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陕西文学的版图,无疑是新中国文学史的浓缩版、精华版,很大程度上映照了新中国文学流变的动影。在陕西文学的图式里,一个严肃创作时代随陈忠实先生的离去,已经远逝。曾经数十年里,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大家的专注创作,你追我赶,彼此超越,凝铸了陕西文学的持续辉煌,永不磨灭的文学时代神话。
新时代的陕西文学进路探索中,回归初心,回望所走过的路,是必要的。随着杜鹏程、王汶石进入西安,陕西文学的辉煌之旅,徐徐开启。革命文学总的统领之下,学者型作家柳青的《创业史》中有了革命叙事裂隙式突破——文本的人性转向,此为文学陕军第一代“高原”的铸就者。到了路、陈、贾为领头羊的文学陕军第二代创作黄金期,路遥将柳青文学的人性转向推至神性境地,再一次促成陕西文学的时代性崛起。路遥随着属于他的那个荡漾着温情的时代去了,人生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陈忠实先生紧随其后,以对柳青的接续及对路遥文学的超越,开创了文学陕军20余年的巅峰时代。自《白鹿原》横空出世以来,众多名家、大腕评述、论著汗牛充栋,甚至名家大腕们一再翻新着自己的观点。然而,又有谁能确信,自己洞穿了《白鹿原》?!!!即便是陈忠实先生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传世,又有谁能确定陈先生把一切都一一道明了呢?如果道明了,那就不是陈忠实先生了。
何为经典?经典是耐得起时间的考量,有着开掘不竭的思想源泉。当年陈忠实先生离开陕西省作协大院回原上时,《白鹿原》的雏形已就,他曾明言要弄出一部超越《平凡的世界》的鸿篇巨制。路遥去了,一部《白鹿原》,陈忠实先生硬是弄成别人没有弄成的事情,其艺术创造力远远地超越了《平凡的世界》,这是确定无疑的。
陈忠实先生走了,对《山本》空前自信的贾平凹,又是否能超越《白鹿原》呢?这似乎是关乎文学本源价值的天问。虽是天问,却是有问的必要,它关乎着陕西文学新时代进路的方向,更关乎着中国文学能否走出去。能使世界了解中国老古文化的《白鹿原》,未能走向世界,不可不谓陕西文学的遗憾,不可不谓中国文学的长久的遗憾。贾平凹的新作《山本》还会让这种遗憾继续存在吗?
对于勤奋高产的贾平凹来说,《山本》从开篇第一句“陆菊人怎么能想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带来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涡镇的世事全变了”,就与《白鹿原》试比高了。或许贾平凹比当年陈忠实超越目标更为广远,他要像秦岭一样横在中国腹地,统领南北,让陕西文学再一次成为中国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地。这不可不谓陕西文学的雄心,不可不谓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种霸气的姿态。
陈忠实先生与贾平凹,作为中国罕有的以历史、文化、民生起底的伟大作家,他们在这两部鸿篇巨制中,究竟是如何关照历史、文化与民生的呢?这需要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中去审视。
创作进路:徘徊勇进 PK 一箭穿心
如同生物学上结构决定功能一样,地形地理不同,所孕育的人,精神气质亦不同。
生于千沟万壑陕北的路遥,带着惊心的贫穷与饥饿所赋予的本能寻求着生命的尊严。政治梦想破灭了,他把人世所亏欠的一切付于文学,向文字间追索了重构了自己伟大的人生。作为自带核爆能量的生命,他的首先脱颖而出,亦是生命的使然。在地接异族空间里,在成就生成过李自成、张献忠等枭雄的,长久处于动荡之中的贫瘠的大地之上,他把生命淬炼成为所向披靡的“最后一个匈奴”。他以最卑微的生命,书写了最浪漫最伟大的人性与人生。他,无愧于那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生于幽山灵水之间的贾平凹,多了几分阴柔,阴郁,幽深;而生长于关中道的陈忠实先生,则有着古道热肠与钢巴硬正。在文学创作前进的道路上,贾平凹带着山水赋予的灵动、聪慧与沉稳,作为先知先觉者,他很早就走在前列。但无论是他,还是陈忠实先生,他们只能在文学圣殿里以命相搏的路遥之后,发声发力。
其时的贾平凹,已经在文学探索上走得很远了,远到以至于他把时代拉下了几条街。然而这样的猛进,注定是要挫受挫的。时势即文运,早不得,晚不得,恰逢其时最可贵。而敦厚淳朴的陈忠实先生,此时还在潜心的探索中。
最终的事实是,柳青给予陈忠实先生发力的起点,路遥的成功刺激了他,贾平凹探索性的挫败警示了他。一句话,路遥和贾平凹的早期的创作,都成为他挺进进而崛起的宝贵镜鉴。柳、路、贾为陈忠实先生做了切实的探路,在文学拥挤的进路上,陈忠实找到了直抵《白鹿原》的最佳通道。
在贾平凹的创作历程里,数十年来一条徘徊与勇进曲线清晰可见。徘徊是一种心态纠结,勇进是一种行动姿态。他有着无限的表达欲望,几乎每一个时代的交接点都要发声。几十年的文学探索与体悟中,他把握了一种更具恒性的常胜者状态。
中篇《鸡窝洼的人家》无疑是改革开放之初生活观念的启蒙之作,后来被改编为电影《野山》;长篇《浮躁》是对改革开放近十年的一种回顾与反思;《带灯》、《极花》、《老生》等依旧是直面时代交接的正面发声或呼应主流。《废都》、《怀念狼》、《古炉》等则是直奔文学恒性价值勇进的倾述。在时代的交接点上,贾平凹总是有着明确回归主流表达的倾向,当一个时代真正地展开时,他倾心发力,向着心中更伟大的文学目标进击。
