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玉，跟贾宝玉挂在胸前那块玉很相似，有些年月了，面上有层包浆，握在手中有温润感。赖婆婆说它是生命玉。我信。这块玉是赖婆婆临终时赠送给我的。她是位独居老人，住在布镇街头一侧，有两间低矮的泥坯土砖房。赖婆婆以烧米果卖为生。米果摊摆就在布镇小学门口，现烧现卖。米果是赣南客家特色小吃，宁都人叫灯盏糕、于都人叫芋包子，非常好吃，我至今还迷恋那种味道。赖婆婆烧的米果主体客户是布镇小学的学生娃，学校附近的居民也会来买点。下了课，总是有一群学生娃飞出校门围着赖婆婆米果摊转。米果一毛钱五个，两毛钱可以吃个大饱。上世纪八十年代，粮食不成问题，但钱还是很着急，大人给学生娃的零花钱很少超过一角，若哪个有一块，是超级大富豪。学生娃一般是用分票买，很少有人一次买五个，赖婆婆钱筐里全是分票。那会儿我在布镇小学读书，早上背书包走五里路翻一座山来，下午放学后背书包回。我特别羡慕那些有钱买米果的同学，看着他们吃米果，眼睛直勾勾的，嘴角流口水。父亲是个酒鬼，外号酒壶子，一生都在喝酒，手中抓个酒壶，走一步喝一口酒，时常倒在路边，风吹起衣襟露出黑白电视机屏一样的肚皮，像条死狗，也有狗过去舔他。有人说：酒壶子，快别喝酒了，老喝下去会喝死的。酒壶子说，这哪行呀。再说，你以为我喝的是酒吗？我的喝的是理想。他发誓要喝掉一火车皮酒来。母亲早就不在了，有人说她死了，有人说她跟货郎跑了。我不怎么想母亲，只想吃饱饭。我从未吃过一餐饱饭，早上吃一点点，午饭没得吃，得饿着，所以，我常站在赖婆婆米果摊边移不动脚步，肚子叽里咕噜响，眼睛直勾勾的。有一次，是读一年级开学没多久，大概是一个礼拜后，上午放学了，附近的同学回家吃午饭，路远的同学带了饭在教室里吃，只有我一人站在离米果摊五步脚的地方，想走近不好意思。赖婆婆用竹签串了十个米果，递过来说：拿去。我说我没钱。赖婆婆说，谁说要你的钱？送给你的。那天，我吃着吃着就流泪了。赖婆婆说，哭啥？以后想吃就过来，米果我这里有的是。以后，我每天的午饭都是用赖婆婆的米果充饥。这样过了两年半，上三年级时，有不少同学当面背后骂我贪食鬼厚脸皮。我自己也不好意思了。父亲是酒鬼，村里人同情的眼神与冷嘲热讽，令我从小就变得敏感自尊。我克制自己不去赖婆婆摊边，午饭时间坐在教室里装着看书。这时赖婆婆进来了。米果用报纸包着。她把米果放在课桌上，说：你架子真大，还要我送给过来。我不敢直视她。赖婆婆摸着我头说：是不好意思对吧？那你可以来帮忙，这样，就不是我送的，而是你赚到的。这样，我开始做帮工了，帮着砍柴火，帮着磨米浆，帮着刷薯打芋子，还帮着添柴夹米果。可以这么说，是赖婆婆的米果帮我度过了少年时的饥荒。读完小学，上初中，二年级时，某天，有人来学校喊我：王小白，王小白，赶紧，赶紧，赖婆婆找你有事。我问什么事。那人说，可能快不行，她要见你一面。我一路奔跑过去，跑出一身汗。赖婆躺在木床上，房内有种刺鼻的异味。我有点哽咽地喊：赖婆婆。赖婆婆挣扎着要坐起来，但终没办法坐起来。她笑了笑说，你来了。我过去欲扶她。赖婆婆说不用了，你去把木箱打开。木箱就在床头边，我打开，里面是一些旧衣旧衫，玉用红布绸子包着。赖婆婆说，你把它拿上来。我拿上，放在床沿上。赖婆婆说，你打开。我打开。赖婆婆说，你把它放到掌心，这是生命玉。我把它放入手掌心。赖婆婆说，我也没什么东西送你，就送你这块生命玉吧，这块玉是位老人九岁时送给我的。他讲玉性温，可以温暖人，愿它保佑你一辈子心里都暖暖的，且行且珍惜好吗？于是，这块生命玉成了我随身携带之物，有时间也会拿出来，不是品赏，而是细细地品读，上面虽然没有文字和图案，但却能读出人生最珍贵的意义。我感觉赖婆婆是位了不起的乡村哲学家。

