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老乡压低嗓子透露她所在餐厅的种种不洁之后，我仍旧带着有喜的身体去一家餐饮连锁机构用了午餐。大意、执拗、率性的挑战，让我当晚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浑身乏力，呕吐不止，直到吐出胃里最后一粒食物，苦涩的胆汁，就连一滴雨珠般大小都倾巢倒出——先生给我喂葡萄和水，或许它们也知道内里凶险，只一探头，就逃出来了；卧床呻吟，用手顶住腰窝儿处揉捏也不济事。却仍是硬扛着，等。等它自愈。到底先生不由分说将我送进了医院。一定是食物中毒了，猜测，带着一股不祥的力量向我蔓延，担忧、害怕、恐慌，纷至沓来，我直接瘫软着趴在医生的诊桌儿。良久，我努力支撑自己交待了起因，看诊，抽血，取报告，提心吊胆走完这繁琐的流程，并不生发意外的结果。好在，未伤及胎儿。取孕妇能用的药，吊水，呕吐，住院查看，历经一整个昼夜，我总算能抬起头来。想到后患，我心里倏忽蹦出一个想法：不吃野餐了，以后自己动手。于是，菜场——汕尾综合市场，便成了我常期光顾的地方。那里各类鲜蔬瓜果应有尽有，从破晓到黄昏，人潮翻涌，日复一日，似乎永不落幕。它离家不远，下楼，顺着勋业街走，跨过沙江路的红绿灯口，向前不到两百米，往右一拐就到了。

盛夏的午后，阳光热辣，蝉鸣四起。通往菜场的途中，红绿灯口，头戴黄盔修建地铁的工人，蚂蚁似的围成一团，一铲急一铲地刨拱着废墟，往车里扔。尘灰，漫天飞扬。行人，四处躲闪。我路过，也加快步伐往前冲了一段。忽然，一对浪人就那样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在勋业街往右拐弯的地方，房檐伸出脖子两米多宽来，一排墙壁刷满了禁毒的宣传图。一个年轻男子的大部分身体进入冒着黑烟的长筒毒炉里，只露出小腿及脚，他的父母双双伸手抓住那脚踝死命地朝外拉......这张壁图的下方，贴着地面，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像常年长在那里似的一动不动。四周层层叠叠围着乌七八糟的木板、纸板、KT板，毛巾和破旧的小件衣物外挂着，只留出后车门，像一只圆睁的眼，饥渴地打量着路人。一个残疾女人，失了下肢，肥着腰身粘连于三轮车前方的地砖，目光呆滞地对着眼前的空白，半天不动。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低头坐在车子后方的地面，不移不动，让人无法断定他是否健全。一只流浪狗吐着血红的舌头迅捷地穿过街巷，在靠近老人身边的棕榈树下翘起后腿方便之后，扬长而去。主道上，汽车轰鸣而过，骑电车的紧按喇叭催促着前方，路过的人接打电话、扒拉着手机、谈生意、叙述产品的功能、汇报价格、追讨货款、问要去的地方怎么走......各种声音充斥在空气里，混乱、嘈杂、喧嚣，挤拥着、撞推着朝前滚动，没有人停下来看他们一眼。我路过，心里一阵抽抖，生出一丝凉意的悲来。我知道他们就是所谓的浪人，三轮车便是他们移动的房子，它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他们去哪里，它就出现在哪里。说移动，其实高估了，那车胎已然残破，瘪在地上，轮骨的锈迹厮混着岁月，时光推移，它越发陈旧、沧桑、腐朽，现出落魄的相貌来。即便推着走，两三人也要费上一番功夫。我知道，很久了，他们从未挪过窝儿。

父亲四十之前，也曾是一位亡命天涯的浪人。为了活命，他逃到很远的地方，以致足迹遍布中国十三个省市。直到母亲出现，以及我紧随其后的到来，才让他有了安定的迹象。尽管我保有两岁以前零星的记忆——记得身为流浪艺人的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四处奔波，他去哪里谋生，我和母亲就被带到哪里；他在谁家安点工作，我们就住在谁家。不知道他经过怎样的努力，获取村民的集体信任后，我们得到一间房子安身。那房子，其实是一位刚刚死去的五保老人的草屋。很小，小到只够容纳一张床、一口灶台。它离村子远，离有树木的地方也很远。除了门前一口荷塘，余下的便是铺向周际的空旷——辽阔的平原，无声的寂静。父亲外出的夜，荷塘传出的风声鹤唳曾让我和母亲紧紧抱成一团，也曾有不明来历的人溜进小屋掐灭我们的油灯......凛冽的北风还曾穿墙破壁，直刺我们的脊骨，凉，冷，冻，疼。无数个日子，躲无可躲，终于草屋难抵风霜的狂妄，塌在了清晨的雪里......弟弟出生以后，我们的日子过得更为艰难，母亲不得不在外婆去世的当口儿向亲人讨要生活......但显然我对父亲之前的历史毫不知情，即便知道一些，也总归道听途说，并不真切。越不知晓，就越是好奇。但我知道，只要父亲不开口，我的好奇和探究终归是荡在水中的月亮，看着触手可及，却永远也不能打捞。每当遇到同样的场景，我就在心里暗暗比较：同为流亡者，他们是不是有着同样的命运和遭际？怀着疑问返程，不知不觉我又晃到浪人夫妻的檐下。女人还保持着那个姿势，眼神呆滞得就连一丝哀怨也没有。老人却歪靠着墙根儿睡意深沉，安静、祥和充斥着他梦中的世界，使他脸上现出轻松的模样来。我路过，瞥见这踏实的安详，倏然欢欣，竟然自顾步履匆忙地往回赶，直到打开家的房门，才发现买好的水果忘了给他们......

