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没想过在山里住一辈子

这些年来，所有搬家或与房子有关的情景，我都清楚记得，印象最深的是购房交首付前一天晚上先生那几近绝望的眼神。他说再凑不到最后一万，第二天他的头发就会全白了。昏暗的灯光里，他神色凝重，说完还长长叹了一口气。烟灰缸里的烟头越堆越高，我们四目相对，然后久久沉默。

那一幕永存于我脑海中。它带着生活的咸味与艰涩，陪伴我们风一程雨一程奔波了这么些年。

我老家在陕西，先生是梅州人。从相识到婚后，我们一直生活在深圳。起初几年，我们居无定所，前前后后搬了好几次家。后来有了儿子，我对房子的渴望便越发强烈。它像石头一样压在我胸口，令人窒息却无力搬开。那时候，我并不希望住多大的房子，我只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家，让漂泊的心找到归宿，让一家三口有一个宁静的港湾。

先生的老家梅州属于山区。他们全家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他有兄弟姐妹六个，从小生活十分窘迫。他和妹妹学习成绩都很优异，但家里供不起两个人上学，妹妹早早便退学在家务农。

先生是八十年代末的大学生，乡亲们都说他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在兄弟姐妹的资助下，他第一次走出县城前往南京求学。大学期间，为了省点钱，他过年过节很少回梅州。大学毕业后，他没再伸手向家里要过一分钱，还担负起赡养父母的义务。他能上完大学，全家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一刻也不曾忘记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亲人，他把这种责任看得比天还大。他从肇庆、汕尾辗转来到深圳，在这陌生的城市里举目无亲。他睡过马路，住过桥洞，还去同村一位大哥的工地上待过，最后落脚于宝安沙井一家港资公司——德昌电机有限公司。

1995年春节后，我从陕西老家来到深圳坪山，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进了宝安沙井德昌电机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流水线女工。德昌电机是一个有着数万人规模的大厂，我们能够相识相爱，就像断成两截的一粒米居然在箩筐里相逢了。他说他的家在山里，十分贫穷，山路十八弯，不通车，住的是几百年前留下的祖屋。后来我过去一看，那村里的环境比我想象中还艰苦，仿佛时光倒退了三百年。不必说那进山的十多里沙石路多么惊险，也不必说村庄里的房屋多么陈旧不堪，单是我俩住的“新房”就狭窄得令人窒息，一层小平房，因雨淋日晒，裸露的红色砖墙上长着青苔。十几平米的屋子里放一张床、沙发和茶几，剩下的地方转不开身。而到了半夜，居然还能听到后山上的野物在林子里奔跑嚎叫。

多年后我常打趣说，那天晚上，就算一个傻瓜跟你回去也会被吓跑！

后来我不但嫁给了他，还喜欢上了那个偏僻的山村。我喜欢那儿的青山绿水和蜿蜒山路，更爱那儿淳朴的村民。但是，无论山里的空气多么清新，泉水多么甘甜，我却从没想过要在那儿永久居住。因为我们在深圳工作，孩子在深圳上学，我渴望把家安在深圳。

2 .半间“夫妻房”

我们是1998年结婚的，婚后各自住集体宿舍。他是职员，住四人间。我是普工，住八人间。当时大家的工资都不高，公司里几乎无人在外租房，唯一的希望是住上厂里的“夫妻房”。“夫妻房”非常有限，住得满当当的，只能等搬走一家另一对夫妻才能按职级资历排队入住。

结婚三个月后，我们如愿分到了“夫妻房”。这是当时德昌公司对双职工的福利，一般公司没有。领到钥匙那天，我兴奋得要飞起来，早早下班去打扫卫生。“夫妻房”在公司对面，共八层，六楼以下为员工宿舍，七、八两层为“夫妻房”。每层有二十几个房间，每间房隔成两小间，住两对夫妻，共用一个过道和洗手间。我们住外边半间，房号为806，从门口望出去是长长的走廊。半间房实在太小，一张一米二的床就快把房间填满了。床的上方吊着一个衣柜，床底边摆一张小条桌，余下的地方两个人一站便紧巴巴的。

房子虽小，但总算有了自己的“窝”。住进“夫妻房”的人看上去都很满足。那时生活很简单，平时大家在公司食堂吃饭，周末自己开小灶。我们买了锅灶和一台小电视机，电炒锅只能放在走廊拐角，里边一家人进出或者走廊上的人经过，可以清楚地看到锅里的食物和汗流浃背的“伙夫”。长长的走廊上，男人们挥汗如雨，尽情展示厨艺，似乎乐此不疲。先生打趣说，德昌男人下厨是光荣传统。两家共用一个洗手间很不方便。为了不那么尴尬，我每天早睡早起，和里间的人错时使用。洗漱时大家尽量不碰面，倒也相安无事。到了深夜，大家各说各的悄悄话，也不觉得别扭。现在回想起来，那被我们谑称“婚房”的半间小屋，其实挺温馨的，那些蜗居的日子也蛮有滋味的。我们的儿子就是那时怀上的。

怀上儿子后，我们每天上午在食堂二楼包餐吃饭，晚上先生做饭。八楼太高，妊娠期间我上楼成了大问题。每次上到三楼，我就从北梯走到南梯，再从南梯上到五楼，然后又从五楼南梯走到北梯继续上楼。如此几番，摇摇晃晃总算回到八楼小家里。为了合我味口，先生常陪我一起吃水饺。那时电视剧《还珠格格》火遍大江南北，晚饭后我便站在走廊里远远地看电视，既远离辐射又可享受走廊上通透的东南风。当时我们没有空调，居然也不觉得有多热。

