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物简介:
禹国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始人之一,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发展的历程。1988年牵头拟订《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等重要文件,奠定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的基础。推动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同步实现“四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其证券交易系统至今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18年12月18日,禹国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100名“改革先锋”之一,被誉为“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者”。
日本朋友要为中国培养两个证券人才
俗话说,人走茶凉。无论多么风光的人物,退休后都难免黯然失色,慢慢地被人遗忘,禹国刚却在退休十多年以后,走进人民大会堂,获得了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改革先锋”奖章,又一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
2019年8月28日,在福田区下梅林的一个普通住宅区里,记者采访了禹国刚。
禹国刚家的客厅里,没有挂名家字画,挂的多为中国证券资料照片。指点着一幅幅凝结着岁月沧桑的照片,禹国刚给记者讲起了自己和中国证券的那些事儿。
故事从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开始,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冈崎嘉平太访问中国上百次,周恩来总理接见他39次,称其为“中日友好的掘井人”。冈崎嘉平太对周总理很是敬重,在他逝世后,悲伤得三天吃不下饭。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时年82岁的冈崎嘉平太很想为自己热爱的中国做点事,他向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廖承志提议,由他个人掏钱,选拔两个青年才俊,送去日本学习一年证券。其时,改革的步子远未与国际接轨,还来不及考虑证券的事儿,廖承志没有答应。1980年、1981年,冈崎嘉平太又连续两年提议,廖承志还是没有答应。1982年,冈崎嘉平太再次提及此事时,廖承志被他的诚意感动了,答应了。
很快,团中央和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组成了联合招考小组,在全国范围内选拔赴日学习人选。条件只有两个:会日语,有证券基础知识。
其时,中日建交已经10年,大学恢复正常已经5年,找会日语的人,不难。但要找懂证券的人,不容易。1949年6月20日,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陈毅就下令关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1952年7月,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家证券交易所——天津证券交易所,关闭。此后,直到冈崎嘉平太要为中国培养证券人才的1982年,证券交易所一直被认为是资本家搜刮人民血汗钱的魔窟,人们望而生畏,还能多少人知道证券到底是怎么回事?
果然,懂日语,同时还懂证券的人,太难找了。联合招考小组在北京没招到合适的人,在上海、在天津,还是没招到人,第四站,他们到了广州。
禹国刚时任深圳市爱华电子有限公司的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1982年底的一天,他接到通知,去广州参加考试。
日语考试没问题。
证券常识考试也没问题!
终于找到了符合条件的人,联合招考小组领导松了一口气。
一本书成了我问鼎证券市场的敲门砖
禹国刚,陕西安康人,1944年出生,1964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
1960年代的年轻人,有理想,有激情,只想学得一身好本领,报效祖国。禹国刚很纠结,中苏关系日益紧张,学习俄语的人,能有多少机会为祖国贡献力量?中国和日本,虽然有惨痛的记忆,但民间来往一直很密切。禹国刚直觉,学日语更容易找到用武之地,就向院长张治平请求,改学日语。学生愿意学习日语,张院长表示支持,可是,西外当时没有日语专业,也没有日语老师。禹国刚说:“没有老师,我可以自己找。”于是,禹国刚到西安公路学院(现长安大学)请来归国华侨胡秋金老师,到西外开了一个日语班。
因为“文革”的原因,禹国刚直到1970年才毕业参加工作,分配到铜川矿务局,下井挖煤。后来,日语成绩优异的禹国刚,相继在兵工厂、飞机制造厂、制药厂的多个岗位上工作过,没有一个岗位用得上日语。
禹国刚不沮丧,一有空闲,就默默地学习日语,他坚信,自己学会的本领,有一天一定能用得上。
1981春节前夕,已调到深圳的一个老朋友邀请禹国刚,带上全家,过来看看,这儿不冷。禹国刚当时在汉中,冬天很冷,他想过一个温暖的春节,就卖掉家里的三洋牌收录机和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凑齐600多块钱路费,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来到了深圳。
其时,深圳正在大兴土木,简易马路上尘土飞扬,手扶拖拉机与泥头车抢道,其间还夹杂着猪和牛,吓退了许多从北京、上海等大地方过来的人才,但汉中过来的禹国刚,却从无序的喧嚣和骚动中感觉到了一种力量,让他怦然心跳,他并不喜欢看得见的一马平川,这种充满不确定性一步一惊喜的路,他觉得更过瘾。
正好爱华公司需要一名日语翻译,问禹国刚来不来。他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来。妻子看一看老公兴奋的眼神,又看一看已在爱华公司宿舍大院里找到玩伴的儿子和女儿,说:“来就来吧。”
调动手续很快就办好了,工资与汉中那边持平,还是58.5元,只是多了5块多钱的边防补助,而且,爱华公司还给禹国刚的妻子安排了合适的岗位,工作比汉中舒服一点,工资比汉中也多了好几块钱,禹国刚感觉自己占了很大便宜。
毕业10多年以后,禹国刚的日语终于派上了用场。
听到这儿,记者插嘴道:“禹总您日语肯定没问题,您的证券金融知识怎么来的呢?”
