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仙女遗落的银带，从牛尾岭、梧桐山漂流而下，自东北向西南一路蜿蜒入深圳湾，出伶仃洋。这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全长只有三十七公里，河宽不过几十米，但它却是中国历史上一条命运多舛的河流——深圳河。河的下游，北岸是深圳的罗湖、福田区，南岸是香港的新界。河的两岸，布满尖刺的铁丝网绵延几十公里，仿佛无声地诉说着中华民族百年的不甘和屈辱，改革和巨变。

我在深圳三十多年间共搬了六次家，其中四次沿深圳河畔而居。“岁月匆匆留不住，鬓已星星堪镊”。尽管潺潺流淌的深圳河畔依然风光旖旎，但那锈迹斑斑的边防铁丝网，像一条长长的伤疤，永远沉默地横亘在深港之间，也长久沉重地伫立在我的心头。每及凝目远眺，都勾起我无限的思绪……

老人与偷渡

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来到深圳这片土地。走出深圳火车站大门，向南望见的是香港新界山上的英军哨所，还有在边防铁丝网上空盘旋着的英国直升机。当刹那间的新奇感掠过，随之而来的是一声声深深的叹息。

一九八六年的秋天，我家搬迁到紧邻深圳河的铁路职工生活区，住在半山坡上一间不到五平方米的旧宿舍。这里原是旧火车站对面一座低矮的山岗，坐落着一片土墙灰瓦的老式民居和新搭建的铁皮房及石棉瓦房。只有一栋最高的四层楼，斑驳的黄墙，在一片土灰色的建筑中格外显眼。山岗上有一棵郁郁葱葱的百年古榕，它密密匝匝的枝叶，像一把绿色的巨伞。

南方天气酷热，我常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来古榕树下乘凉。站在古榕树下，能看到香港山头上的英军哨所和半山腰的大片坟地。

古榕树下，经常坐着几位白发老伯。其中，一位姓张的老伯是深圳本地人，他的儿子在六十年代初偷渡时溺亡，老伴也随后郁郁离世，只剩下他独自一人。无奈，只能来古榕树下排遣孤独。

另一位刘老伯是韶关人，总是戴着一顶鸭舌帽。他儿子早些年偷渡后，虽然有了香港身份，但香港那边住房非常紧张。八十年代初，适逢深圳改革开放，刘老伯卖掉了自己老家的房产，把所有积蓄用于支援儿子，在临近火车站的建设路旁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本想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没想到，儿子和儿媳却开始嫌弃他，家里总充斥着谩骂声。有几次，儿媳把他的衣服、被子扔出门，让他滚出这个家。刘老伯没了去处，只能天天来大榕树下与张老伯聊天，消磨时光。

张老伯经常回忆深圳的往事。他说深圳和香港原本山水相连，骨肉相亲。河两岸都是中国的土地，村民常跨河自由耕作，或到香港走亲访友。自鸦片战争爆发后，懦弱无能的清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这条普通的河流，就成了祖国大陆与香港的分界线。一九五一年，河两岸又竖起了狰狞可怖的铁丝网。汩汩流淌的再不是清清的河水，而是无数中国人的血泪和乡愁。

六七十年代，因为国内“三年灾害”，老百姓普遍过着难有温饱的贫穷生活，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却繁华富裕。巨大的经济落差，吸引了大批的偷渡人员。即使顶着“叛逃”的罪名，也阻挡不了冒死偷渡的人潮。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共涌现了四次比较大的偷渡潮：水性好的人，蹈海而逃，只有少数人能最终抵岸，大多数人葬身大海；还有许多人，选择翻越边防铁丝网，从深圳河泅渡。那时山边铁丝网旁的草丛里，常藏有偷渡的人，趁着黑夜的掩护翻越铁丝网。有聪明的偷渡者会事先找来老虎的大便，抛洒在临近铁丝网处，警犬闻着老虎粪便的气味，只见大声犬吠却不敢向前。他们才侥幸逃脱；有的偷渡者衣服被铁丝网上尖刺撕烂，身上道道血痕；有的被警犬咬住腿脚，鲜血淋漓；也有的翻过一道铁丝网后，藏匿于深圳河中，最终溺水而亡……尸体漂浮到河南岸边，英军就拿一根长长的竹竿，把尸体捅到河北岸的中国管辖区域。在他们眼里，死了一个人，就像死了一只鸡鸭一样寻常。

