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写在前面的话]
人生如梦亦如电,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中有假,假中为真。
且笑看百年风云,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有生有死,死而复生,代代相传,绵绵不绝。
我来过,我看到,我知道,我痛苦,我流泪,我快乐,我成长,我无恨亦无悔,此中收获足以告慰此生。
第一幕:2035年,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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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7月,晚上,深圳。
一个装饰简单的家庭住宅。屋内传出欢快的歌声:“走进大学,像小船儿扬起风帆,奔向一望无际的海洋。”
客厅,一对父女并排坐在沙发上,沙发前的茶几上摆放着一台平板电脑,沙发对面墙体上巨幕投影屏显示出一个网页,随着一个光点移动,网页上不停地显示一些内容。姓名:小兮;代码:075544030042035007。确认。然后,网页上显示一组内容:你查询的内容不存在。
一位父亲,约有60岁,头发花白,体态稍胖,轻声地问:“成绩还没出来吗?”
一位少女,约有18岁,扎个马尾辫,体型偏瘦,撅着嘴巴,有点不耐烦地说:“还没出来。无所谓啦,早出来,晚出来,都是一个样儿。”
父亲说:“怎么啦,你不想上大学吗?”
少女说:“当然想啊。我在这等分数,可班上很多同学的大学都选好了,好大学都被她们选完了,我这个成绩不是早出晚出一个样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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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些惊讶,说:“啊,她们选什么好大学呢?”
少女说:“杨小冉选了国内最好的音乐学院。她爸爸是一家公司董事长,她初中开始就学音乐,高中找了中国最好的音乐学院教授上课,每年学费超过100万,钢琴10级,琵琶10级,音乐早就是专业级了。高考前就去这个大学面试了,主持面试的就是她的辅导教授。教授收了几百万培训费,这不是早定好了吗?”
“啊!”父亲又发出一声惊叹,然后说,“如果杨小冉高考分数不达线,那该怎么办呢?”
少女说:“杨小冉参加各种音乐竞赛拿了好多奖。音乐科是特长招生,成绩达线就按正常录取,成绩不达线就用特长招生。实在差得太远,就去读国外最好的音乐学院。”
“哦!”父亲内心表示了认同,又说,“别人上学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少女说:“我们都是好闺蜜啊,她们想去哪儿读大学肯定会告诉我。还有啊,暗恋杨小冉的男生叫马大豪。马大豪是个学渣。可马大豪说了,他身体素质好,毕业就去当兵,然后考军校,当空军驾驶员,退役了就回来当飞行员,年薪上百万,还能全世界飞行,这是多么潇洒呀。”
“喔,喔!!!”父亲发出更加长长的惊叹,说,“马大豪怎么知道他能上军校,到部队学开飞机呢?”
少女说:“他爸爸就是空军退役的呀。他爸爸在航空公司当机长,在飞行员圈有大把人脉呀?”
“哦!!!”父亲听明白了,然后问,“还有哪些同学定了好大学呢?”
少女说:“学霸张俊勇小学开始就上最好的课外班,‘双减’课外班不让上了,家里就把家教老师请了上门,年年考试第一。他说了,除了清华和北大,其他学校一律不上。”
“还有会跳舞的李紫琪,爱唱歌的刘红,数学天才吴大明,他们高考前就去心仪大学参加了考前面试,高考就是走个程序,大学早就定好了。”
“还有一些学习差的同学,家里拿着大把钱,早早联系上了国外的好大学,这些大学一点不比国内差,就是家里拼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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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少女扭过头,看了看父亲满头花白的头发,还有装修简陋的客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同学们的爸爸妈妈呀,有当大官的,有发大财的,有搞艺术的,有开飞机的,有名牌大学毕业的,要么出钱让同学们接受最好的教育,要么有资源帮助他们联系最好的大学。哎,我可怜的爸爸呀,你什么都没有,家里连房贷都没还完。”
少女不停地按鼠标,网页上不停地显现“你查询的内容不存在”。
看着少女低落的情绪,父亲手臂撑在膝盖上,手掌撑着下巴,胖脑袋的重力和手掌的支撑力作用在一起,脸部挤压得有些变形。父亲不知道说什么好,陷入了思考。
这时屋内的音乐响起:“走进大学,像小燕儿张开翅膀,向往迎着风浪去飞翔。”
是啊!人生就要像海燕一样,迎着风浪去飞翔。人生是要去拼搏,哪能去拼爹。想到这里,父亲说:“爸爸不是什么都没有,爸爸有故事呀!”