记得那是一个周末，文友陈末来探我。临近晌午，我们前往菜场。炙热的骄阳烤得树木都耷拉了脑袋，就连知了也停止了聒噪，空气中的热浪，仿佛伸手划一根火柴都能点燃。热，深圳的气候，除了过年凉快点，余下的就是热。我摊手向陈末叙述着。拐弯处，又看见他们。老人正用木条支起铁锅生火，树下聚拢的干柴，不断被送进铁锅下方。菜心见熟，他开始往带有污渍的铁碗里盛。老人高瘦、佝背、裸着上身，干瘪的皮肉紧包着骨头，两鬓汗流不止，背上的汗珠不断向下滚落，两根坚硬的腿骨，病鹤一样支撑着形销瘦骨的身体，促使他晃晃悠悠起身、挪步、停顿下来，将饭菜端给残疾女人，配好竹筷，回头又去侍弄铁锅。女人的眼神空洞、迷茫、毫无光亮，折射着对世界了无念想的绝望。可是，就在她看到吃食的一瞬间，那目光却忽然一闪，落在了饭菜上。路过的巡警停下来，就地扎好坐骑，朝老人张望两眼，摇了头，叹着气离开了。我和末陷在里面，继续向前，谁也没有说一句话，直到拎着满手的菜蔬折回，重新看见他们。这时，女人旁若无人地将饭碗顶在胸口，狼吞虎咽。而老人，在三轮车后方的地面，蹲着，用竹筷挑起地上碗里的菜，吃。里面没有饭粒，只有几条青菜。他进食和吞咽的动作缓慢、迟疑、艰难而颤栗。我知道，他必须思考她不会思考的东西，比如他们的明天......趁他不注意，我顺手放下几个番茄去，还未走出十米，背后就有人轻拍我的肩道：“你的菜掉了。”那是一双饱经风霜的手，枯瘦、干裂，伴着含混不清的北方土话，伸过来，夹带着他眼睛里跃动的光和微笑。我撑开袋子，它们被放了进来。当老人退去，一股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我的眼眶开始阵阵发胀。恍惚之间，我看到了父亲的卑微。也是那样枯瘦干裂的手，那样躬身谦卑的姿态，冲谁都点头微笑，向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问候、示好，生怕不相干的人无端和他结了仇怨，拦了他生计的路。正想着，陈末忽然发出一句伴着哽咽的感慨：她快把他耗尽了。我抬头，看见末的眼角有泪，又看见她急忙别过头去，恐担心影响了近旁的孕妇，自顾沉默了。我只低头应是，又想着我们诸多相似之处：她的母亲，我的父亲，身份相近，我们的出身相同，原生家庭相似到不可描述，就连遇见事物的回应都如出一辙，如此种种，竟一路无言。

