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着羊屁股从后山岩石上光脚跑过的时候，

见着底处矮小的屋舍圈养着村人仿佛掉进了群山的的陷阱之中，      

烟囱冒起的呼救声总是朝一个方向流逝。

——《野枣子与疯女人》诗节选

一

我坎坷命运的由头跟一头母羊是脱不了干系的，那是一头走失在山头稳重的老羊，没人知道它去了哪里，但刚好它是在我手里挥舞着鞭子的时候逃跑的。

我这样说或许没人会信我，我指的是将一个人的命运多舛怪罪到一头无知的母羊身上，但这并不重要，我想在此告诉你们的本就不是我的人生，而是另一个女人的。

那个女人是我的母亲，在我眼中她常年都是忙忙碌碌来回转悠的样子，只有在一家九口吃饭时我能细细打量停下来的她，尤其是夏季闷热的傍晚，木屋子的墙板仍旧残留着白天毒日头留下来的余热，它们紧紧靠在一起，不轻易让渐渐从大地升起的凉意占领，这个时候，父亲总是会张罗着孩子们将吃饭的木桌子和凉椅抬到屋外的禾场上来。

母亲端端正正坐在黄昏里吃饭，除了我那粗鄙的父亲脱了鞋单脚盘在凉椅上，孩子们都母亲被训得板板正正，她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最是讲究礼仪。

有的时候黄昏直直打在母亲脸上，映得她满脸红润饱满，这时我总是感叹母亲五官生得标志，尽管憔悴却难掩饰一种不属于这个村庄的气息，有的时候她背向夕阳，我被晃的睁不开眼，就看不清她的神态了。

当然我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空闲盯着我的母亲，孩子的我们要和众多兄弟姐妹暗中争抢简陋的饭菜，总是将碗筷扒拉得极响，母亲在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筷子掉转头来恶狠狠给我们每人的碗边敲一下，这一圈敲下来像是打了一段音旋。

母亲说这显得很没规矩：“这次是碗替你们受罪，再有一次受罪的就是你们的嘴了。”

母亲走后便没有人搭理我们的无理了，父亲是个聋子，他什么也听不到，以为饭桌上的孩子们正一团和气。

母亲走前半年，上头的两个姐姐已经学着打点家务了，母亲走后，晚饭后便由我的姐姐们替她接着在灶台上收拾残局，她们将桌子板凳都收进房子中去，唯独那张长长的竹躺椅会留在禾场上。家里唯一的哥哥早就溜之大吉到村里晃荡去了，我因为年幼则陪着父亲在竹椅上，有时候我们坐着，有时候躺着，无论父亲是何样姿态，他的胸膛总是向着远处一座长满石头的山峰，直到夕阳的光辉一点点沉没到那片山峰后面。

“又一个白日头要被对面的大山吃掉咯！“每次天开始擦黑时，父亲总是要说这样一句话，我的父亲是后天失聪，将话讲出来并不难，只是总无故停顿，声音也显得模糊，还莫名时大时小的，但这句话因他老念叨着，听着真切的很！

我顺着父亲莫名的话问他为什么大山吃掉都是白天，它怎么不把月亮也吃下去呢！

父亲就沉默着不说话了，他失聪的耳朵一动不动，他的眼睛也根本没空搭理我的嘴巴，也就不知道我每一次的疑惑，但我知道父亲眼睛追逐着的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死后被埋在了那座长满石头的山顶上。

那是一座奇特的石山，除了山顶长着低矮的野树，它的岩壁几乎是光滑无比一整块的土褐色巨石，因被风吹日晒有了裂缝看着像是拼凑而成的，间或有不甘屈服的杂草和小枝桠从缝隙中钻出来，山的背面是一个缓坡，但除了乱窜的羊群，村人几乎不会往这石壁上去。

母亲原也没有想过葬身在这座难以攀爬的石山，如果不是家里的老房子曾多次倒在这片他们世代生存的大地上。

在母亲的一生中，老家的木头房子曾两次轰然倒塌，又两次被父亲母亲凭着粗糙的大手堆砌起来。

一次是被无端的天火击中了悬挂在房檐的干草，燥热的天气下干草瞬间被点燃，从房梁开始燃烧一直蔓延到房子前面的庄稼地里，那日傍晚整个村落西边的天被火光和滚滚浓烟覆盖着。

