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女儿悦悦打电话来时，姚卫红刚到医院。她接到一个电话，是那个叫徐小初的病危者家属打来的。他们决定捐献病危者的器官，让她感到非常欣慰，郁闷了好几天的心情一扫而光，整个人浑身上下都感到舒坦多了，像在大海里裸游一般，光溜溜的，没有一丝束缚的感觉。因为她游说这个病危者家属，因他们对捐献器官的误解和对患者病情的误判，导致他们多次反复改变捐献意愿，一直犹豫不决。特别是这个患者的母亲，一直不愿意捐献。她说儿子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她不许他的器官，哪怕是一根头发也不能让给陌生人；虽然姚卫红特意再三告诉她，让她的器官移植到别人身上，不仅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是大爱的体现，也可以说是让她儿子的生命得以延续。可姚卫红几乎说破了嘴皮，她就是不同意，她不同意，其他亲属也同意不了。可以看得出在这个家庭掌权的是这女人。是患者的母亲。

后来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第二天就是徐小初十七岁的生日，姚卫红特意买了鲜花和生日蛋糕，在病房与患者一起过生日。这感动了他所有的家人，他母亲当时就紧紧地抱着姚卫红泪流满面，承诺会捐献儿子的器官。那一刻，让姚卫红感到之前所有的痛苦和煎熬都释然了；但他们当时还没签下协议，虽然徐小初已经脑死亡多日，但他的心脏还在顽强地跳动，他父母希望还能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多留些日子。姚卫红也同意了，没想到过了好几天，他们还在犹豫不决。姚卫红也不敢多问，万一让他们烦了，突然改口不同意捐献，之前所做的一切工作也白做了。

这样的例子也发生过好几次。最好的劝说时间是在患者家属还没有完全从悲痛中走出来，这样成功的几率更大些。这也是她从多次劝说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虽然已是半夜了，姚卫红还是迅速地穿好衣服，正准备出门，本已熟睡的悦悦突然醒了，看见姚卫红要出门，她迅速从床上跳下来，紧紧地抱住她的腿哀求：“妈妈，你别去，我怕！……”见女儿一脸焦灼的样子，仿佛妈妈去了不再回来似的，让姚卫红感到很心疼，泪水在眼窝里直打转，她强忍着没让它流下来。虽然于心不忍，可她不能不去，甚至不能多浪费一点时间。有时候就因为延迟了那么一点时间，捐献者亲属就改变了注意，让本有希望签下的协议，又变成无功而返的失望。这是她的工作，因其特殊性，注定她要承受一些工作以外的压力、担忧和烦恼，更是等待被捐助者的希望。她不能后退，更不能退出。虽然她也不太喜欢这份工作，但不能不干下去，不仅为了生活，她觉得这更是一份对求捐助者的责任和捐助者的信任，是一种大爱的体现，虽然自己多么渺小。每经劝说成功一件，她就仿佛看到了求助者悲伤的脸上露出了迫切的期待和快乐，她心里也有了成功的喜悦。

“别怕，这是我们家里，一会儿我就回来……”姚卫红又把女儿抱放在床上，安慰着女儿，直到她又睡熟后，她才匆匆走去出门，好在家里与红十字医院不远，步行不到半个小时。

悦悦还不到四岁，刚上幼儿园。她爸爸是列车长，一年到头在铁路上奔波，每月只有两天假期，在家陪伴她们母女，其余的时间都在火车上。平日家里也只有姚卫红陪着女儿玩，带着她上学，接她回家。而她自己因为工作的性质，又常常把悦悦一个人丢在家里，像这样半夜里出门，她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有时候在悦悦睡熟后出去，走到半路她就醒了，醒了就给姚卫红打电话；有时她正在同病者家属调解劝捐时，悦悦也醒了，便打电话要她回家，说她一个人在家里害怕。她只能一边在电话里安慰她一边继续工作。心里却深感对不起女儿。好在悦悦也很懂事，听了她的安慰话后，又会很快地睡去了。好像只要听到妈妈的声音，就让她感到很满足。可每一次深夜离开家，都会让姚卫红心里感到不安，她怕真会发生什么事，但她又不敢打电话去问，怕惊醒悦悦。于是每一次出门后，如果没有及时回家，她倒是希望悦悦打电话来，这样也让她放下心来。

而很多时候，半夜接到电话，当姚卫红匆匆感到医院，守候了好几个小时，甚至劝说了许久，最终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实现捐献。这让她有失败感，有失落感，有内疚感，也有委屈，但她从来没有放弃的念头。只要有一丝希望，她就希望能圆满地完成工作。可在劝说的工作中，总难免会被家属误解、拒绝、甚至谩骂。有一次，她劝说一个中年男人捐献她母亲的器官，以便帮助需要的人，劝了两次，男人就不耐烦了，他朝她爆租口：“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们全家都不会同意；你快滚！不看你是女人，我抽你！”让姚卫红感到很无奈，也很委屈。

还有一次，是一个刚结婚不久的男子，被车撞了，送来时，已是脑死亡，也没有抢救的必要。姚卫红也劝其家属捐献他的器官，他父亲当即一口拒绝，他说要是捐了他儿子的器官，他们就没脸回贵州老家了，会被村民误以为他们卖了儿子的器官，而被他们瞧不起。其实他们这样的顾虑，也是许多不愿捐献器官家属们的顾虑，最后，劝说无效，她只好放弃了。

