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疾驰，我们一行数人从深圳往漳州。窗外闪过南国冬季暗绿的树木、休憩的田野和民居小楼，倏然一片漆黑，动车钻进隧道，不一会儿，又恢复了原来景致。自然光和车厢灯光在旅客的脸上此消彼长，循环往复光影交叠，恰如旅客各怀心事。打开电子书阅览器，翻看金庸的《笑傲江湖》，反观自己的生活，喟叹何以笑傲人生。

像往常一样，这次也是师父南翔——与传统的老师称谓相比，我与南翔的其他一些亲炙弟子，都爱称他为师父——喊我出行。有了外出的机会，他总是力图带上我。他见我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通常是白天窝在小房间里读书，晚上看一场电影睡觉；近年来书倒是读了一些，写作上的长进却不大。便提醒道：“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对阅历尚浅的你来说，行万里路远比读万卷书重要。”他此行正是要采访几位民间手艺人，近年来，他对手艺很感兴趣，自称是二十多年前受到日本作家盐野米松一本《留住手艺》的影响，也要写一本《中国手艺人》。

我对师父田野调查实地探访的功夫十分佩服，人际交往是我的短板，他则与萍水相逢的人见面熟，一盏茶的功夫，已经侃侃而谈，俨然他乡遇故知。有次爬山，我忽然发现他已杳无踪迹，回头一看，师父在不远处的凉亭里，正和一名娉婷的姑娘交谈。不过他与陌生人攀谈只是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止于交谈，往往交谈一次就再无联系。师父让我明白，若要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非得主动地、经常地、随时随地与陌生人搭话不可。

我即便出门采风，也是走马观花，被动地接受空间转换带来的心理变化。师父比我主动得多，每到一地，采访自己感兴趣的人物，直接与心中拟定的写作选题挂钩，从来都是有备而来。譬如近两年开始他生发了民间传统手艺的兴趣，连带技艺与人物经历一道深入采集，比我这个当过九个月报社记者的人主动得多。

与时间一样，空间也是奇妙之物，让人的心境随之一变。漳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娩出过融会中西的文学大家林语堂，置身其中，闲适与安然自心头涌出，与平日的阅读达成精神上的呼应。师父的心情也十分愉快，坐在宾馆大厅一侧休息区的沙发上开怀大笑，一双颀长的手掌按在膝头，敏捷而精干的身子也随着笑声抖动。这种心无挂碍的欢笑浸染了同行人，激活了周围的空气。偶然一瞥，又见他愁眉紧锁，忧心忡忡，我有意分担却不知如何着手。

尤记得去年秋天到恩施采访烙铁画师的情景。

那天，我们没有随团去景区，径自去采访一位上了年纪的烙铁画师。

山城路窄，拥堵得厉害。我俩在路边连招了几辆出租车，司机一听目的地，纷纷拒载，说没有一两个小时根本到不了我们要去的女儿城。实际上，那儿不远，三四公里的路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位开摩的，司机主动询问去哪里。一听地点，便开价二十块钱。还未等我拦阻，师父毫不犹豫就上了摩的，搂着的哥的腰。我也只好坐上去，双手拽紧师父的衣襟。摩的在一大片拥挤的机动车夹缝中左穿右突，耳边是呼啸的山风，至今忆起，犹剩惊险。

“连安全帽都没有。咱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去采访啊。”风中传来师父的声音，淡定而悠远。

“是啊，是啊！”我应和着，十分感慨。

昨晚与当地朋友小聚之时，他向一位文广新局的新知要了手艺人的联系方式。我知道他在大学教书的间隙，为体验生活，当过一段深圳某报社的记者，如今的师父可是当了二十多年教授的知名作家，即便普通记者，如今还有谁这样冒险与吃苦去采访的？！

我隐约知晓他采访的目的，他对列为各种熟悉与不熟悉的民间手艺都感兴趣，对烙铁画师的个人经历折射出的历史兴趣尤甚。他说人无时无刻不活在历史当中，当下年轻人的文学作品往往缺乏历史的纵深。师父采写手艺人，尤喜年长者，用他的话说：用手艺人的沧桑刻画出时代的线条。