火势还没有蔓延开来的时候，人们都在水田里插秧，妇女们疑惑霞光为何如此与众不同，它们不再是毫无生气地挤在一起，从高处枝桠的缝隙中瞧过去，夕阳的金色竟然跳动了起来。

等到树缝被黑色浓烟占满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此时老屋中只有我和一个最小的弟弟，我在摇篮里睡着，弟弟则在满是灰尘的大地上爬来爬去，负责看着我们的是家里最小的姐姐，她懵懵懂懂地冲进堂屋，将我从摇篮中抱了出来，然后坐在河坎边搂着我哭，她一边看着房子的四壁都爬上了火苗，一边向着父母平日劳作回来的小路尽头喊叫，最后她实在喊不动了，便就着包我的花布搽拭鼻涕。

村里人拥着我的父母来到燃烧的房子跟前，一个孩子都没有见到的时候，母亲发疯似的要冲进浓烟烈火中，村中的妇女赶紧拉住了她说：“远处河沟边有个孩子缩成一团在哭，瞧着像是你家小老五，快过去看看吧！”

母亲见着老五孤身一人的瘦小背影时，已经走不动路了，她被人搀扶着踉踉跄跄走到女儿跟前，看着老五手中还紧紧抱着不明所以的我，深深长叹了一口气，母亲的气息不像是从肺部而像是从更深的地方呼出来的，但随即她又拍着沾满泥巴的大腿，转着圈地捶打自己的胸口，她喃喃自语重复着：“还有一个呀，还有一个娃娃呀！”

没有人听清她在说什么，只见她突然疯了似的原地捶胸顿足，父亲倒是很快便明白了，他回头往火光的方向跑去，我最小的弟弟被救出来的时候还有微弱的意识，他躺在父亲满是污泥的大腿上，连说了好几句“我疼，疼的很”便死了。

河坎边的姐姐仍旧紧紧抱着我不肯撒手，大人想从她的手里接过呼呼大睡的我，她满是怨怪满是委屈左右躲避着不肯，她小声嘟囔着：“妹妹轻，弟弟太能吃了，他太重，我拖不动他呀！”

我从小是个羸弱的孩子，无论父母怎样喂养，就跟个病怏怏的小猫似的长不大。那个时候起村里的老人们便常对着我说我的命是母亲最小的儿子过给我的，我长大后不仅可以过一个女人的命，还会过一个男人的命。

父亲祖上传下来的木房子实在是结实，直到后半夜随着母亲一声声微弱的啜泣，火光才完全熄灭，消失在了山脚的夜色里，而一并消融在黑暗中的除了木板燃烧后的残渣和灰烬，还有母亲的哀怨。

天刚微微发亮的时候，一场晚来的雨才落到村庄，豆大的雨滴打在父亲母亲的脸上，他们无助地站在老房子的残骸边，看着黑黑的水线在大地上涌动着向低处的河边爬去，河水顿时变得浑浊起来，但不一会便被上游冲过来的急流带走了，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

暴雨很快便停了，母亲靠在父亲的肩头，指着只剩下污垢的屋基开始说胡话了，她重复着说灰烬中埋着的一双眼睛，母亲说那是她小儿子的，然而除了母亲旁人谁都没有看见。

从这天之后，只要母亲想起了自己的小儿子，就会说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胡话，整个人糊里糊涂得在自家禾场上来回转悠，村人们都说她这是被儿子们缠住了。

母亲一共有三个儿子，出生时就夭折了一个，如今又让大火给吞噬了一个，就只剩下孤零零最后一个了，她的四个女儿们倒是一个个都活得好好的，她总是在无人时候对着我的父亲抱怨，他就是太期盼男孩子了才会如此，父亲想母亲该是又糊涂了便从不理会她的无理。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缅怀母亲的小儿子，除了每人身上单薄的汗衫和裤子，一切都被烧干净了，那几年母亲总是穿着旁人施舍来的衣衫操持家务，家里的哥哥姐姐也全被父亲赶到了山林里劳作，等搭建房子的木头凑够了才开始起新房子。