而陈忠实先生,有着愚公移山的信念与执着行动,以勤力操练为心中的文学目标暗自蓄积,以超乎常人的艺术通感,以“弄不成就去养鸡”的破釜沉舟,铸就了《白鹿原》。厚积薄发,一箭穿心,他以颠覆主流表达的姿态凝铸了近乎于完美的超主流表达。毕其功于一役,一书一原一世界,成为数十年来不老的神话。
贾平凹的勤力多产,给文学研究者无尽的课题与创作史话,事实上很多学者依赖于贾平凹文学成长起来,并以此延续学术生命;而对于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学者大腕们穷尽智力,却是依旧是开掘不尽的精神富矿。
纵观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其最见长的还是民间叙事,而《山本》则是民间叙事的极致之作。或许是《老生》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贾平凹一如既往地选择了勇进,《山本》在贾氏看来,是非常满意的。能空前坦然的面对公众,意味着贾平凹文学宏图宏愿的天成,“大地法则”的终悟,“自我天窗”的洞开。或许,对于贾平凹来说,《山本》是属于他的天人合一之作。
历史变形:13年中国 PK 50年中国
《山本》无疑是愤勇、粗粝之作,擎起昂扬、必胜的斗志,有着用尽全力的内蕴。其题材的选择,隐线的设置,甚至核心人物的预设等,与《白鹿原》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高手经典“同题”斗法。陈忠实先生已经远去,《山本》可视为向《白鹿原》的致敬,不过这种致敬里深隐着超越的试图。就作品对历史的涵盖意义而言,无疑是13年民间中国与50年民间中国的以文学为名的对决。
13年与50年,只是《山本》与《白鹿原》文本叙事的时间概念,而不是作品的历史概念及内涵所指。《山本》叙写了涡镇13年的历史,贾平凹有意识地模糊和虚化了历史的时间概念,强化了小说的时空质感,以民间志史的不确定性,以涡镇风云人物的惊心、惨烈的起伏乃至消亡、毁灭,以井宗秀、井宗丞兄弟人生历程形象及事件延宕,达成了对历史的确定认知。井氏兄弟的形象及其人生历程,在中国古代历史,近代历史,甚至现当代都有着随手拈来的印记,静心阅读小说,有心者则会会心于历史及现实里曾经的、正在演绎的碎片及影子,进而慨叹作家高妙的涵盖力。
贾平凹是作家中作家,他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首先是写给自己的,写给研究者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唯独不是写给读者的。对《山本》而言,它是无视普通作者与读者的存在,普通读者要读完它,必须忍受文字暴虐地摧残,警惕着防不胜防的抓狂。或许大多数人购买的不是贾氏的小说,他们购买的贾氏的名气,用以装点、粉饰虚荣罢了。对于读图时代的普通个体来说,避免阅读的疲累,唯一的办法是懒得理。甚至它甩掉了一般的评论家,那些纠结于《山本》故事本身的评论家,早已被贾平凹甩出了十万八千里。对小说象征性、隐喻性、言外之意没有认知的研究者而言,《山本》只是贾平凹的惯性泛滥之作。
历史在《山本》里,成为贾平凹创作的最大虚构,涡镇的人物则是承载巨量的一种人性符号。换而言之,涡镇13年历史,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真切缩影或浓缩。陆菊人是华夏民族大地母亲的化身,由她所孕育的井宗秀,在其寄予厚望中永远地背离了其良善的初衷,走向了心灵的极权与残暴,那么由他所构建的涡镇王国的覆灭,也就理所当然了。花生的美梦,亦是当下年轻女性难以苏醒的迷梦,权欲与财富构结的井宗秀外在光环之下,绝不是可以托付人生的理想担当者。贾平凹以直面历史真实的莫大勇气,勾绘了一幅拉锯战的反复及战争之下流民图。然而,他要写的并不是战争。
《山本》中的历史变形,达到了绝无仅有之境。甚至较之中国式变形高手莫言,甚至完胜一筹。莫言的变形给予读者一个启示:小说是小说创作的源泉。莫言的变形的源泉是中国古典,乃至明清刺虐小说。或许对于莫言,陈忠实先生,还是贾平凹来说,虽然现实在生猛的演绎着,但那在他们心中,只不过是历史的不同程度的一种重演而已,物质越进步,重演的烈度越强。《山本》的历史变形是综合性的繁复性高度凝练,相较之下,莫言的变形过于单一单调单薄,且指向过于明确。同样的,《白鹿原》50年的叙事时空,也不是陈忠实先生所表达的历史时空。小说整体倒叙中的倒插叙事,让文本的时空不断向过往与未来延伸着;隐匿在小说中民间信仰系统,将数千年的历史一线牵连。而50年历史,尤其是小说中革命史,只是小说的叙事的一段关键的背景而已,小说的中心是民生,附带勾连起的是文化的反思。家族斗争史托起的是政党之间及党内斗争史,历史被携裹在绵延了数千年的民本主义叙事中。原上国共两党之间二十余年的斗争,亦是鬼谷子的学生张仪与苏秦掌中二十余年天下的重演。其实这样的历史变形,在《白鹿原》的细节里还有许多。
《白鹿原》重在表达历史演进的内在极端性,《山本》意在塑造历史原本真切的残酷性。在民族历史的整体性上,《山本》、《白鹿原》无疑是杰出的文本。从严格意义上考量,《山本》以历史变形的短促时间概念表达了中国历史整体性,更具伸缩力,更具弹性,这无疑是贾平凹创造力的亮点。陈忠实注重于历史的正面书写,且力求与历史对应的精准而不乏延展;贾平凹更善于去尽历史的时间精确性,其视角更在于历史的背向书写,这样历史的涵盖力、流动性、通感性,顺利抵达游刃有余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