走进恩施女儿城一座烟雾缭绕的杉木结构屋舍，终于见到了烙铁画师。画师精神矍铄，须发皆白，满面红光，正俯身工作台旁捏着自制的烙铁在木板上点来点去，身边立着穿牛仔裤的女学徒。我一惊，意识到师父多年以来就是这样手把手教学生的。他教的是写作，与烙画一样，同为艺术，也是一门谋生技艺。

见到师父，画师支开了学徒，介绍起烙画来。他俩交谈之机，我过一旁去欣赏那些挂在墙上的烙画，多是表现本地山水和民风民俗，还有几幅伟人肖像。

观望了一会，我便在门口探头探脑，寻觅新的景物，一头钻进了隔壁的大房间。一位穿着土家族传统服饰的枯瘦老人半躺在竹椅上休息，没发现人来，或许已经觉察却毫不在意。老人身旁的一堆炭火烧得正旺，炭火上方的屋梁上吊着两大排黑乎乎的腊肉，散发着夹杂着木味的肉香。

我闲逛了一番，折返烙画师的工作室，给他俩拍照，然后在一旁聆听。烙画师谈到自己早已过世的母亲。他说那时候他母亲每年养一头猪，一到快过年杀猪的时候，她就蹲在地上哭，别人问她哭什么，她说自家只能留一副猪下水过年。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师父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连续几年都这样。”烙画师说。

“哦，农民苦啊。”师父感叹道。

“是啊是呀，不过更苦的日子还在后头，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吃不饱喽，只能吃这山里的一种草根。这草根倒是吃不死人，只是吃后肚子涨得厉害，拉不出屎。”画师神色平静地回忆道，岁月已经稀释了苦楚。

“你家庭还好吧？”师父俨然专业的记者，比当下许多真记者更显专注。

“我父亲之前跑马帮，当时转行当农民。我个人在学校里又求进步，早早入了团，但出身带来的自卑困扰我多年。”

师父边问边运笔如飞，表情静穆而端庄。早晨自文具店买来的笔记本已经写了满满几张。

此行来漳州，师父已经事先约了当地老朋友，联系好了两个非遗传人，一个是棉花画传人，一个是八宝印泥传人。时间安排得很紧张，同行还有一位外省的女作家周老师，她是师父多年前认识的老友。她说八年前春天的一个深夜，你老师在深圳打电话给远在海南的她，说有一个年轻人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他的邮箱，发来邮件和作品，想报考他的研究生，看起来是个文学苗子，转发给了她，也让她看看。

“我打算帮帮他。”他在电话里对她说。

“那就帮啊。”

“有点麻烦，他只有大专学历，已经考了一次，分数低得太多，估计连准备什么书备考都不清楚。不过他说会继续报考，直到考上为止。在当下的考试制度下，大学不大容易招到既有创作兴趣又有创作潜力的研究生，这也是一种无奈。”

“那怎么办呢？”

“他邮件里说自己在北方过得并不如意，没什么牵挂，有意来深圳求学。我鼓励他来深圳，拟找一间学生宿舍让他住进深大，让他一心备考。况且他会有一拨儿师兄师姐的热情帮忙，或许考学有望。”

我在邮箱中翻找出了给他发的第一封邮件。那时候我已经离开洛阳，南下深圳途经杭州。不避青春年少的浅陋文艺腔，现摘录如下：

窗外正淅沥着春雨，颇有江南烟雨的韵味。刚过完年，学生便只身来到杭州，寻了一处清幽的居所住下。诗词中的江南，温润而美丽，学生一直想来看看，以旁观者的姿态，不打扰这里任何一处的宁静。离开洛阳的时候，那里正下着雪。来到杭州的时候，这里也在下雪。不同的是，洛阳用一场雪掩埋五年来杂乱的记忆，静穆地哀歌。杭州用一场雪铺展一张白纸，我还不知道该在上面写下什么。这些日子，心很静，犹如小鸟在西湖边不小心踩掉的一片柳叶，悠悠地飘进湖畔的草丛里，暂时忘记了毕业后的种种不如意。

