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
大学毕业,我被T公司聘用,T公司转手便将我“流放”至其下级分公司。我的“流放地”,便是凯里。我时年二十四岁,对人生既无明确的期待,也没有具体的规划,倒是随遇而安,因此对于去凯里赴职,我既谈不上憧憬,也谈不上失望。就这样,我拿着T公司人事部开的报到通知书,孤身一人前往凯里。我对凯里不算陌生,每次从家去贵阳或从贵阳回家,凯里都是必经之地。但每次都来去匆匆,只是过客。但这一次,命运之神信笔一挥,从此我就安顿在凯里了。
我前去报到的分公司在凯里郊区火车站附近的一片灰扑扑、颓败的院落里。火车站一带的房产,大多是铁路系统的产业。铁路系统的车务段、机务段、工务段、电务段、车辆段这些基础单位,分布在这片区域里。这些房子千篇一律的灰旧、低矮、单调,有一种暮气沉沉、衰颓的气象。我所在的公司,是铁道系统的庞大家族中最晚出世的“庶子”,本非嫡系,又生逢家道衰微,只继承到一点微薄的祖产,便要自立门户,自力更生。我入职那年,“庶子”不过蹒跚学步的三岁龄童而已!
进入公司大门,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院子上常年堆放巨大、黑色的电缆线圈,只剩下狭窄的过道通向各栋楼房。公司的办公楼在院门左侧,一幢黯淡无光、毫无生气的四层楼房,一条平淡无奇的楼梯从大楼的左侧向上延伸,每层楼都有一条面朝院子的连廊。无论从大楼的整体格局还是内部布局而言,它无时不刻、无所不在地提醒那些新来的年轻人,他们身处于一个充满沧桑的历史感的旧年代的遗迹中,他们的青青年华将在这座荒凉的院子的慢慢地荒废、枯萎。
公司的职员大多数是从铁路系统其他单位分流而来、出身铁路世家的铁路人,少数像我这样外招的大学毕业生。不同的家庭背景与出身,使我们对个人的职业发展和未来的看法不太一样。铁路人更珍视这种“铁路世家”的身份与莫名的优越感,而我们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可言,无牵无挂,也无畏无惧。生活在别处,在彼岸,在远方,吸引着年轻的我们去探索。而那种波澜不惊、一成不变的生活,以及确定的、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令人感到惶恐不安,一些不甘寂寞的年轻人,在经历了短暂的踌躇与思索后,最终选择了远方。而我,便是其中之一。
我所在的财务部,在办公楼二楼廊道的尽头。财务经理是一位三十多岁、戴着一双银色的圆框眼镜、个子娇小的老处女,孤僻、沉默、拘谨、严肃,甚至有些乏味。还有一位瘦瘦高高、腼腆害羞的女会计,长得不算漂亮,或许受到爱情的滋润,偶尔展现出活泼、俏皮的一面。出纳是一位胖乎乎、脸色红润、爱说爱笑的已婚女士。我是这间房子里唯一的雄性动物。整体而言,这里的气氛显得呆板、压抑,细致、纷繁的会计业务和堆积如山的账簿扑面而来,我和瘦高女会计严阵以待,不敢懈怠。女出纳将电子计算器敲得噼啪作响,她在统计与核对营业厅每天上交的营业款流水账。财务经理像是嵌进办公椅里的一只猫头鹰,她一动不动地坐在大班台后面,久久地、阴郁地沉思着,冷静地观察房间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倾听静悄悄的办公室里发出的干咳声、指尖敲击键盘和点击鼠标的声音、电子计算器的噼啪声、清点钞票的哗啦声、墙上挂钟单调的嘀嗒声……
生活平淡地、无声无息地一天天地过下去,似乎每一天都是对昨天的机械复制。工作繁忙而充实,剩下的时间属于我自己。下班后,同事们都回家了,我一个人没有地方可去,便独自回到办公室,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打发孤寂的夜晚,或者回到我简陋而温馨的单身宿舍,可有可无地读书,聊胜于无的写作。
二
凯里,是这样一个地方——朴实无华,美丽自然,热情而羞涩,沉静中有着一种独特而迷人的魅力。就像苗族姑娘的精美的银质头饰,端庄而不奢华,平凡而不媚俗。也许你在城市建筑和街道上,难觅其独特之处,整体而言,它具备现代城市的普遍特征——城市的民族性体现在某些特定的建筑物上,譬如民族博物馆、民族体育馆、民族风情园等——高大的梧桐树掩映下的街道,灰旧平淡、错落密匝的房屋,与任何一个南方城市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有从街头巷尾人们的交谈俚语中,从人们的容貌、神态、步态、服饰、饮食上才能辨识出地域性差异,观察到某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去过西江苗寨、从江岜沙你便领略到苗族人的朴素的风土人情与生活原貌。聆听过侗族大歌你方能感受到原始的力量和对生命的歌颂。品尝过凯里的酸汤鱼的旅客从此念念不忘,有一种“曾经苍海”的怀恋。
昔时的凯里大小十字,是商业渊薮和最繁华的中心街区。周末,常去市区逛街和购物。等到手头宽裕一些,我在大十字的一家健身房办了张会员卡。下班后,便去健身房健身。老板娘是个酷爱健身的性感尤物,不知多少男性健身会员,是奔着一睹老板娘曼妙迷人的身姿而去的。健身教练长得高高瘦瘦的,却不是个肌肉男,担任健身房的技术指导。健身运动使我变得更壮实、更自律一些,更重要的是,使我摆脱平庸、压抑的工作日常,以及斫刬内心的杂念。
那时在山城里,有几位常相往来的同窗好友——凯里学院的龙正荣,电子学校的龙含君,中医院的杨胜邦。我们时常啸聚、出游。三五好友,在简陋的单身宿舍里哺糟啜醨,高谈阔论,或于陶然之际去篮球场撒野,或结伴登攀香炉山,或相携闲游金泉湖。日子过得颇是潇洒惬意。但好景不长,我的内心变得愈加苦闷与躁动起来,开始筹谋别的出路。龙正荣也有新的打算,他继续深造,没几年硕士毕业了,之后回到其母校贵师大任教,仍读书不辍,又过几年,荣升为龙博士也。只有龙含君和杨胜邦,仍默默地留守在山城。此后,山城诸友各自汲汲于生计,娶妻生子,睽携无期,忽忽已至中年,往日旧事,犹在眼前,令人不禁唏嘘慨喟罢。
三
在我隐秘的内心深处,有着对文学执著而深切的渴望。在我显性的教育背景之外,有一个隐性的教育履历,我的文学师承是那些纸上神交、从未谋面的文学大师,我是以自我教育的方式去接近缪斯的。也许正是这种文学的理想主义,使我变得愈发不安份和躁动起来。会计,多么务实的职业呵!在会计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是可以精确计量的,它们不是被计入会计科目的借方,便被计入会计科目的贷方。它们不是资产,便是负债或所有者权益。所有的经济事项都遵循统一的会计法规和准则,你翻开书本,都能查询到唯一的、权威的诠释。凡事都有据可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会计不能逾越规矩,学会保持缄默与忠诚。我的同行们向我展示一个合格、敬业的会计从业人员应当具备的职业素养。然而我内心的缪斯呀,她在教唆我做一个会计的叛徒!