可这块生命玉，差一点让人偷走了，用偷字不好听，是差一点让人拿走了。那是2003年8月某天。时间进入新世纪，互联网兴起，城市街镇随处可以看见网吧，计算机还是挺着啤酒肚的那种。广大市民热衷于上网，写博客，发微博，跟贴，新浪、网易、天涯是大网站，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区域网。信息大爆炸来了。但这些跟我没关系，跟另一个人，欧余城有关系，他的命运因为互联网打了个急转弯。我只是一名很普通的打工人，有时去工地上搬砖，有时在工厂里做普工。那会儿我结婚了，老婆在家中带娃，我外面挣钱寄给她。我只听说过电脑与互联网，但从未接触。当时，我再度丢了工作，一家小厂把我辞退了。老板一脸无辜说：去财务把工资结了吧，我也没办法。我心想你无辜个啥？老子才无辜。八月的深圳还是火一样热，我拖着行李走出工厂，汗水毫无顾忌滚浆一样冒出来，搞得我睁不开眼睛，也有让日头照的，地面发烫。我挤上218路公交车，上车时不知要去哪，很茫然。218终点站是三和人才市场，下了车才知道来到对了，丢了工作就得找工作，我上一份工作也是这儿找到的。工作不是一天两天能找到，我去人才市场后面小旅馆住下，住的是大通铺，一晚上二十块钱，一间房子摆了十二张床位，直接铺在地面上。欧余城就是在这儿认识的。我进去时屋里有八条汉子，他们都打着赤博只穿短裤，有人拿毛巾往身上擦汗，一台吊扇呼呼地瞎转，还是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四个汉子在打扑克，三个汉子在围观，只有欧余城一人盘腿坐在床位上发呆。他身穿白色短袖衬衫，灰色西裤，衬衫下摆裹进裤腰里。他很年轻，绝对没有超过二十岁，娃娃脸白白净净，一副涉世未深的样子，只是那双眼睛对世界怀抱着警惕，像只受惊的兔子。不知怎地，我对欧余城产生好感。我放下行李，掏出烟，每人散一支。出门靠朋友，他们未必会做我朋友，只是拜托他们别把我当敌人。他们都接了，且都友好地一笑，有的还问我打哪儿来。只有欧余城摆了摆手，说不会。我执拗地递给他，说烟是好东西，交朋友全靠它，来一支，抽着，抽着就会了。他看了我一眼，接了。他果然不会抽烟，抽一口呛得直咳嗽。我笑。欧余城说很好笑吗。我说不是，生活太糟糕，笑一笑会更轻松。欧余城也笑了，说你是个有趣的人。这样，我们关系有点贴近，一起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一块儿吃饭。吃饭多是我买单。看得出，欧余城囊中羞涩。我想，三块钱一碗的米粉还是请得起。我们基本吃三块钱一碗的米粉，偶尔也进店点两个小菜改善一下。有时欧余城会争着买单。欧余城找工作已经找了一个多月了还没找到。工作是不好找，但不至于一个多月没找到。我看着他白净净的脸，劝他不要那么挑。欧余城说，不是我挑，好工作他们说我干不了，坏工作说我吃不下苦。欧余城念过大学，上的是华南农大，没毕业，上了一年半就没读了，是家里出了变故。什么变故他不肯定说。那天晚上我们在小店里吃晚饭。老板的女儿在做作业，有道题难住了，愁眉苦脸。欧余城走过去只看了一眼，轻声说了几句，老板的女儿便眉开眼笑，连声说谢谢。我竖大拇指说还可以哟。欧余城说，想当年我也是个学霸，目标是清华北大。我连说可惜了。欧余城说没什么可惜的，人生就这么残酷。我一时无语，心想你年纪轻轻也饱经沧桑。再想，自己还不是也这样，还未成年就岁月已老。吃好饭，转回旅馆。那些人不在，大概是结伴去外面逛夜景了。一天晚上，欧余城趴过来看到生命玉。我用红丝线佩带在身上。欧余城说，你这个好值钱吧？我说，这个不能用钱来衡量，可以说它是无价之宝，赖婆婆说了，玉性温，可以温暖人生。我便讲我与赖婆婆的故事。欧余城说，赖婆婆对你真好，她也是个好人。我说，好人可以温暖人，我就是让赖婆婆温暖了。欧余城说，那赖婆婆人生肯定有很多故事。