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倘若往年,我应该回故乡过年了。但2020年春节,我却留在深圳过年。除夕前,我的主治医生打电话给我,让我尽快去医院办住院手续,因为我身体里的EB病毒已由十的二次方演变为十的四次方,必须要住院处理。末了,她说,这个年恐怕要在医院里过了。她担心我心里难受,又安慰道,先治好病,等身体好了,以后天天都是过年。其实我心里一点都不觉得难受。经历这场疾病之后,除了生死离别,其他事情在我眼里都变轻、看淡了。
医院比平日冷清了许多。能够回家的病人都回家过年了,还有一些人要留下来继续治疗。白天我去热水房打水,从廊道走过,看见好几间病房都关着门,没住人。住着病人的房间也比往常安静了,病人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床边的输液杆上挂着液瓶,无声无息地流淌着。我问护士,还有多少病人在这里过年?护士说,大概不到二十个人。我没让妻儿来医院陪我,我一个人也挺好的。我在医院里除了打针吃药,别无他事可做,何必让家人陪着我幽禁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呢?况且孩子一门心思想着玩,整天呆在房间根本无法忍受。
除夕前一夜,我突然听见有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号声从门外传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翌日,也在住院的一位病友过来聊天,原来是一个年轻的病人没能抢救过来,走了,哭泣的正是他的母亲。我们唏嘘不已,心里很不是滋味。住院短短的半年间,我知道的,至少有五六个血液病病人从血液内科住院部走了。有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他们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独子,从北京来到深圳,希望通过CAR-T细胞免疫疗法,给儿子做最后的尝试。我见过那个男孩,大约十八九岁,高高瘦瘦的,剃着光头,高中还没毕业,就查出得这个病。日间病房里有两排黑色的真皮沙发,病人和家属没事的时候经常去日间病房坐着看电视或聊天。病人或家属们聚在一起,通常会相互打探对方或家属的病情。有一次,我在日间病房,碰巧那对夫妇也在,那时候我还不确定是否要做移植,我便向他们请教关于移植方面的一些问题与疑虑。男人说起自家的情况,当初他们的孩子错过了移植的最佳时机,之后复发了才做移植,结果移植后又复发了,然后再做化疗。但病情总是不见好转,后来他们听说深圳这边的医院在做CAR-T,于是便举家南下求医。他们似乎不太愿意、也不太可能给我一个直白的答案,每个人都存在着个体差异,他们给我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只是给我一些启示,最终如何抉择,只能由我自己决定。国庆节过后,我在家等待进仓做移植,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医院。后来我在医院再也没有见到那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有一次我和病友聊天,病友说,国庆的时候那个男孩子做完CAR-T就一直高烧不退,病情急剧恶化,没多久就去了。真是可惜了!他还只是个刚长大的孩子,他的人生还没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还有那对夫妇,我不知道他们如何面对以后的岁月。也许他们会长久地沉浸在难以治愈的丧子之痛中,但无论对于他们的孩子还是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还有之前住在四人间时邻床的一个黑龙江人,患鼻咽癌,听说也走了。还有一位患淋巴瘤的慈祥的老太太,几个月前走了。还有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化疗之后右眼变瞎了,大概是脏器严重受损,经常鼻孔流血。有一次半夜里我被一个瘆人的惨叫声吵醒,次日才知道半夜的叫声源自那个年轻人的鼻腔被医生插管时产生的痛苦反应,听说这个年轻人最终也没能挺下来。还有一位做自体移植的广东老太太,移植期间肠道严重感染,请了两名护工轮流照顾,听护士说年前就进了ICU,结果没能活着走出来。还有几位,出院后再也没有在医院里出现,生死未卜。有时想想,我只不过在医院过了一个平淡乏味的年,但有的人却没能坚持到过年,倒在冬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