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果可以的话，打死我都不想再回深圳。

没有哪个二十几岁的女生会心甘情愿，让大好年华腐烂在狭小的城中村宿舍里，更不用说还要三不五时面对隔壁楼偷了我三条蕾丝边内裤的猥亵眼镜男——那个该死的变态，在楼下碰到时居然还有脸堂而皇之地对我一脸讪笑，可惜我终归是个窝里横，只敢在自家人面前死乞白赖，并不敢当街上去给他胯下来一脚，而是在他走远后才虚张声势地“呸”了一声。

我真是厌恶深圳，不，也许我更唾弃我这副反复无常的软弱样子——每次发一堆牢骚后，我总会拎着大包小包，再次回到深圳。

我爸妈有着上一代父母所特有的被害妄想症，时刻担心自家孩子上当受骗，所以我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他们把我像瓷器娃娃一样，看顾得十分严实，恨不得里三层外三层裹上泡沫纸，再用链条锁住，时刻放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他们的控制欲实在令我感到头疼，但我别无他法，身为子女，在父母面前往往是处于劣势的，好在他们终归是很爱我，即便这份爱有时还比不上他们的面子。可我应该感恩，至少对于我这个不成器的女儿，他们没有完全放弃，而这世界上估计再也没有人会像他们这样，对我有着如此持久的耐心。

回深圳的前一晚，我妈生怕我在异地饿死似的，一边把一大包竹笋干和一罐罐剁辣椒塞到我包里，一边碎碎念。临到末了，她突然一拍脑袋，语气凝重地对我说，哦，忘记和你说了，那个姓姚的死了，半夜起床时一头栽在了自家马桶边，好像是脑溢血吧。我不置可否，把头缩回被子里“嗯”了一声。

“姓姚的”是我们家附近一个算命的，起初我妈尊称他为“姚大师”，从我十来岁开始，到处就都盛传他算命很灵验。说起来，他的名气也是靠着人命才起来的。那是十几年前，附近镇子上的一个老头找他算自己还剩多少寿命，没想到姚大师出口惊人，说他很难过下个春节，当时神康体健的老头儿还很气愤，骂骂咧咧地说他放狗屁。结果没想到，那年冬天，老头儿在十二月初八那天喝腊八粥时，就被一个大糯米丸子给噎死了。

这事儿是听我那神叨叨的婶娘说的，当时我正值高考前夕，成绩时上时下不稳定，我妈十分忐忑，生怕我考不上大学给她老人家在一众街坊同事和亲戚面前丢脸，最终我婶娘给她出了个主意，说让去找那个很神的姚大师算一算，以便提前获知天机准备对策。婶娘和我妈坐在沙发上说得口沫横飞，时不时还会隔着空气用手指一指我。

我心里十分厌烦，觉得太吵，很想立刻躲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去，但又觉得那样看起来很没家教，只能干坐在一旁心不在焉地看书，偶尔听下婶娘对我言不由衷的赞赏，然后两个中年妇女哈哈哈地笑作一团。

那个下午，我妈在听了婶娘讲述姚大师的事儿后，就两眼放光，似乎捕捉到了人生的出路，傍晚就硬拖着我去拜访那个神棍。

没错，就是神棍。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摇头晃脑了好一阵儿，又是点香又是烧纸，咋咋呼呼搞了十几分钟，最后装模做样地掐指算了一下，才睁开眼睛，定定地看着我妈说：“放心，你女儿天生贵人相，一定能够跃出龙门，以后的工作也会和数不完的钱打交道。”我不知道他说的贵人相是不是指我长得有些胖，脸上肉嘟嘟这个事情，可惜这从未给我带来过贵气，反而让学校里的同学给我送来了无尽的羞辱，以及一个“肥妞”的绰号，偶尔兴致来了，他们还会在前面加个“死”字。