我说，可能是吧，但我不知道，她没有讲，布镇也没人知道，她的过去是个迷。白天出去找工作，夜晚归旅馆聊闲天，有时也会去外面走走，我与欧余城就这么相安无事相处着。四五天后，大通铺里开始有人丢钱，准确地说是出贼了，那个偷钱的贼准是第二天再不回来的人。拿了钱就走，世界人海茫茫，走了就再也找不到了，任你叫骂也没用。先是河南人的钱不见了，湖北人跑了。再是河南人跑了，四川人的钱不见了。一时间大通铺里人心惶惶，谁在谁的眼中都可能是贼。第七天，欧余城的钱不见了。他双手抱住膝盖无助地哭着。我于心不忍拿了一百块钱给他，说省着用吧，总能扛几天。次日我的钱不见了，欧余城跑了。大家都说王小白你喂了个白眼狼。我不相信，人心怎么可能坏到这种程度。钱倒是小事，在深圳混了几年，有工友有老乡，实在没办法可以找他们救急，借点钱是可以的。令我着急的是，挂在胸间的生命玉不见了，这是赖婆婆送的，可不能丢。于是找，四处翻，问他们看见没，他们都摇头。最后找到了，在行李包中找到的。我把衣衫一件一件翻出来，生命玉包裹在一件夹克里，放在行李包最中间。这肯定是欧余城所为，因为跟生命玉在一起的还有一张百元纸币。这张纸币应该是昨天我给他的。纸币上贴了张小纸条，纸条上有行字：有谁温暖我？！问号加感叹号，我一下子恨不起来他了，笑了。他们问我笑啥。我说还好，温暖没丢。

早上，我让一阵手机铃声吵醒。电话是欧余城打来的。他说：这事非要王老师你出面帮忙才行，那个人我找到了，是她，真的是她，果然是她，你赶紧过来，我已派司机来接你了，估计这会儿已到了你楼下。我翻身下床，推开窗户探出头，楼下果然停着欧余城的黑色宝马车。老婆去上班了，孩子去上学了，我穿上衣衫，刷牙、洗脸、下楼。欧余城的事我不好意思怠慢。

我如今是一家文学杂志副主编。社长兼主编老杨不太管事，杂志基本由我打理。十多年前，我让一种神秘的力量推着走上写作之路，这是面对文艺青年和媒体采访时的说词，而事实是让钱引诱了。2003年8月，钱让欧余城拿走钱后，我只好去找老乡借钱度饥荒。老乡说，怎么，钱让人偷了？你也真是，做普工也要进大厂哈，大厂更有保障，不犯错误一般不会开掉人，你这样东跳一下西跳一下赚不到钱的。老乡介绍我进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造纸企业做普工。公司比较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办了厂报。厂报一月出一期，一期是四张十六开报纸，这需要很多内容来填。公司鼓励员工投稿，什么心灵鸡汤、感悟心得、工作生活趣事、亲情友情，题材宽泛，只要不负能量就行，给的稿费不错，千字三百。看着别人有额外收入，我心里痒痒的，也写。我的运气比较好，第一篇稿子就被采用了，领到三百元稿费。我高兴死了，写作热情也大增。我在该公司工作那三年，每个月都有两百、三百额外收入。那会儿月工资不足一千，额外收入真是一笔不小的钱。见写的文字可以换到钱，有点嫌弃我的老婆也开始对我好。有人鼓励我往外投稿。对外投稿开始是豆腐块，后来搞中短篇小说，也写点散文。除了第一篇，投出去的基本发表了。那些年打工文学大热，我也因此受到格外的关注，上选刊，上年选，拿奖。拿下几个国内大奖后，作为特殊人才进了杂志社做编辑，政府给了一个事业编制。我成了打工者写作成功的代表，是文学的幸运儿。这一切都是老杨一手操办的。老杨喜欢我，对我亲，小说处女作也是老杨从稿堆中挖出来的。老杨原是领导的秘书，因为喜欢写诗，领导本想放他去做个区长县长，他不干，要求来做杂志。他有人脉关系，很能办事。他一包烟都没抽过我的，挺纯粹的人。我开始干编辑，大前年升职副主编。老杨拍了拍我肩说：你可以对不起我，但不能对不起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