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人生如梦亦如电，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中有假，假中为真。

且笑看百年风云，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有生有死，死而复生，代代相传，绵绵不绝。

我来过，我看到，我知道，我痛苦，我流泪，我快乐，我成长，我无恨亦无悔，此中收获足以告慰此生。

第一幕：2035年高考

2035年7月，晚上，深圳。

一个装饰简单的家庭住宅，屋内传出欢快的歌声:“走进大学，像小船儿扬起风帆，奔向一望无际的海洋。”

客厅，一对父女并排坐在沙发上,沙发前的茶几上摆放着一台平板电脑，沙发对面墙体上一块巨幕投影屏显示出一个网页，网页上有一个鼠标在移动，不停地搜入一些内容。

姓名：黎小兮；代码：075544030042035007。确认。然后，网页上显示一组内容：您查询的内容不存在。

一位父亲，约有60岁上下，头发花白，体态稍胖，和譪地问：成绩还没出来吗？

一位少女，约有18岁，扎个马尾辫，体型偏瘦，撅着嘴巴，有点不耐烦地说：“还没出来。无所谓啦，早出来，晚出来，都是一个样儿。”

父亲说：“怎么啦，你不想上大学吗？”

少女说：“当然想啊。我在这等分数，可班上很多同学的大学都选好了，好大学都被他们选完了，我这个成绩不是早出晚出一个样儿吗？”

父亲有些吃惊地说：“啊，他们选什么好大学呢？”

少女说：“杨小冉选了国内最好的音乐学院。她爸爸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她初中开始就在学音乐，高中找了中国最好的音乐学院教授上课，每年学费超过100万，钢琴10级，琵琶10级，音乐早就是专业级了。高考前就去这个大学面试了，就是帮他辅导的教授面试，收了几百万培训费，那不是早定好了吗？”

“啊！”父亲又发出一声惊叹，然后说：“如果杨小冉高考分数不达线，那该怎么办呢？”

少女说：“杨小冉参加各种音乐竞赛拿了好多奖。音乐科是特长招生，成绩达线就按正常录取，成绩不达线就用特长招生。实在国内不行就去读国外最好的大学。”

“哦！”父亲又问道：“别人上学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少女说：“我们都是好闺蜜啊，她们想去哪儿读大学肯定会告诉我。还有啊，有一个暗恋杨小冉的男生叫马大豪，马大豪说了，他毕业就要去当兵，然后考军校，当空军，空军退役了就回来当飞行员，年薪上百万，还能全世界飞行，这是多么潇洒呀。”

“喔！！！”父亲发出更加长长的惊叹，说：“马大豪怎么知道他能上军校，当空军呢？”

少女说：“他爸爸就是当空军退役的呀。他爸爸现在在机场当机长，那在飞行员圈有大把关系呀？”

“哦！！！”父亲听明白了，然后问：“还有哪些同学定了好大学呢？”

少女说：“学霸张俊勇小学开始就上最好的课外班，‘双减’课外班不让上了家里就请了上门家教，年年考试第一。他说了，除了清华和北大，其他学校一律不上。”

“还有会跳舞的李紫琪，爱唱歌的王小可，数学天才吴大明，他们高考前就去心仪大学参加了考前面试，高考就是走个程序，大学早就定好了。”

“还有一些学习差的同学，家里拿着大把钱，早早联系好国外的大学，这些大学一点不比国内差，就是家里拼钱多。”

“哎！”少女看了看父亲满头花白的头发，还有装修简陋的客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同学们的爸爸妈妈呀，有当大官的，有发大财的，有搞艺术的，有开飞机的，有名牌大学毕业的，要么出钱让同学们接受最好的教育，要么有资源帮助他们联系最好的大学。哎，我可怜的爸爸呀，什么都没有，家里连房贷都没还完。”

少女不停地按着鼠标，网页上不停地显现“您查询的内容不存在”。

看着少女低落的情绪，父亲的手掌抚按着下巴，手臂撑在膝盖上，陷入思考。这时屋内的音乐响起：“走进大学，像小燕儿张开翅膀，向往迎着风浪去飞翔。”

是啊，人生就要像海燕一样，迎着风浪去飞翔。人生是要去拼搏，哪能去拼爹。想到这里，父亲说：“爸爸不是什么都没有，爸爸有故事呀！”

少女说：“你有什么故事呀！”

父亲说：“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爸爸的爸爸曾经当过县里的高官，爸爸曾在深圳大型公司当过中层高管。只可惜，先是爸爸的爸爸被免职了，后来爸爸也被免职了。”

第二幕：2021年，突发疾病

满48岁第4 天，我被免职了。

1995年，我20岁离家，21岁来到深圳参加工作，27年都在同一公司同一分部，经历6任分部老总，从最基层的小白干起，一路干到蓝领中层干部，曾任配有独立办公室的部门主管。

然后，在蓝领中层这个岗位停留10年，最终被免掉了职业光环——部门主管，成为一名年龄略大于平公司平均数的大龄员工。经过27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回归于职业出发之地——平凡。

免职的征兆发生在2021年11月14号，早上起床，天旋地转，无法站立，强撑着去洗手间，然后上吐下泻。

妻子看见了，着急地问：“怎么啦？去医院看看吧？”

我回答道：“不用了，休息一下就好了。”我自小到大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对身体一直比较自信，更何况，去医院哪会是简单地看一看，挂号排队，看病排队，拿药排队，排一排就是一天，耽误一天上班时间。