禹国刚说:“深圳毗邻香港,我又常与外商打交道,常常听他们说起股票,我却一无所知,感觉自己很落伍,我就到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借回了一本关于证券的书,研读过一阵子,没想到歪打正着,那本书成了我问鼎证券市场的敲门砖。”
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读的书
自己把妻子孩子带到深圳,却又要丢下他们远赴日本,禹国刚有点不忍心。其时,女儿上六年级,儿子上三年级,他们对爸爸要去日本倒是很兴奋,女儿跟爸爸订了一个随身听,儿子则订了一个变形金刚。
39岁,又一次走进课堂成为学生,禹国刚耳边响起了一首儿歌:“小呀么小二郎,背起那书包上学堂,不怕日头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就怕先生骂我懒哪,没有学问呀无脸见爹娘……”禹国刚心中沉甸甸的,没有学问,不仅仅是无脸见爹娘,还有妻子和孩子,还有祖国。他是作为新中国证券种子来到日本的,他必须保证这颗种子饱满壮实,时令一到就发芽、开花、结果。
禹国刚无心欣赏日本美景,也无暇逛街采购物美价廉的日本电器,他一头扎进知识的汪洋中,游过来,游过去,不知疲倦。
1984年3月,两个来日本学习证券的中国学生,经过一流金融专家理论培训之后,来到东京证券交易所实习,《朝日新闻》隆重报道了此事,标题意味深长:《在资本主义的中枢学习股票的中国留学生,理论出众,但他们回国后会有施展的地方吗?》
记者的问题很尖锐:“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不用股票这个东西,派你们两个来干什么?”言外之意是,你们这是瞎折腾,学了也白学。
禹国刚想起自己学日语的经过,回答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读的书。”
禹国刚说是那么说,心中还是不免忐忑。从日本归来时,禹国刚没给妻子带衣服首饰,也忘了女儿的随身听,儿子的变形金刚,塞得满满的箱子里,全是证券资料。可是,他学回来的本领,使不出来,他又回到了爱华公司,担任管理五六百名员工的电器公司经理,位置很重要,却与证券没有任何关系。
和禹国刚一同去日本学习了一年证券的蔡靖华,也没能找到用武之地,辗转去了香港。
《朝日新闻》的文章反响强烈,香港的报纸转载了,北京的《参考消息》也转载了。
精心培养出来的两个证券人才,一个不得不去香港,一个在深圳卖中日合资生产的遥控彩电,让领导很尴尬。
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张鸿义先后拜访禹国刚,几经周折,禹国刚调到了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国际信托公司,总算和金融有了点关系。
1989年9月22日,92岁的冈崎嘉平太,手里握着周恩来的照片,去世了。临终前,老人念叨着周总理,心中一定也在默念着,我为中国培养的两个证券人才,他们怎么样了?
冈崎嘉平太老人不知道,1年以前,禹国刚已调任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组织专家翻译了200多万字的外文证券资料,完成了30多万字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因封面为蓝色,简称《蓝皮书》,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重要资料),就在冈崎嘉平太老人去世前的9月8日,禹国刚奉命向市政府递交了《关于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请示》,市政府没有懂得如何批复的专业人士,已是副市长的张鸿义又找来禹国刚,让他自己写批复。
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达《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指定王健和禹国刚主持深交所筹建工作。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王健和禹国刚敲响开市钟,新中国第一家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正式登场。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开始集中交易。
说到这儿,禹国刚指着墙上深交所开业的照片,特别强调:“上交所1990年11月14日就拿到了国务院的批文,深交所直到1991年4月11日才拿到国务院批文,可深圳特区可以特事特办,深圳人敢想敢干,深交所没拿到‘准生证’就‘抢生’了,率先开始集中交易,比上交所早了18天。”说起深交所如何抢上交所风头的往事,禹国刚像一个成功抢到玩具的孩子,笑了。
骑单车的人,操奔驰宝马的心
“抢生”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并没能开张大吉,有人不想深交所开张,私下运作,要让深交所开张第一天零交易,好在王健和禹国刚早有准备,那一天完成了5笔交易,成交8000股安达股票。
但此后深交所并没能一帆风顺,受诸种因素影响,1990年12月8日,大盘急跌。
跌至1991年4月22日,恐慌情绪达到顶点,股民只想逃命,所有人都在卖,没有一个买盘,全天交易为零。
作为深交所负责人,禹国刚比亏了钱的股民更急,这么下去,股市要崩盘!
禹国刚在报纸上撰文,在电台呼吁,给低迷的股市打气,收效甚微。
深交所开始救市。
7月10日,在深交所的救市会议上,和禹国刚并肩战斗的战友王健,心脏病突发,紧急入院抢救。
禹国刚和王健的关系非同一般,1988年,禹国刚呕心沥血写出了近30万字的专著《证券市场》,此书后来成为股民追捧的宝典,跻身畅销书行列,但当时出版社并不看好,要禹国刚掏钱自费出版,禹国刚没钱,是时任发展银行副行长的王健牵头募集了出书所需要的资金。后来,王健和禹国刚又成为筹建深交所的搭档,人称“股市双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