少女说:“你有什么故事!”
父亲说:“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爷爷曾经当过县里的高官,爸爸自小就是官二代。后来,爸爸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深圳一家大型公司当上了高管。然后,先是爷爷被免职了,后来爸爸也被免职了。”
少女好奇地问:“啊,免职?免职不就是失败吗,这是什么好故事?”
看着少女怀疑的表情,父亲严肃地说:“女儿,现在你满了18岁,18岁就是法律上的成年人,成年人就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对成功要负责
任,对失败也要负责任。今天,爸爸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
第二幕:2021年,突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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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48岁第4 天,我被免职了。
1995年,我20岁离家,21岁来到深圳参加工作,27年都在同一公司同一分部,经历6任分部老总,从最基层的小白干起,一路干到中层**,当上了部门主管。然后,在这个岗位停留10年,最终被免掉了职业光环——部门主管,成为一名年龄略大于平公司平均数的大龄员工。经过27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回归于职业出发之地——平凡。
免职的征兆发生在2021年11月14号,早上起床,天旋地转,无法站立,强撑着去洗手间,然后上吐下泻。
妻子看见了,着急地问:“怎么啦?去医院看看吧?”
我回答道:“不用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我自小到大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对身体一直比较自信,更何况,去医院哪会是简单地看一看,挂号排队,看病排队,拿药排队,排一排就是一天,耽误一天上班时间。
然而,在床上躺一会儿,起床后症状依然没有缓解。就这样,我放弃了上班计划,坐上了妻子的自驾车,送完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在后排座位上半坐半躺着去了南山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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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门前,汽车排着长长的队伍,医院停车位不足,这些全是排队进医院看病和停车的人。
我对妻子说:“你去旁边找车位吧,我自己去医院。”
妻子不放心地问:“你能行吗?”
我说:“小事儿,我能行的。”
我拿了一瓶矿泉水挣扎着下了车,妻子开车去找停车位。走了两步,我发现依旧天旋地转,头晕地厉害,就撑着路边的交通护栏,喝了几口矿泉水。
而这时,矿泉水引发强烈的肠胃反应,我激烈地呕吐起来,而呕吐又引发了更加严重的眩晕。我无力支撑起身体,双手抱着交通护栏蹲在地上。交通护栏,成了一个职场男人维护尊严的最后一点支撑。
医院门岗的保安看到了,匆忙跑过来,问:“你,怎么啦?”
我说:“头晕,我来医院看病。”
保安急忙搀扶着我走进了医院。进门我就被扶上了一张急救护理床,直接推进了重症监护室,然后,在迷迷糊糊中身体就不属于自己。
首先,身上被人插满各种电线和仪器——有监测心跳的,有监测血压的,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
其次,是输液,一左一右两个手臂同时挂上了两个吊瓶。
我问护士:“这是什么药水?”
“看你的症状,怀疑脑梗,这些都是疏通血管的。”护士说完,又拿出一个针管,说,“把裤子脱了,屁股还要打一针。”
我再问:“这是什么针?”
