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在深圳一家公司做品牌总监，公司组织代理商去欧洲旅游，我蝇随骥尾，也跟着出了一趟国。

记得我们首先是从香港坐法航飞巴黎。在法航上我没看到年轻貌美的空姐，只见到几个黑人空嫂，很殷情地做着各种服务；还有一位健壮的中年男士，深更半夜还托着盘子快步在过道上穿来穿去，中气十足地喊：“替!替！”我因此记住了“茶”的英文发音。漫长的航线，从黄昏到黎明的穿越，机上虽然有酒和美食，但我一夜未眠，疲困难耐。到了巴黎，大巴载着我们在街头驶过，我睁大双眼盯着街景看，生怕漏过了一草一木，但现在记得的只是有一些年轻时尚的女郎，边走边吸着烟。

白天跟着导游去看了一些著名的景点，现在也大都印象模糊了，现在印象较深的是在一个叫做老佛爷的商场，很多中国人在排队购物，我什么都没买，只是被一些导购拉着试用各种香水，出来时全身都搞得香喷喷的。还有在卢浮宫，也是很多中国人，大都只熟悉《蒙娜丽莎的微笑》，都围在那里拍照。我们的导游是个在北大留过学的巴黎女郎，她忧戚哀哀地跟我说，拍照对名画是有损害的。晚上安排的是去红磨坊看演出，桌上是口味纯正的法国红酒，台上是令人惊艳的裸体女郎，我却不仅没看懂剧情，而且很不争气，一会儿就睡着了。并不是不想看，实在是太困了。

我们游的是法国、瑞士、意大利和梵蒂冈。梵蒂冈说是一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教堂。我买了几张昂贵的明信片，寄给深圳的几个朋友。各国的风景自然美好，很多地方还真是美得令人心碎，给予了我从未有过的震撼；很多地方的人文景观也相当不错，让我感到无比的新奇。但此类文字和图片已经很多，无需我再作赘述。只是一些与人有关的细节，算是我的个人体验，可以一记。在吃法国大餐的时候，有一个青春逼人的美丽女孩在端盘子，春风满面，风情万种，席间有人说，几年前他也曾在这家餐馆就餐，那时候这个女孩就在。如果在一些民生艰难的国家，她可能早就被哪个高官大款包养去了，但法国是个高福利国家，他们有最低的工资保障，能够确保年轻女子正常地恋爱结婚，过有尊严的生活。

在意大利的一家旅馆，我们去吃早餐的时候，受到了歧视性的对待。我想去那个风景独好、人数很少的房间，一个人高马大的意大利大妈拦住我，非要我去那个人满为患、闹闹哄哄的大厅。我不依从，那人“No！No！”地大叫，就是不让。导游赶过来，跟我解释说，在那边就餐的是几个日本人，中国人喜欢热闹，酒店经常接到投诉。我说我又没说话，她怎么知道我不是日本人？导游说，她知道的，中国人经历的事多，没有日本人那么单纯，走路的姿势，脸上的表情，都看得出来的。这件事如果放到今天，只怕有可能会被当做一件小小的辱华事件，被众多的口水虽远必诛一番；而当年我们只是有点不爽，没有表现很明显的民族义愤。我们也的确积习难改，一个同事就餐时没看懂英文，拿了个生鸡蛋在桌上一敲，溅得满身白叶黄花，一下子就弄了个满堂欢。

在法国的一个葡萄酒庄，同伴们大都在买酒，我和邓总跑出来在附近溜达。他英语比我厉害，我想进去一家农户看看，就激将他发挥所长，跟人家沟通一下，谎称我们要去他家上厕所。他逮住一位老头，飚出一句英语:“WC!”可是这位法国老农听不懂，微笑着摇摇头；邓又把手放在脐下三寸处做直筒状，老头又微笑着摆摆手；邓再蹲下身子，手拍屁股，啪啪有声，老头还是微笑着耸耸肩。我在一旁哈哈大笑，邓急了，直接就指人家的门。老头终于明白，请我们进去。我假戏真做，去上厕所，也没什么突出印象，只记得马桶上有一个精美的坐垫，当时国内还不时兴。出来时，女主人骑着自行车回来，买回来一些很鲜绿的蔬菜，还有两株鲜红的玫瑰，印象深刻。

