地伸手把那叠不薄的钞票挡回去。失主一再坚持答谢,大哥不得已从那叠钞票里取了一张,才算勉强摆平。失主还是过意不去,又拿出手机给我和大哥拍照,接着特意走到我们书店门口,咔嚓咔嚓,边拍边说要把这件好人好事发到朋友圈曝光。
大哥在深圳打工多年,挣到的一点小钱,送儿子上了大学,把老家的小平房翻修成三层小洋楼。如今,六十出头的他,在老家帮忙照看外孙。空闲时间里,他常去附近的水库捞点小鱼小虾,日子过得很惬意。前不久,大哥托人给我带了一大包干鱼仔,这是我最爱吃的家乡美味。
大哥离开深圳一年多了,经常还有热心顾客向我问起他。
二姐与深圳
2014年,二姐家里花费几十万元,建了新楼,经济紧张起来。光靠二姐夫一个人挣钱还债及养家,很吃力。
我在深圳的小生意比较稳定,二姐投奔我而来。我只能给二姐提供短期的免费食宿,至于找工作,爱莫能助。
二姐跟大哥一样,都是“文革”期间耽误的一代,既没文化,也无技术特长,只能找些粗活干。二姐运气还算不错,在熟人介绍下,很快在海岸城的一家酒店找到了一份洗碗工。
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人,论性格,大姐、三哥性子急,脑瓜子灵光,胆子大,手脚麻利。而大哥、二姐则性子缓,做事不温不火,慢条斯理,胆子也小,手脚不大放得开。我大约居中间,性子偏缓。
二姐刚进酒店上班那阵子,并不急着住进员工宿舍去。她去员工宿舍看过,上铺才有空位。二姐体胖,住上铺很不方便。二姐每每下班回到我这里,我一眼就能看出她很疲惫,且怏怏不乐。我便问她上班的情况。二姐是个肚子里存不住事的人。她告诉我,有两三个同事总嫌她做事慢。有个四川婆娘更出格,总是将洗碗盆、餐具等重重地甩在二姐身边,溅二姐一身水,一身油。不仅如此,四川婆娘还常常指桑骂槐,仿佛二姐前世就跟她有血海深仇。
我安慰二姐,如果实在做不下去,就辞工另找。二姐咬咬牙,一忍再忍。她清楚自己做事慢,就比别人多做些时间。
老实本分的人容易招人欺负,但好欺负弱者的人,在富有正义感的强者眼里,更难容忍。二姐在酒店做得久了,再有人故意刁难,就有厨房的师傅挺身而出说公道话。刁难的人到底自觉无趣而闭了嘴。
二姐在深圳打工这段时间,我们年逾八旬的母亲也在我这里小住。二姐上班虽然辛苦,但只要能腾出一点时间,就会陪着母亲。她时不时给母亲买些好吃的零食,经常带母亲到我们住处附近的文心公园去玩。母亲年轻时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二姐未成年时,从母亲身上得到的爱护最少。但成年后的二姐从来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当然,每个儿女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二姐出嫁后,我看得出来,母亲对她的牵挂,很上心。二姐在深圳打工的这段时间,母亲担心这家酒店正不正规,对员工好不好,担心二姐能不能胜任工作,会不会受人欺负……母亲担心这担心那,几次要求二姐有空了带她去看看现场。
二姐在深圳的这份工,坚持了大约半年时间。二姐家建房,我借给她两万元。二姐近半年的工资收入,还清了这笔债。我并不急着要她还的,她执意要早还。二姐辞工不是因为受不了辛苦,而是身体出了状况,她的眼睛出了毛病,双手也因为长期长时间泡在水里,加剧了原本就有的风湿病。
二姐依依不舍离开深圳时,跟我说她还会再来的。深圳较高的工资,干净的街道,美丽的公园,吸引着她。
三哥与深圳
三哥十八九岁就外出闯荡。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即使改革开放的实验田深圳,能够提供给一个少不更事的男孩的工作,也少得可怜。三哥人又矮,想搞基建不招人待见。他在大街小巷和荒野流浪了一天又一天。被人打劫,睡马路,挨饿。后来,他也到了三洲田,跟大哥一起。
三哥夹在一众身强力壮干苦力的人中间,如鸭入鹅群,碍眼得很。好在三哥一次次面对粗活重活的考验,一点都不退让。他能吃能喝,力气并不小。说起话来语气铿锵,头头是道。开工之初,工头很瞧不起三哥。三哥在工头面前不亢不卑,工头故意刁难,他据理力争。几个回合后,工头反而服了他,安排他干拾柴火的轻松活,工钱反而比大哥等人略高。
天不怕地不怕,是三哥性格中硬的一面。其实他还有软的一面。三哥乐于助人,在深圳期间帮助过的人很多。
三哥有次拾柴火的路上,碰到一个讲家乡话,找工不顺落了难的老乡。老乡脚上穿的拖鞋破破烂烂,人也饿得有气无力。三哥马上给老乡买来面包、矿泉水和一双新拖鞋,接着又为老乡联系工作。这个老乡姓刘。几年后,刘老乡在一家中港合资企业当上了主管。他一直记着三哥对他的情义,为了报恩,凡与三哥有点瓜葛的人,只要找他,他都尽心尽力帮忙。1994年,我从家乡的小工厂停薪留职出来,就是刘老乡帮忙介绍,才进了一家合资厂做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