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好汉坡》感言
搬到布吉八年了，越来越觉得，自己已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我习惯坐在阳台上写作。楼下人来人往，众声喧哗，那种充满质感的人间烟火，让我内心踏实又安稳。
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难免接触各类群体。有时，可能早上在路边摊吃米粉，中午在某个星级酒店吃大餐。对于这种在不同阶层之间的游走切换，我早就习以为常。尤其在从事写作以来，不同阶层的文友，也经常互相交流，会给人一种水乳交融的幻觉。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体现出很大的包容性。但事实是，一团和气的表面下，始终有着不动声色且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阶层固化这个话题越来越被关注。甚至，有人清楚地把社会划分为九个阶层。而多年前的那种阶层跨越，似乎越来越像传说。
很多文友初读《好汉坡》，想当然地以为我是在写阶层矛盾和对立。这真是一个误解。其实，不同阶层虽各有堡垒，但也是有其相通之处的。其一，所谓中产阶层，未必固若金汤。其大面积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也许比底层更强烈吧？其二，在深圳有房子而已，有的还是房奴，算什么中产。他们一旦贫病失业等，往往很容易被打回原形，失去所有的光鲜而狼狈不堪。这是一个沉默的容易被忽略的群体，很少有人为自己面临的困境呐喊。他们被社会的泥泞践踏时，疼痛更深，被生活抛弃时，更孤独，幻灭感更强。
《好汉坡》中的雅致园业主，我并不认为他们就一定属于上流社会。当然，周女士家境算得殷实了，但如果离开对婆家和婚姻的依附，也就少了一层体制带给她的保障，她的优越身份，也就会变得岌岌可危。
如果，周女士的身份还不算优越的话，刘富平这样的外来“流民”，就更得算妥妥的底层吧。
其实，我从来不愿意把“底层”这个标签随便给人贴上。虽然这个社会确实存在阶层固化，但我就是分不清底层的具体位置。我的熟人里，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底层，当然也没有人公开声明自己属于上等人。
小说中的刘富平以及好汉坡的其他人，也许确实算底层了。但是那又如何，真正的悲悯，就像阳光，不是专用来照底层的，它照的是普罗大众。我从不觉得底层就必定弱势可怜，不堪甚至沦陷，更无意于把底层渲染得无望。我更着意关注他们的精神浪漫和有趣灵魂，以及在现实中的隐忍尴尬和失落；也无意于高高在上地垂怜某个人（我没这资本）；甚至无意给好汉坡贴上底层的标签。在我眼里，它永远只是蓬勃的生命和可爱的人间烟火。这大概算我对底层的最大尊重吧。
主人公刘福平是个性格乐天、神经大条的人，对某些所谓真相，也许是真的不知情，也或许是故作糊涂。为避免冲淡小说主题，我几乎把所有灯光打在主人公刘富平身上，其他人都是配角和背景，均被模糊化处理。
一定要我交代清楚的话，那就是：保安吴奎对周女士有过非分之想，妄想攀附，但没攀上；周女士想过请人谋害她公公的，但这个意图并不坚决，没办成；陈博士与刘福平的妻子有过暧昧关系，爱情谈不上，却有温情；陈老爷子举报儿媳，想收回遗嘱并把遗产充公，但也并不坚决，对儿子的工作和生活半糊涂状态，或者是睁只眼，闭只眼；陈博士有贪腐问题，被查，本想逃跑，但还是回深圳了；他有把柄在周女士手里，对她有亏欠，所以把父亲的遗产让她继承。夫妻失和，并未彻底反目…..。
以上，若隐若现，也自有其生活逻辑。写小说，有别于讲故事，有的地方我选择了跳跃。我的笔触只跟着主角刘富平走，他知，我知，他糊涂的，我跟着“糊涂”。我拒绝使用全知视角，文中有多处留白，但又暗示得非常明显。
我试图和主人公保持同一个节奏。刘富平身为一个摆地摊的，喜欢阅读，喜欢关心国家大事；作为新移民的一员，虽然早已在深圳安家落户，但也明白自己在这座城市渺小如蝼蚁。作为写作者，我仍然关注社会，甚至关心人类命运。
完成这个小说时，阳光斜斜地照在阳台上，停滞，安静，无数尘埃在那道光里沉浮。所有人都是短暂的生命，都属于世道苍生。无论社会地位高低，无论什么阶层，有精神追求者，都是值得尊重的。在世俗的尘埃里开花，对美好始终有期待，是高贵的。身在沟渠，心在明月，则是对现实灵魂的一种救赎。
谢谢大家。
张夏
2021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