然而，在床上躺一会儿，起床后症状依然没有缓解。就这样，我放弃了上班计划，坐上了妻子的自驾车，送完孩子上学之后，在后排座位上半坐半躺着去了南山区人民医院。

医院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医院停车位不足，长长的队伍就是排队进医院看病和停车的人。我对妻子说：“你去旁边找车位吧，我自己去医院。”

妻子不放心地问：“你能行吗？”

我说：“小事儿，我能行的。”

我拿了一瓶矿泉水挣扎着下了车，妻子开车去找停车位。走了两步，我发现依旧天旋地转，头晕地厉害，就撑着路边的交通护栏，喝了几口矿泉水。

而这时，矿泉水引发强烈的肠胃反应，让我激烈地呕吐起来，而呕吐又引发了更加严重的眩晕。我无力支撑起身体，双手抱着交通护栏蹲在地上。交通护栏，成了一个职场男人维护尊严的最后一点支撑。

医院门岗的保安看到了，匆忙跑过来，问：“你是怎么啦？”

我说：“头晕，我来医院看病。”

保安急忙搀扶着我走进了医院。走进门口，我就被人扶上了一张医用护理床，直接推进了重症监护室，然后身上插满各种电线和仪器——有监测心跳的，有监测血压的，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然后是输液，一左一右两个手臂同时挂上了两个吊瓶。

我问护士：“这是什么药水？”

“看你的症状，怀疑脑梗，这些都是疏通血管的。”护士说完，又拿出一个针管，说：“把裤子脱了，屁股还要打一针。”

我再问：“这是什么针？”

护士看了看药瓶，说：“还是能疏通血管的。”

我连忙说：“别，别，不打了。”

在病床上，我请护士拍了一张照片：身上挂满吊瓶，说明现状；伸出两个手指，比出一个剪刀手姿势，说明不算严重。我把照片发给单位主管，然后加了一句话：“突发眩晕，在医院检查，需请假一天。”

主管回了一个信息：“好的，安心检查，单位的工作已做好安排。”

就这样，打完针后拍头部CT，拍完CT后是头部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后是耳蜗筛查。最后结论：脑袋有两处囊肿，需留院观察。

下午，女儿放学来到医院。我对女儿说：“你跟妈妈回家吧。我在这里睡一觉。”女儿说：“不行，我要带爸爸回家睡觉”。

就这样，是为了回家陪孩子，也是不想一个人躺在医院监护室过夜，当晚我就回了家，而神奇的是，第2天早上起床后症状全部消失。

妻子说：“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吧，听听医生怎么说。”

我回答：“如果脑袋真的出了问题，那就不用治疗了。”

第2天，我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一位同事听说了我的症状，请当护士长的女朋友找到了市第二人民医院最好的教授帮忙看了检查结果。

教授说：“这是多发症状，休息就好了。”

就这样，记忆中最严重和最痛苦的一次就医经历告一段落。这次经历让我清楚地知道：人实在太脆弱，一个小小的零件受损，就能让你脆弱到无法支撑起自己的身体。

第三幕:交流、封闭和免职

4天后，2021年11月18号，这是我被交流下放到这个边缘单位满两年的日子。

两年前，分部新任老总经过一段时间历炼，正式履职。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是公司运行的例牌操作。我听到一些关于干部交流的传言，但我没放在心上，当时心里是这么想：“讲资历，好歹是个中层干部里的老人吧；讲岗位，算是一个核心部门主管吧；讲程序，如果有交流，应当会征求一下个人意见，给老干部一个面子吧。”

直到宣布这一天，没人问过半句：“你想去哪里？”

想法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我被交流了，还是公司的一个边缘养老单位。我给新任老总写信：“我曾认为深圳是一个讲法治的城市，不可能限牌摇号，结果都发生了。我太天真了，老大不小了，这个缺点我得改正。我服从交流决定。”就这样我被交流到了这个新单位。

事后分析，拥有人事最终决定权的分部新任老总有两种可能的想法：

一个是基于照顾—“这人年龄不大不小的，占着一个位置干不了多大事，那就别碍事了，去养老单位待一待吧。”

另一个是基于管理—“新官上任三把火，撤掉一个核心部门主管，给分公司上下立立威。”

我从来没有机会跟新任老总沟通这个话题，所以自始至终没听过他的解释，我只能是从上面两个角度猜测他的想法。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公司同事眼中的边缘养老单位，我到任的第2个月第3天开始，也就是2020年1月21号，受武汉新冠疫情突发影响，开始时断时续的封闭、居家、再封闭的苦逼生活。

那时，孩子3岁，自小蛋白过敏，时常发烧咳嗽。孩子刚上幼儿园不久，家里只有我和妻子两位双职工，我是孩子的主要抚养人，陪吃饭、陪洗澡、陪睡觉、陪接送和学习的主要抚养人。

这种时断时续的封闭隔离模式，让我不得不和孩子分离，这让我痛苦万分。疫情发生时，我心想：“全员轮岗，人手紧张，顶一顶吧。”疫情平稳时，我又这样想：“疫情终于过去了，城市恢复了，工作常态了，”

而新冠疫情就像一个顽皮小孩，一下来了，一下又走了，然后我一下被封闭了，然后一下又解放了。每次离家时，我和妻子都十分焦虑，时不时因孩子抚养而引发冲突；封闭中，我又无数次这样提醒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执行封闭了，不能再这样。”

“工作嘛，无论好或坏，干完两年再说。”这是我对待工作的态度。每次封闭回家看到孩子的情绪变化，我就知道爸爸的长时间离家给孩子带来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