花了整整三年，我们才在靠山背河沟的地方又建起了一座木头房子，这一次我们选在了高高的山坡上，过了一条小水沟还要拾着长长的台阶向上才能到我们的家，住的高是怕被水淹，靠近河沟是害怕天火，我们深知自己的渺小，尽量避着被灾难找上来。

那时我太小了几乎没有帮上任何的忙，我做的最多的便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轻轻擦去母亲脸上的泪痕，母亲不是为房子哭，也不是为自己哭，母亲哭一场无故的大火让自己又失去了一个孩子，母亲哭自己的孩子从学堂沦落到了田间山头，也要跟着父亲背起锄头在日头下讨生活。

哥哥姐姐跟着父母将新的木房子建好了，面朝一片陡峭的山坡，每隔一年他们都要把这块荒芜的山坡往上再开垦一些，低处的黄土地上有时候种着成片的红薯，有时候是高高的玉米，也有其他的作物。

而最高处的地方总是留给父亲的，他每隔一年会砍倒了野灌木种上烟草，父亲说他的烟丝之所以人人讨要吃一口的秘诀就在此处，要走出原来的土地，给它找块新的荒地住下。

许是为了看住庄稼不被野鸟啃食，他们才将大门开在了朝向山坡的方向，背朝那片视野广阔的石山。上头的哥哥姐姐已经习惯了在日头下掘土，我一想起小小年纪就被父亲抓到山坡看护收好的粮食，便莫名觉得腰酸头胀，我总是在没人注意时偷溜跑回屋后的禾场上休息。然而禾场也是忙碌的，有时会被新打起来的稻谷填满，有的时候母亲会将从山坡挖回来的红薯晒成干，缺少粮食的时候，母亲总爱把这红薯干混成大米煮来糊弄我们，我是早就厌烦了这个味道，我们要吃上整整半年，直到稻田里长出新米来。

母亲每次在禾场上晒红薯干的时候，嗅到这味道我都会不自觉躲开，我有自己的办法，我总是会屏住呼吸，抬高下巴，盯着远处的石山而避开母亲忙碌的背影。

一年中不忙的那几天，母亲也会在晚饭后带着我们在禾场上乘凉，夜晚禾场上是没有令我生厌的红薯味道的，只有清风夹杂着的稻子香。

我们一家人常常坐到月亮升起来，我不喜欢白天，白天父亲领着一家人出去忙碌去了，就留最小的我一人看家。尽管我们家孩子众多，房子是不够住的，但是对于年少的我来说还是太大了一点，尤其他们若是被耽搁在田里，天刚蒙蒙黑的时候我最害怕，我不敢呆在早就黑了的屋子里，也不敢站在屋外的禾场上，我总是坐在大门的门槛上，一只脚在屋子里，一只脚在外，一旦有了动静我便可进可退，这时候我总是期盼着父母早点领着哥哥姐姐们回来，他们一回来害怕顿时就烟消云散了。

家人一回来，即便是月色将幽幽的光芒照在远处的石壁上，我也不觉害怕。母亲常坐在自家的禾场上凝望对面的石山，山峰和我们都在高处，低处是成片的稻田，田里藏满了聒噪的青蛙，这样难得的时刻，我想让它们停下来，但它们并不理会人的意思。

月色下母亲总是会指着从石缝中钻出来的一丛丛枯黄的野草对着孩子们说一些令人听不懂的话：“你们看，有的时候对面山上的植物比人还顽强，有的时候却恰恰相反，尤其当她是一个女人。”

我不明白母亲的意思，直到母亲将自己葬在了对面的岩石山上。

我的母亲是被房子压死的，我们在高处新起的房子再次倒塌的时候，我已经记得清晰了。

那年秋收之后，一个放映员背着器材来到了我们村庄，在学校的大礼堂架起了大大的荧幕。我仍旧记得荧幕里的人激情昂然的样子，他们仿佛在为一件什么事情庆贺，在一声声的笑声当中人群也被逗笑了，然而这时幕布却不合时宜得飞了起来，挣脱了捆绑它的细绳，顿时画面上的男女老少尽数消失了，只留下了尖叫声，一开始人们还以为这尖叫声来自于幕布，不一会儿周围的村人开始慌忙逃窜，这个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惊恐来自于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