护士看了看药瓶上贴的说明书,说:“还是能疏通血管的。”
我连忙说:“别,别,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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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班是上不了啦。在病床上,我请护士拍了一张照片:身上挂满吊瓶,说明现状;伸出两个手指,比出一个剪刀手姿势,说明不算严重。
我把照片发给单位主管,然后加了一句话:“突发眩晕,在医院检查,请假一天。”
过了一会儿,主管回信息:“好的,安心检查,单位工作已做好安排。”
就这样,打完针后拍头部CT,拍完CT后是头部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后是耳蜗筛查。最后结论:脑袋有两处囊肿,需留院观察。
下午,妻子接了女儿放学,两人一起来到医院。我对女儿说:“你跟妈妈回家吧。我在这里睡一觉。”
女儿说:“不行,我要爸爸回家睡觉”。
那时,女儿5岁,平时都是我陪女儿看书,下棋,听故事,再睡觉。女儿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想爸爸回家陪她睡觉。
就这样,既是为了回家陪孩子,也是不想一个人躺在医院监护室过夜,当晚我就回了家。
神奇的是,第2天早上起床后症状全部消失。
妻子说:“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吧,听听医生怎么说。”
我答:“如果脑袋真的出了问题,那就不用治疗了。”
第2天,我回到工作岗位上。一位同事听说了,请当护士长的未婚妻找到了医院最好的教授帮忙看了检查结果。教授说:“这是多发症状,先休息观察。”
就这样,记忆中最严重和最痛苦的一次就医经历告一段落。这次经历让我清楚地知道:人实在太脆弱,一个小小的零件受损,就能让你脆弱到
无法支撑起自己的身体。
第三幕:交流、封闭和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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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后,2021年11月18号,这是我被交流下放到这个边缘单位满两年的日子。
两年前,分部新任老总经过一段时间历炼,正式履职。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是公司运行的例牌操作。我听到一些关于**交流的传言,但我没放在心上,当时心里是这么想:“讲资历,好歹是个中层**里的老人吧;讲岗位,算是一个核心部门主管吧;讲程序,如果有交流,应当会征求一下个人意见,给老**一个面子吧。”
直到宣布这一天,没人问过半句:“你想去哪里?”
想法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我被交流了,还是公司的一个边缘单位。
我给新任老总写信:“我曾认为深圳是一个讲法治的城市,不可能限牌和限行,结果都发生了。我太天真了,老大不小的,这个缺点我得改正。我服从交流决定。”就这样我被交流到了这个新单位。
事后分析,拥有人事最终决定权的分部新任老总有两种可能的想法:
一种是基于照顾—“这人年龄不大不小,占着一个位置干不了多大事,那就别碍事了,靠边站,去边缘单位呆一呆吧。”
另一种是基于管理—“新官上任三把火,撤掉一个核心部门主管,给公司上下立立威。”
我从来没有机会跟新任老总沟通这个话题,所以自始至终没听过他的解释,我只能是从上面两个角度猜测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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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公司的边缘单位,甚至是不少同事眼中的养老单位,我到任的第2个月第3天开始,也就是2020年1月21号,受武汉新冠疫情突发影响,竟然成了阻击新冠疫情的主战场。而被发配到边缘单位的我,开始时断时续的封闭、居家、再封闭的苦逼生活。
那时,孩子3岁,刚上幼儿园不久。孩子自小蛋白过敏,时常发烧咳嗽.家里只有我和妻子两位双职工,而我,是孩子的主要抚养人,陪吃饭、陪洗澡、接送、学习和睡觉的主要抚养人。
这种时断时续的封闭隔离模式,让我不得不和孩子分离,这让我痛苦万分。疫情发生时,我心想:“全员轮岗,人手紧张,顶一顶吧。”疫情平稳时,我又这样想:“疫情终于过去了,城市恢复了,工作常态了,”
新冠疫情就像一个顽皮小孩,消停了几天,一个招呼不打就来了,然后一通折腾就走了,然后我一下被封闭了,然后一下又解放了。
每次离家时,我和妻子都十分焦虑,时常因孩子抚养而引发冲突;封闭中,我无数次这样提醒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执行封闭了,不能再这样。”
“工作嘛,无论好或坏,干完两年再说。”这是我对待工作的态度。而每次封闭回家,半夜经常看到孩子在睡梦中惊醒,不停地喊:“爸爸,我怕;爸爸,我怕”。我知道爸爸的长时间离家给孩子带来了很大影响。
更惨的是在封闭之中,身边同事孩子大了,能帮忙的家庭成员多,没有太多后顾之忧,他们适应了“封闭—居家—封闭”的工作节奏,封闭上几天班,再回家休息几天,这样减少了路途奔波,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