我有些不耐烦，对这种话很是持怀疑态度，眼睛一直往屋外瞟，但我那平时精明的妈偏偏信了，而且整个人激动得涕泗横流，当场就差给那个老头跪下了，又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全塞给了那个眯着眼睛笑呵呵的老头。当时看得我恨不能给我妈头上浇盆冰水，让她冷静一下。

事实证明，那姚神棍确实是骗人的，关于我的预言他算错了关键的一半——我最终没跃出龙门考上本科，而是离二本线差了三十分，只上了省城一家大专学校的会计专业。我妈在得知我成绩的当天下午，想骂我又不敢开口，可能怕我去干什么傻事，转而开始心疼她的那堆钞票，并且咬牙切齿地咒骂姓姚的，后缀也从大师变成了神棍、杀千刀的，当然，也不忘暗戳戳数落几句我的婶娘。

说实话，这话其实有些冤枉了姚大师，至少他对我的命运也算对了一半——后来我机缘巧合之下做了一个收银员，每天的确有在和数不完的钱打交道。

毕业那年，因为不肯跟着我妈去求她税务局的同学给介绍一个临聘工作，我鬼迷心窍，被邻居姐姐一番天花乱坠的描述给打动，愣是不知死活跟着她来了深圳龙岗闯荡。直到稀里糊涂地，和一堆面色蜡黄、神情亢奋的女人关在屋子里时，我才隐约觉得不对劲儿。就算我再不怎么聪明，好歹头盖骨里装着的东西是脑仁，又不是杏仁儿，怎么可能不会对这帮开口闭口就喊我为“家人”，动不动就叫我感恩的女人心生怀疑，也不知道她们叫我感恩什么，感恩天天吃萝卜煮白菜，还是感恩连个手机都要没收吗？

我又想起了我的父母，如果他们知道我一来深圳就被骗了，不知道会是什么神情，是一边啧啧地叹息，失望地看着我说“早就知道会这样”，还是痛心疾首地骂我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怎么会这么容易上当。我似乎已经听到我妈的咒骂，和我爸一声接一声带着谴责意味的咳嗽。这些声音忽远忽近，扎根在我的耳朵里，怎么也赶不走。

大半夜的，我实在按捺不住，把邻居摇醒，拉到卫生间，质问她为什么要骗我，结果她很快就进入战斗状态，先发制人，开口就给我凶了一顿，说我神经病，怎么遇到一点事儿就胡思乱想，这样以后还怎么在大城市生存下来。我被她一通训斥下来，事先打好的说辞腹稿早就溃不成军，只能灰溜溜地躲回房间，蜷缩在角落里掉眼泪，继续扮演好一只听话的鹌鹑。

屋子里横七竖八躺了好些人，他们可能是真睡，也可能是装的，反正没有一个人来安慰我。

2

很多年前，我对警察其实是很害怕的，似乎那身制服带着异样的光芒，能将我心底里那些阴暗的坏心思给照出来，但没想到的是，最终我却对着一帮穿着警服的大哥，哭得眼泪鼻涕一大把。

被骗进传销组织后的第三天，我没办法像之前那样假装云淡风轻了，面对那些“家人”貌似和善实则蛊惑我去叫爸妈打钱的劝说，我已经没有了耐心。可是他们不肯放我离开，一边说我不能这样对待家人和组织，他们真的很寒心，一边把大门给上了锁。

我以为自己真的要被逼洗脑，走上骗亲戚和爸妈钱的传销之路时，幸运难得地眷顾了一下我，正巧碰见了警察突击检查。原来是周围有大妈发现这栋楼很不正常，成天窝着一堆不务正业的男男女女，就主动报警了。真的是感谢这些无处不在的热心大妈们，最终我被警察给带出了那间屋子，至于其他人和我的邻居，他们好些已经被严重洗脑，死活都不肯离开。