事后，我们谁都未再提及。

但我和家人相聚的时候，却细细描述过一番。父亲鼓着眼睛，断定那对浪人是惨遭不孝孩子的嫌弃而浪迹在外。我反驳着未必见得，又费解于老人强烈的责任感。父亲再次激动起来：若无子女，他们不会抱团结伴、长期共处；若非子女无顾，他们更不致流落街头、宁愿遭受旁人的白眼。试想，一个健康的单身男人，谁会拖着一个完全丧失劳动力的残疾女人四处度日？父亲的话慷慨激昂，我的心里涌起无限悲凉。我暗自揣度父亲缘何如此肯定他们的遭际？又心下揣测他们的不肖子孙该是怎样一类人群，让双亲临老流落在外、无依无靠？但很快又以“久病床前无孝子”替他们开脱了，也有将子女的过错归咎于父母不合人伦家教的时候，继而转念又想，他们整日不挪窝儿地活在这陌生之城的原地，就着市场，拾些菜果充饥，路过的人各自奔波逐梦，谁有时间去叨扰一对浪人呢。相较于农村里飞短流长的压制，闲若无事的欺辱，打趣逗乐的排挤，可谓是不幸中的确幸了。每当他们的影子浮现脑海，我仿佛看见了父亲行走江湖的艰难，我亲历的、道听途说的，以及从父亲偶尔透露的话语中推测出来的——那些压制、欺辱和排挤浪潮般扑来，几乎一瞬间将我淹没。我从未想到生活何以将人逼到如此田地，即便微弱如蝼蚁，也要拼尽全身的气力寻求存活？这既透露着生命的无奈，又折射着与死亡对抗的坚强，竟是那样让人揪心！再路过，我会放些蔬果在水泥花坛的边沿，有时是一个香瓜，有时是两个苹果，有时是一把青菜，我不说话，放下就走......但好景不长，很快我的怜悯也无处安放了。

二

时间的钟摆日夜旋转，迎来初秋，也迎来了台风肆虐的季节。“山竹”的讯息铺天盖地，一场号称二十年一遇的强台风，不可避免地向深圳袭来。人们惊恐地用胶带在玻璃上贴“米”字，用铁丝固定活动门窗之间的把柄，小心谨慎地将车辆移到地库，尽量躲在家里不外出。我和先生相拥在阳台眺望窗外的狂风暴雨。风嘶鸣，雨斜着下，一浪一浪地在空中旋转、翻滚；楼下的帐蓬被撕成片儿状，东飞西飘；花园里的树枝不断向下掉，红砖铺就的小径被绿叶、残枝掩埋；再看医院拐角的大树，头已着地，树根拔地而起，直挺挺地压在一辆白色轿车上......霎时，风裹着水珠扑进两米多宽的阳台来，我们的衣衫即刻湿凉，壁上的花草弱不经风，一簇簇地往死里摇摆。先生着急地把紫薇、茉莉、兰草、多肉以及多棵心爱的小生命往厅里搬，跌跌撞撞摆了一地，赶紧顺势关闭落地门窗，不料小小的罅隙竟发出了北国冬日里才有的凌冽寒风的尖锐呜鸣声——少时家残壁陋，一到寒冬，西北风便刀剑般钻墙入室，刺得人瑟瑟发抖。很多年没有听到这撕裂人心的响动，我坐在沙发上缩成一团，正怕这台风会闹出掀天的悲剧来。忽然，就想起了那一对浪人。

我以最快的速度起身，换衣、穿鞋、拿家里最大的雨具，寻找库存的塑料雨布，将不锈钢保温瓶注满热水，抓起面包......一股脑儿塞进环保布袋，拔腿出了门去。走到楼下，我才发现地面滚动的积水，足以淹没我脚上的运动小白鞋。这鞋是我孕期脚部开始浮肿的时候，先生买给我的，挑过五家商场，试过数十双鞋子，惟它适脚。它是带着使命跟随我的，既承载着护卫新生命的职责，也沾濡着先生对我的祈愿，泡了水就得扔了。我必须上去换掉它。没有什么比凉鞋、拖鞋更适合在雨水里浸泡了。谁知，按开门铃，一幅“着急图”投入眼帘——先生站在客厅转着圈、打电话，我的手机在沙发上吱哇乱叫。我才知道，出门得急，竟忘了和这位先生通个气儿。他懊恼着进出房间的功夫我就不见了。我也并不十分愧疚，只想着尽快下楼，连声道歉也没有。见我愠愠着脸色换鞋，背上背了一背，他急道：“拿了这些玩意儿去哪儿？”我搪塞着不远、就附近，回答并不十分清楚，更是引了先生的怒来。那关心的、担忧的，带着急切要为我分忧的怒一下子攫住了我。一种急，腾地转换成一股暖流激荡起来，从心底升至颅内，使我对自己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一直以来，我以为自己能做到的，默默去做就好，不要劳烦他人，哪怕付出再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年，一个人我行我素，做自己能做的、想做的任何事情，从来不曾考虑可以与人相商、请人帮忙。来自父亲的教导——坚毅、果敢、刚强的独立，刻进骨骼似的，填满我的生命，并不让我区分一个柔弱女子和男人有什么不同。父亲打小失了怙恃、没了依傍，早早就在人间晃荡。一切靠自己。他将这观念灌输给我，即便婚后，在先生急不可耐要为我分忧的时候，我所表现出来的独立，都带有不可亵渎的倔强和不容他人相帮的绝情。意识到这儿，我坚持的态度开始萎缩。它促使我带着检讨向对方的恳切服软，继而道出要去的地方、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