这还不算什么，让姚卫红至今感到有些后怕的是有一次，有个小女孩在上学的路上，被车撞了，而肇事司机也逃逸了。在她同小女孩的父母协商捐献器官时，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只要她找到了逃逸的司机，就答应捐献女儿的器官，因为那个路段没有监控，很难直接找到肇事司机。她便迅速地在出事地点寻找当时的目击证人，果然很快地找到了个目击证人，他看到了逃逸的司机的车牌号，她立即把这个车牌号通过电话告诉了公安局。结果第二天就找到了肇事司机。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小女孩的父母又反悔了，他们说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肇事司机，要他们把小女孩捐献的器官拿回来一起安葬，可这时，她的器官以移植在受体者身体了。为此他们还在医院里大闹了一场。可再怎么闹也没用，他们已经签了器官捐献协议书。幸好像碰到这样不讲理的家属也不多，只有一次也够他们难受好几天。否则，她也会真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干这行，有没有必要继续干下去。

每每这时姚卫红都会不断地告诉自己，如果他放弃了，等待救命的人就更没有希望了。自从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后，公民逝世后的自愿捐献成了器官移植唯一的来源。而我国每年有三十万人在排队等候器官移植，但只要一万余人能通过器官移植获重新得生命，重新获得光明。这样的比例是三十分之一，而美国是五分之一，英国是三分之一。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需要多个部门密切配合，更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参与。

2

姚卫红来到深圳市红十字会医院已工作三年了，开始做一些护理的工作；一年后，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也就是劝捐者。开始了这段摆渡在生死之间的旅程。三年来，她与数十个家庭进行沟通，帮助大多数家庭完成捐献的意愿。每一个捐献者都有让人动容的故事。其中有一件让她深受感动，至今也无法忘记：那是去年七月的一天，医院半夜突然被送来一个危病的病人，他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因突发性脑干出血，昏迷不醒，送来紧急就医，刚入梦乡的主持医生黄大夫接到电话，赶紧从家里赶来抢球，可是抢救了两天三夜，也没有效果，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知道没办法让丈夫生还，在姚卫红的劝说下，病者的妻子，一个看上去非常瘦弱的女人，强忍着悲痛在捐献器官协议书上签名了。病者四岁的儿子紧紧握着爸爸的手哭着说；“爸爸，我爱你，你是英雄。”让在场的所有医护人员都深受感动而忍不住流下泪水。

而此时，病者的妻子也早已泣不成声。作为同样为人妻的姚卫红，却不知道怎样来安慰这个悲伤的女人，只能走上去紧紧地抱着她，给她无声的安抚。这个悲痛欲绝的女人紧紧握住姚卫红的手呜咽道：“你知道吗，我做出这个决定是为了给孩子留个念想，等他长大了，要让他知道，他爸爸是个无私奉献的人。即便走到了生命尽头，也要帮助他人。”她终于控制不住地流下来眼泪。

最终用病逝者捐献的器官延续了三个人的生命，让两人重见光明。

3

当郭卫红赶到医院时，值班医生赵树茂告诉她，病人心脏跳动也非常缓慢，眼瞳也在扩散，再不做移植手续就迟了。

当她来到患者病房时，他家人都在，他母亲正捏着他的手低声哭泣。见郭卫红进来了，又马上抹去眼泪，对她说：“这两天我左思右想，想来想去，我觉得你的话对，如果把我儿子的器官移植到别人身上，不说是什么大爱，起码能让我感觉我儿子还活着，虽然只有一部分，也给了她莫大的欣慰。”

郭卫红安慰了她几句，然后，他们就签下协议。让她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来了，至少也能让两个以上的在生死边缘徘徊，或在黑暗中等待捐助者受益，给了他们新生，给了他们光明。

走出医院，要卫红看了一眼手表，已是凌晨两点半了，她想起女儿正在床上独睡时，心里又升起丝丝愧疚，便加快脚步朝家里走去，在她刚走到一条街道的拐角处，一两小车快速地冲进来，她还来不及回避，就听见“噗通”一声响，她被撞飞起来，又坠落数米远的街道上，一动不动，昏迷过去了。

小车很快地停下来，从车里走出一男一女两个带着酒气的年轻人，他们在姚卫红面前蹲下来，观察了她一会儿，年轻的男人叹了声说：“死了！”

“我们快走，反正没人看见。”那年轻的女人催促他。

“逃？逃到哪儿去，这路口有监控！”年轻的男人朝上面一指，年轻女人抬头朝上望去，只见他们面前的那栋大楼的一侧，一个亮着红眼的监控器正对着他们。

“那怎么办？”年轻的女人问年轻的男人。

“报警自首，这是意外发生的交通事故。”年轻的男人说。

当这个年轻的男人拿出手机，正准备拨打电话时，那年轻女人突然惊叫起来：“我看见她嘴巴动了一下。”

年轻男人望去，只见被他们撞倒的女人，嘴里好像在说什么。又蹲下身去细听，只听见她用微弱的声音说：“捐了……把我捐了……还能救些人。”

“什么？把你捐了，捐哪儿去？”还没等他问完。这女人又昏迷过去了。

“红十字会医院？”年轻的女人说：“我想她说的就是那家医院，就在前面不远处，快打120急救电话。”

但是，还没等她的话说完，那年轻的男人，就抱起伤者上了车，还没等年轻的女人上车，他一踩油门，小车像离弦的箭的一样，迅速地朝红十字医院的方向驶去。

那年轻的女人朝远去的小车吼了句：“真***见鬼？你想甩我没门！——”又跺了跺脚后，也一路急奔过去。

当年轻的女人赶到医院时，几个医生正在紧张地抢救伤者。他们脸色严肃又悲伤，他们没有想到刚给捐献者完成了手术工作，又来抢救他们的同事，而她又是劝献者，一个在受助与捐助之间的调解人，一个合格的在生死之间的摆渡人。这算什么呢？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多么悲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