在米兰，一群人在广场上集会抗议，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事，很觉新奇，但不知道他们在抗议什么。在日内瓦湖边，一群中老年男人在乐乐呵呵地玩一种非常简易的投掷游戏，在我看来那真是有点枯燥，我不知道他们乐从何来。那段时间我正在戒烟，被烟瘾纠缠得苦。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一个老头坐在草坡上悠闲地抽烟，在我眼里那简直是人间最高级的享受。我情不自禁地走过去，挨着他坐下，厚颜无耻地对他笑笑。他居然心领神会，给我递过来一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只觉得那是我一辈子抽过的最香醇美味的烟。

我对老外好奇，对跑到国外去的中国人也好奇。每碰到一个中国人，都喜欢问人家是怎么跑到欧洲来的。但我行色匆匆，很多人都没能细谈，也有很多人讳莫如深，语焉不详，只留下一些模糊的面影，和一些隐隐约约的人生故事，与我们的时代相关联。但有一个来自广东的老头畅聊无忌。他和湖北仙桃的一个年轻女孩结了婚，在法国的一个镇上开了一家餐馆。他是广东的一个农民，年轻时偷渡到香港，然后又从香港移民到法国。我开他梨花海棠的玩笑，他来了兴趣，大讲他的艳史，说他曾经在大连做生意，把大连的孩子招到法国读书，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女孩想出国，缠着要嫁给他。我问：你们怎么没成的呢？他说我睡不惯她们那个缸啊。我很奇怪人家怎么会让他睡在缸里，他忙不迭地解释：“不是缸啊，是、是、是——缸啊！”搞了半天，我才弄明白他说的不是缸，而是炕。他还说跟法国女子也有染，说人家喜欢骑在他身上。我猜他是在吹牛，私下想那么一个瘦猴样，人家法国娘们未必愿意骑他。

有点搞笑的还有我们这批游客。在国内旅游的时候，人们大都对购物游深恶痛绝，可是那一次，大伙儿却对采购上了瘾，越到后来，越逸兴遄飞，对所有景点都不感兴趣了，吵着要导游带着去采买。代理商们都是商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欧洲，对那些比国内相对便宜的奢侈品情有独钟。我虽阮囊羞涩，也受到影响，心动着想买一块手表和一个拖箱，结果被公司的老板严词呵止。他说你个穷酸文人，也跟着抽什么疯？我只好作罢。离开时还是不甘心，偷偷花了35欧元，买了一个没有牌子的包包，回来送给老婆，却一直没见她背过。其实欧洲旅游景点的消费并不低，我记得在罗马，陈总好像是花了十欧元，请我吃了一盒冰激凌，说是《罗马假日》里那个公主吃过的。在威尼斯，孙总给我们每人付了一欧元，让我们上厕所小解。那时候一欧元相当于十元人民币。

有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后怕。有一天晚上，在瑞士的一个小镇上，我跟一帮人上街，他们买手表，我逛街，不经意间我一抬头，不见了同伴们，剩下我孤身一人。我不记得酒店的名字，更不知道回酒店的路，最糟糕的是，为了节省，我手机还没开通国际长途。这可怎么办啊，我一时间冷汗涔涔，寒毛直竖，在陌生的街头东跑西奔，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惊慌失措。我只知道一定要在同伴们回酒店之前找到他们，只希望他们还记得有一个不买表的家伙也跟着他们来了。我一边气喘吁吁地从一家商店跑到另一家商店，一边可怜兮兮地祈祷上苍。也真是天幸，最后在一个街道的拐角处，我终于听到了他们高声谈笑的声音，那真是多么亲切的声音啊，真是多么幸福的街角。等我回到深圳，第一件事就是去开通了国际长途，尽管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