城中村里的路灯好些都是坏的，幸亏那个夜晚的月亮又大又圆，我深一脚浅一脚的踩着一地破碎月光，跟着几个警察大哥去了派出所做笔录。原本他们想给我家里人打电话，但我死活不肯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们，我不想才出来几天就惨兮兮地向爸妈求救，这只能说明我的无能，和增加他们道德绑架我的资本。所以最终，我在向警察们道完谢后毅然离开了派出所。

好在我之前留了个心眼，在袜子里还藏了五百块，可以去找间旅店，总算没有流落街头。招牌破旧的旅店像极了我晦暗的心情，洗完澡后，我擦头发时还能看到明晃晃的月光铺陈在狭小的巷子里，它们像是神奇的万能胶水，把我支离破碎的愁绪黏合，最终我哭过一场后又恢复了平静。那一夜，在那张比地板还硬的床上，我居然睡得无比香甜。啊，年轻真好。

第二天，我脸都没洗就开始四处寻找工作，只是在深圳，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比下水道井盖都多多了，再加上时间紧迫，我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反而是在一家超市应聘财务时，招工的大姐看了看我的简历，说没有工作经验啊，那可能没有办法。最后，可能看我眼泪就要忍不住落下时，他们问我有没有兴趣做收银员。收银员就收银员吧，好歹一个月也有三千两百块，而且还有宿舍住，于是我立刻破涕为笑。

经过了一下午的短暂培训，我开始上岗。那是个城中村边上的超市，里面来往最多的是些来给儿女们带孩子的老人家，他们大多有着朴素的市侩，每分钱都要用对地方。当时还没几个人会使手机支付，更别说他们大多数用的是老人机了，每天一帮老头儿老太太抓着几块几毛的来买菜，和我为了“购物袋为什么要收两毛钱”这种弱智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我果真过上了数钱数得手抽筋的生活，但我一点儿都不快乐，时间久了甚至有点儿想死。现在想想，我当时可能是轻度抑郁了。只是那年头，抑郁症的说法还没那么流行，我也没什么闲钱去看心理医生。

超市老板是本地人，五十岁不到的样子，总喜欢趿着双拖鞋啪嗒啪嗒在超市里四处走动，据说他有两栋八层高的房子，尽管我算不上太聪明，但好歹是会计专业出身的。我算了一下，当时深圳再偏僻的角落房价怎么说也要上万了，两栋房子差不多两千平米。最终算出来的数字让我胆战心惊，我没出息地想，这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有钱的人了。

比我早一年半来到这家超市的同事美凤对此很不屑，她挑挑下巴，说，得了吧，就他？还没那个秃子有钱呢，秃子家可有四栋房。我记得秃子，是个每天早上八点准时来抢打折菜的阿叔，在得知他居然是个隐形富豪时，我突然间有点儿迷惑了，为什么他们这么有钱还要这么抠门儿？

美凤呵呵笑了两声，并不搭理我，只是把快餐盒里的隆江猪脚饭扒拉得更快了，毕竟中午只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没人有太多闲情逸致来闲扯八卦。但对于美凤的爱答不理，我没敢有什么意见，毕竟美凤还是我在这个超市里唯一说得上话的人，没办法，就她没有结婚，其他的大姐大妈一聊起来就是老公和孩子，我经常是憋半天都接不上话茬，也就能和美凤偶尔说几句明星八卦。

不过这种情况后来有所缓解，因为我遇到了小袁。那天下午交接班的时候，我看着一个上身白背心，下身大裤衩的年轻男人站在一旁，他竖在那里盯着我看了老半天，脸上还带着怪异的笑，我摸了摸脸，以为自己脸上粘了饭粒子，结果并没有。

“真是痴线”，我小声嘀咕道。没错，来深圳一段时间后，我偶尔也会学那些广东同事一样用粤语骂人。但是那个年轻人并没有在意，他反而突然开口问我：“你是哪里的？”

我头也不抬，没好气地说：“湖南的。”

哦。他一听顿时来兴趣了，“你是不是H和F不分？那你笑起来的声音是发发发发发吗？”

我翻个白眼，对于这个无聊的玩笑实在提不起任何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