闲下来时，我们争着给腹中的胎儿取名，每天翻阅字典，有时参考琼瑶笔下富有诗意的名字，有时在历史文献中找，发挥各自的才华。我们取了好多好听的名字，男孩女孩的都有，以满腔热情迎接孩子到来。那时手机尚属奢侈品，我们买不起，先生每晚拿着电视摇控器和我腹中的胎儿“通话”，喜形于色。那时计生政策非常严格，一辈子似乎注定只能生一个孩子。先生常劝我去门口照相馆拍些孕期照片作纪念，可我一直没去。为了便于坐月子，我剪短了头发，担心化学物品损害到儿子，也没去染那父辈遗传下来的“少年白”。我当时总想，挺着个大肚子，脑门上顶着一头银白短发别人肯定笑话。

一间房住两对夫妻，日常里也有不方便的时候。里间住的原是采购部的双职员，后来搬别处去了，另一对住进来的邻居，生活起居得磨合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我瞌睡比较多，先生时常说晚上老被隔壁的动静吵醒。

儿子在腹中一天天长大，我身体的负担逐渐加重，对周围环境越发敏感。妊娠近八个月时，宿舍楼道通刷了一层油漆，因常在走廊散步，且夏天皮肤外露容易过敏，我的全身奇痒无比，去了好几次沙井人民医院也查不出病因。为了不影响胎儿健康，医生只给我开些补钙的药。身体痒起来时，简直生不如死，我身上许多部位被抓伤了，胳膊、腿上满是血痕，幸好还有一张完好的脸。先生非常心疼，恨不得替我承受，有天晚上竟抱着我的头痛哭起来，边哭边问要个孩子为何如此艰难？

3.第一次住套间

先生是个急性子，不忍我受罪，有一天从医院回来就急忙去看房子。

他出去一看就看中了上寮村一套三房两厅的大房子，月租一千元，便催着我连夜搬过去。

房东是本地人，一大家人住一楼，专门雇有做饭阿姨。我们住二楼，一千元的房租在当时算贵的，何况我们本不用租那么大的房子。但情急之下，先生顾不得多想，只希望我尽快逃离那痒不欲生的地方。

租好房后，公婆提前从老家赶来深圳，准备照顾我坐月子。他们大包小包带了许多东西，有给儿子的新旧衣服，还有两大桶客家黄酒。我平时好吃醋，以为他们带了两桶醋，便问先生：“爸妈带那么多醋干什么？”先生说那是客家黄酒，专门给我坐月子吃的。我这才知道，客家人坐月子有喝黄酒的风俗。

公婆住的房间向阳，连着厨房。我们住在对面一间，另外的大房间放东西。窗外楼房林立，除了房子还是房子。婆婆啥也不让我干，每天烧半桶开水，水里放些家里带的茶叶，凉后让我洗身子。婆婆说那是老家的土办法，每天洗一次身体不会痒。那还真管用的，洗过七八次，我的身体便不再痒了。

先生每天骑单车上班，得经过107国道上寮村旁的地下通道。住上寮距上班的地方稍远了些，但比住八楼夫妻房舒服。那房子空间大，不用爬高楼，随时可以去旁边球场散步，看年轻人打球。在村子里，人们的生活节奏看上去比较慢。我们住着舒适而踏实，但那毕竟是租来的房子，对家的渴望反倒变得更强烈了。

一个月后儿子出生，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天天围着小家伙转。我的身体已痊愈，无病一身轻，都是婆婆的功劳。巧的是，楼下的房东也添了孙子，那孩子比我们的儿子早三天出生，奶水不够吃。有一天，房东女主人给我一个红包，说要讨些奶水。我执意不收，她说是当地的习俗，不收红包会断了我的奶水，便只好收下。

在上寮居住的日子，公婆总是忙里忙外。公公每天去上寮市场买菜，用黄酒煮鸡给我吃。一开始我吃不惯，后来竟吃上了瘾。婆婆每天收拾家里，帮忙照顾孩子。月子里，儿子拉屎拉尿，我只需喊一声“阿妈”，她便第一时间过来清理，两个月里没让我碰过冷水。

坐完月子后，我整个人胖得不行，婆婆却明显瘦了。

远离娘家，有时我会想念家乡的亲人，公婆无微不至的照顾却温暖着我。先生不在时，我和婆婆之间因语言不通很少交流。婆婆只知道毛巾叫手帕，帮我拿东西时常张冠李戴。我要剪刀，她却拿来毛巾，我要毛巾，她又拿些别的东西给我，令人哭笑不得。

日子在忙碌与欢乐中度过，我们心头却又时常掠过几丝不安。儿子出生前，我们俩的存款不足八千元。因在这之前的两年，回了两次陕西老家，花费不少。1997年第一次带先生回陕西，与哥嫂们见面。第二年，母亲辞世三周年，我回家祭奠。后来儿子出生，我们又花去三千多元，加上房租、水电费、生活费等，每月仅日常开支就得三千元。我休产假时没收入，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先生不到三千元工资，入不敷出。

住套房确实舒适，我们的心却常常攥得紧紧的。后来先生告诉我，在我安心享受月子时，他常常整夜难眠，从早到晚为生计发愁。

4.P座里的欢乐时光

儿子两个月大时，我们有幸分到了公司新建的家属房，真是喜从天降。家属房是公司斜对面新建的一个小区房，位于沙井东环路和庄村路交叉路口，公司命名为P座。P座共有两个单元，每单元五层，每层十个房间。一号房三十三平米，二至七号房均为三十平米，八号房四十八平米，九号房两室一厅六十五平米，十号房三室一厅九十平米。主管级别的职员可以住九号或十号房。我们住八号房，虽是一室一厅，在单房里倒是最大的。房号为408，东西桩基，门口朝东，阳台向西，阳台下便是东环路。申请家属房和“夫妻房”一样，必须是双职工，排队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