近日在读两本书，一本是您的散文集《叛逆与飞翔》，一本是《博尔赫斯谈艺录》。伴着雨声，静静地与两个坚守文学的灵魂对语。过年时在山东老家，十里八村找不到电脑写作，翻书的时候手冷，刚读完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西北风便在我手背上留下一块精致的吻痕。去年写的短篇小说《三好学生》和《耳机》已刊在《山花》2011年第2期精短篇栏目，短篇小说《风中的芦苇》即将发在《西湖》2011年第4期实力栏目。在网上寻觅老师的踪迹，惊奇地发现您大学时代的处女作也发表在《福建文学》（当时刊名为《福建文艺》），三年前学生的处女作《抱住宁静的衣襟》和《奔向一双温柔的手》也发表在该刊。师生之间跨越三十年不谋而合，也是神奇。

幻觉常常包围着学生，有时候，恍恍惚惚觉得自己坐在课堂里，你在讲台上激扬文字，金黄的阳光凝固在教室的墙上。我知道我又在做白日梦了，只好沿着钱塘江走走以消除幻觉。这些日子，恐惧来袭，它源于对命运的疑虑。我害怕不擅长应试再次落榜，不能成为老师名正言顺的弟子，害怕与老师握手言欢的梦想只是镜花水月。

随心附上几篇习作，请多指点。

祝愿一切安好。

后来，我无数次想起那一场自北向南的逃亡。如师父所言，人之命运取决于几个重要的节点，南下考研是我成年之后最重要的决定。

在北方辞职那日的天气真好，冬日的阳光铺洒在马路上，连我的手指都显得沉静而光滑。我要去一年四季阳光灿烂的南方，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了，而不是老死在单位高耸的围墙里。

工作几年工资微薄，没有存款，辞职后没了收入，但我顾不上担心。我已逃离原本的随波逐流，空虚无聊。我的理想早就瘦成了一根骨头，这根骨头让我决定离开这座北方的古城，到南海之滨的深圳去，听说那里不仅有簇新的观念，还有像簕杜鹃一般热烈的文学。

那一天终于到来，除了一个帆布双肩包，没有多余的行李。双肩包里有两本小说，一本是奈保尔的《半生》，一本是莫迪亚诺的《青春咖啡馆》，都是关于逃亡的故事。那次我没有搭乘公交车，顶着茫茫夜色，步行去火车站。火车站熙熙攘攘，密布着旅客、售货员、逃亡者和真假商人。

辞职之前，我在一个基层机关单位当合同工，虽说大大小小的稿子都出自我手，却还算不上刀笔吏，只是一名穿着制服的木偶，过着唯唯诺诺的听命生活，每天要写的各种汇报材料早已让我心生厌倦。不甘心那种一眼望到底的平淡与平庸，一想到要在契科夫笔下那种灰暗的环境下终老，我没来由地脊背发凉。

整个冬天，我都在谋划一场躯体与精神逃亡。年底已届，主任催交工作总结，我交的却是一纸辞呈。主任拉下脸来，站在我的办公桌旁，酝酿着什么。同事们知道有好戏看，围拢过来，几个胆小的没离开自己的办公桌，只是伸长脖子，斜着眼睛，偷偷观看。这次主任没有批评，只是问我以后怎样生活，我辞职后单位的稿子没人能写，不如留下来，待遇好商量，不是还有转正的机会吗。

转正？多么美丽的画饼。单位里的老王、老陈，那些辛苦工作几十年的合同工，也没见转正。我早已不相信。主任又说，过两年老庄一退休，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哈哈，他总是善于编织从来不会实现的乌托邦。我说我决定要走了。主任很清楚，辞职意味着一个好使的上下级关系的解除，口气由命令变成了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