一位年轻时偷渡的老人告诉我，他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渔民。七十年代末，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加之兄弟姊妹多，经常吃不饱饭。看到同村的伙伴偷渡后纷纷给家人寄回的钱，他十分羡慕，偷渡的念头也愈发坚定。

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他心一横，喝了很多浓姜汤，又在腰上绑了个皮球，独自下海拼命往香港方向游去。游到中途，累得腿抽了筋，他便在水面漂着。纵使深谙水性，但仍体力不支，直到天亮时才挣扎着勉强游到海边。筋疲力尽的他，趴在沙滩上不能动弹，被饥饿、寒冷和呛水折磨得奄奄一息时，惟一的念想便是：赶快被英军抓住，这样或许能活一条命。中午时分，英军在海边巡逻时，终于发现了他，便把他拽到半山腰一处收容所。“坐监”一段时间后，又把他从罗湖桥遣送回深圳。老人砸着嘴说：“遣返时，我还很留恋收容的生活，不想回来。因为在收容所里吃的饭还有几片叉烧肉，真香啊！这是我在大陆这边，一年也难吃得上一口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我又去采访了这位老人，回忆偷渡往事，他感叹：如果那些年，深圳像现在这么美好，谁还去偷渡香港呢！

现在，我天天可以吃叉烧啦！老人爽朗地哈哈大笑，脸像绽开了花儿一样。

我知道，这笑容是从他饱经沧桑的心底里发出来的。

远去的故事

80年代末，随着深圳改革开放的脚步，家乡的亲朋好友来深圳找工作的越来越多。我那不足5平方的小家，曾不断接待来深圳打工的亲友。有一些亲友因丢失边防证，过不了深圳二线边防关；还有一些亲友乘火车半夜到广州后，被骗上了“黑中巴”，无良司机半路甩客，行李也被车拉走；还有的乡亲来深圳后，因上街没带边防证，被执法人员查到后，送去樟木头收容所。我们得到消息后，就要立即想办法解决这些事情。

那时候，我和丈夫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亲友的事情奔忙。当时还没有手机，都是幸运过关后的老乡找上门来。这些乡里乡亲在农村能凑够一张来深圳的火车票钱，已很不容易。他们到了深圳后，手头所剩无几，需要我们帮他们托熟人找工作外，还要承担他们应聘交押金和发工资前的生活费等。

当时我和丈夫省吃俭用，基本上还过着白水煮面条，凑合填饱肚子的日子。因刚来深圳时生活困难，借别人的两千多元欠款刚刚还清。本想松一口气，过上有点积蓄的生活，可面对这么多亲人和同村乡亲的求助，碍于情面也不能不管。就像一双刚长出羽毛的翅膀，却被沉重的负担拖拽得怎么也飞不起来。

为了减轻丈夫的压力，我把一岁多的儿子放到托儿所。想尽快找到一份工作。

改革开放之初，就业岗位远远不能满足从全国各地涌来深圳打工者的需求，即使进餐厅端盘子刷碗，也是要托关系才能找到的工作。

第一份工作是到一家餐厅上班，从此切身体验了生活的艰辛和世态的炎凉。

我工作的那家餐厅，老板是个白白胖胖的城里人，但却蛮横和霸道。

也许他自我感觉高人一等，对农村来的打工者特别凶，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只有在上级公司或政府部门来餐厅检查工作时，才能看到他点头哈腰地陪着笑脸。