但文学何尝不是对会计的救赎?它满足了我对现实以外的想象,它延展和丰富了我生命的向度。一种创造性、精神性、诗意的生活方式。一种我不被生活同化、异化,不屈从于现实生活的压迫的力量源泉。一种将我与其他会计区别开来的独特品质。
我终于在英国作家中,找到一位资深同行——查尔斯.兰姆。他曾为东印度公司做会计,他自称“自己真正的著作是公司里的那些大账本”。他终生未婚,与患有疯病的姐姐玛利相依为命,他生性风趣、幽默、机敏,且文笔矫健,他在会计生涯之余,写下隽永、优美的《伊利亚随笔》。文学成为我的庇护所。兰姆的随笔,无异于“一剂止血良药”。于是我在公司账簿的扉页上,写下我的哀怨与惆怅,写下我的“诗和远方”。
我秘密地、不计回报地从事这项私人性的、孤独的事业。你既是自己文字的作者,也是它最初的读者。与其自负地说写作是为了让别人读到,勿宁认为写作是一种省思者的自说自话,倘若碰巧有人喝彩几声,那已实属万幸。而这样的幸运,我也曾有过。我在大学时代写的一组读书札记,引起黔东南的一位作家的青睐。他竟然好奇地想要认识一下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2003年十二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那是一个洪亮、热忱的声音,电话里他自称是作家杨村,他说他周末要来市里,问我是否有空聚叙。我当然答允。周末,我欣然赴约。见面后,发现杨村人如其文,显得斯文、宽厚、随性、平易近人。他目光炯炯,面带微笑,有一种历经沧桑后淡然处之的精神气质。他身上还流露出一种闲散自然的神态。后来才知道除了写作,他还雅好垂钓,而垂钓无疑是培养闲散自然的性情的最佳途径。杨村还邀约了一些好友,印象中有余达忠教授、黔东南日报社文艺副刊主编潘兴盛、诗人姚瑶等人。席间杨村热情地将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那次别后,我给杨村写了一封邮件,谈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他回复道:“初次见面,感觉很好。你比我的想象要帅气得多,一种典型的书生气质、文静、简洁。很好。”他劝我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地读书写作,同时不妨投投稿,并将州日报社潘兴盛主编的联系方式发给我。后来我写的一些散文譬如《人生经济学》、《音乐圣坛的自由斗士》、《我的爷爷》、《奶奶》、《迟到》、《拜佛》等,陆续出现在州日报的文艺副刊上。
这是我与杨村和他的朋友们的初次结缘。之后,我又回归死水般的庸常生活中。我依旧一边做个平凡的会计,一边孤独地读书、写作,但成绩不值一提,并没能激起任何波澜。在热闹的网络文学论坛上曾活跃过一阵子,最终消寂,而与现实的文友们,却还是一味地疏远。初次见面后,我与杨村仍时断时续地保持通讯,但没有再见面。不久我便离开凯里,只身前往岭南之滨逐梦。自与杨村分别,至今竟有十七年了。我视杨村,亦师亦友;杨村待我,知遇至深。
四
在城西,有一条缓缓往北的江河,叫龙头河,它是清水江的上游支流,流经铁路系统的这片灰旧的房子,以及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南来北往的绿皮火车和载货火车轰隆隆地驶来,呜呜地长鸣汽笛,驶进火车站。生活在火车站的附近,随处可见蜿蜒绵亘的铁轨和钢铁巨蟒般的火车,周遭空气中似乎也夹杂着一股火车的铁锈味儿。无论你是否承认,你都跟这个神奇的“系统”脱不了干系,不知不觉中你已是“系统”的一部分,即使你是庶出的,你也归属于“系统”。这似乎有种宿命的意味。
日子像龙头河的水,不知不觉地流逝,我渐渐蜕去自身尖锐的个性与锋芒,身上的“铁味”变得越来越浓重。妥协是处世的哲学,做一个识时务的现实主义者,颇合做人的中庸之道。但年轻时的我,还未曾学会向宿命低头。当我试图安于现状,但心里的另一个“异己”却站出来抗议。我愈加强烈地、清晰地感受到,我的应许之地在别处,我终将乘坐其中一辆火车离开,离开这个并不属于我的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