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令人胆战心惊的小说。与《活着》一样，余华关注的同是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与生命状态。但《活着》是以一连串极端性的悲剧引起震撼，而《许三观卖血记》却是用喜剧的形式造成恐惧。

《许三观卖血记》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荒诞以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物的语言与行为都显得不可思议，逸出人的正常思维之外。更荒诞的是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的生活方式，必须通过榨取自己（卖血）来维持、延续生命。然而荒诞的形式却又包含着逼真的内容，人的卑微的生存状态已被推向极致，生存的意义仅仅在于生存本身，而不可能超出这一范围。当此，精神已经被抽血一样抽出，只剩下恐慌、哀怨、绝望，与生存作战，只剩下人的欲望本能，智慧已被无情剥夺。于是，出卖自己，便构成了对智慧的嘲笑。

这又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世界。尽管嫉妒作为人的本能还不时出现，但基本消解了狡诈、恶毒、龌龊等劣性行为，世俗化的人生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关爱、理解、同情、怜惜，秩序还没有混乱，价值还没有颠倒，理性还没有覆灭，感情之树常青。正是存在着可贵的温情，荒诞的行为才产生。许三观为了救非亲生儿子一乐的性命，超越生理极限地一次一次出卖自己的血，企图用一个衰老的生命来替换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时，前面一系列令人发笑的喜剧行为一扫而去。许三观寒冷发抖的生命一次次直接强烈地冲击人的心灵，令人产生巨大的恐慌。令人恐惧的不是生命本身，而是生命的完成形式。

当这一奇特而荒诞的行为过程完成之后，直接的后果便是心灵世界（精神）的“异化”。荒诞行为一旦成为一种惯性，便与生命融为一体，相处“和谐”起来；一旦把这种荒诞行为从生命中剥离出去，不适应便产生了。于是人又要强烈渴望实现一种“回归”，回归到那些荒诞行为上去，即便“荒诞”已确实是一种荒诞，主动与“荒诞”共存亡，这就是许三观的悲剧。

余华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对艺术形式的探索灌注了极大的热情。《活着》采用双重视角叙事结构，语言朴实深沉；《许三观卖血记》采用时空迅速推移的叙事方式，语言幽默简洁；而《在细雨中呼喊》在叙事结构方式上更为独特新颖：不同故事所处的时空位置反复置换变化，交叉重叠，一般是向后推移，形成一种杂乱无章的形式，但总体上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艺术结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叙事语言客观冷峻得发寒，而《在细雨中呼喊》却充满了忧伤、惆怅、感叹的主观抒情，像一首阴暗苍凉而绝望的长诗。

《在细雨中呼喊》包含着多重意蕴。

首先，余华延续着前面两部小说的余绪，继续对人的生命状态抱以深切的关注，但视角已不同，从外在的生命形式深入到内在的精神世界。一般的生存困境已得以弱化，而具有人类普通意义上的精神困境却延伸扩展。人作为有欲望本能的灵长动物，待到一定的年龄，无法回避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成熟，而自觉不自觉地对性产生了渴望与需求，对性的渴望与需求统治了所有或卑微或崇高的人。人面对这一人世间最不可抵御的诱惑，通通展示了自我本真的状态：青春期性的萌动（性幻想、**）及其产生的自卑、可怜、犯罪、孤僻的精神状态；成年期性得不到满足的饥渴及其产生的畸形心理与变态行为。对性的永不满足而导致的伦理道德的败坏，为求得正常的性生活而发起的反叛......以性心理为中心，展示了人在精神困境中的恐惧、悲哀、痛苦、绝望与挣扎。

其次，余华深刻表现与挖掘了生命个体被抛弃的孤独感。“我”作为生命个体的存在，对于家庭（社会）是一个卸不掉的累赘，这就注定了“我”在人生坐标中所处的是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走又走不掉，留下来又被歧视。正是这一两难处境造就了心灵的孤独以及对自我的否定。“我”六岁时被家庭送走，与其说是被抛弃，不如说是获得了一次解放。然而这次解放并没有消释孤独感，与更为复杂繁琐的世界的接触使得孤独感更为加深。最后由于命运的无常变化，“我”再次被先前容纳“我”的世界抛弃。举头四顾心茫然，“我”是谁？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家”在哪里？“我”该往哪里去？与“我”具有相同命运的是“我”的爷爷，他也是一个被抛弃者，他永远只能是待在黑暗的角落里，一个人品味往昔，隔代的两代人，只有在孤独这一形态上保持着陌生化的心灵回应。“我”就是以前的爷爷，爷爷就是以后的“我”。人生于世上，从小终老，永远摆脱不了的就是孤独。余华对“孤独”的阐释惊心动魄。

其三，余华对传统与现代两重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我”爷爷以及爷爷的父辈那一代，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致”的规范形态，具有一种让人无条件服从与崇拜的引力。无论是“我”爷爷、岳父、妻子，还是自身，都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他们从传统文化中得到了“享受”，即使传统文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也毫不埋怨。对他们来说，传统文化意味着辉煌、荣耀，因此，当传统文化逐渐消退于历史舞台，而被现代文化所代替时，反刍传统文化就成为了生命延续的方式。现代文化作为一种新生的文明形态，无疑具有它的历史进步性，它使人获得了丧失已久的生命意识与个性自觉，从而拥有了追求与传统文化意识中完全不同的幸福的可能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两相对比，一个陈旧，一个崭新，似乎显出了后者的优越性。然而余华对这一固定思维提出了质疑。既然现代文化作为一种更加进步的文明形态，为什么又充满了许多的躁动、苦闷、彷徨、颓废、荒凉？为什么置身于这种环境中的现代人又常常陷入人格扭曲、道德败坏、价值毁灭、自我异化的沼泽中无法自拔？而所谓“陈旧”的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却闪耀着庄严、和谐、宁静、大气的光环，人在其中获取了自我意识中的幸福，而使得人格那么强健，心灵那么健康，生命那么壮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文化是否真的比传统文化进步呢？从小说整体体现出来的意蕴，余华无情地批判了所谓的现代文化，而对传统文化却是大加赏识。然而这并不是说余华全然否定了前者而全然又肯定了后者。在那特定的历史年代（1958年前后），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拥抱而又对抗的时候，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毒素戕害了人的生命，践踏了人的自尊，剥夺了人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这又是余华深感愤怒的。因此，在这里，余华对两种文化的态度产生了迷惘，他无法也不可能对两者作出任何实质性的选择。其实，也不需要他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