他对员工总是“豆腐里挑骨头”，发怒时两个眼球像钢珠似的快要从眼眶里掉下来。我们都战战兢兢地干活，恐怕哪一点做不好，又被他一顿训斥。

有一天接近打烊时，负责做饭的阿英少做了一些饭。突然来了一群客人，饭没有及时供应上。老板就瞪着白眼怒斥道：“你们这些乡下婆，蠢猪一样……”老板骂得嘴角的白沫越来越多。阿英含泪忍着默默不语。

我看着阿英可怜，心生同情。等老板走后，我劝阿英，你也是好心，怕饭做多了浪费，为什么不给他讲讲这些道理呢？

阿英叹口气说：“你不知道，老板的后台硬着呢，所以他才这么霸道！我现在是为了生存才忍着点。等我不在这里干了，看到他，就狠狠地啐他，再也不理会这势利小人。”

我掏出纸巾替阿英擦去不断涌出的眼泪。可接下来，我和几位从农村来打工的服务员无一幸免地遭遇到了类似的训斥。“乡巴佬”、“乡下婆”与“蠢猪”成了老板骂人的口头禅，也成了他贴给农民工的标签。

八十年代末，深圳的发展如日中天，吸引了世界各地来深圳投资的目光。因当时银行转账没有现在方便快捷，许多香港老板都是提着现金来深圳投资或者做生意。他们穿着高档的衣服，提着鼓鼓囊囊诱人的公文包，尤其是脖子上戴着筷子粗的足金项链和手指上闪闪发光的绿宝石戒指格外吸人眼球。

我曾看到过路边一名年轻的黑衣男子，突然抽出身藏的砍刀，朝他前面提着公文包的中年男子的手腕猛砍下去，随着一声惨叫，公文包被歹徒抢走。周围民警、保安及侠肝义胆的路人听到惨叫声，从四面八方冲过去，围追堵截，终于将这名“砍手党”按倒在地……

后来，我听当时参与堵截歹徒的民警说：“这个被砍手腕的香港老板，是提着现金来给厂里的工人发工资。事先走漏了消息，被人盯上了。他用公文包提现金，给了歹徒可乘之机。这一点，比不上内地精明的商人，他们把现金塞在破胶鞋中，装在旧麻袋里，反而一路安全顺利。”

天上掉“馅饼”的事，我还真遇到一次。

有一天，几个讲着粤语的客人在餐厅的包房里吃完饭，就匆匆离开了。我进去空无一人的包房收拾碗筷时，突然看到饭桌底下有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钱包因装满了厚厚一沓港币而摊开在地上。我捡起一看，全是1000元一张的淡黄绿色港币，足有3指厚，至少也有十来万元。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当时心里“咚咚”直跳。但因从小受的教育都是拾金不昧，为人处世身要正，意外之财不可贪。我迅速拿着钱包跑出门去追客人，可那些客人已消失在喧嚣的人群中。我转回头，把钱包分文不少交给了老板。交钱时阿英也在场，后来直到晚上下班，也没有客人返回来找钱包。

那个夜晚，我不断猜想丢失钱包的客人为什么不返回来呢？是不是去了很远的地方？或者以为钱包是给小偷扒去？也许因为找回的希望渺茫而放弃了吧？

两三天过去了，许多天过去了，那些客人一直没来餐厅找钱包。老板对这个钱包的去处只字不提，钱的归宿，最后成了一个永久的“迷”。

追忆深圳发展的足迹，无限感慨从内心涌出：如今用手机在网上银行转账，足不出户，一分钟内就能完成转账汇款。如果80年代就有如此先进的高科技，那将会避免多少“悲剧”上演？

80年代末，随着深圳新建的工厂越来越多，有些工厂开始贴出广告招聘工人。只要身份证、暂住证证件齐全，不用熟人介绍，考试合格就能到工厂上班。

我在餐厅辞职后，又来到电子厂流水线上工作了一段时间。品味着处在社会底层辛酸的同时，也看到当时很多人为了钱，原有的道德观开始一点点地下滑。在一切向钱看的潮流中，曾经有个被香港富婆包养的帅小伙直言不讳：“管什么爱情不爱情！只要我挣够500万，就回老家开个工厂，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妞，还不是喜滋滋的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