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深圳这样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它总是没办法将年轻的移民们挽留下来，把过年这件事操办得漂漂亮亮、热热闹闹的。一到年关，这里就变成了一座空城。大部分商场店铺都关了门，宽阔的街道上显得冷冷清清，只有少数车辆还在路上寂寞地奔驰，没有了往昔的拥堵，反而让人感觉有些不习惯，心里陡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我想，这一现象也许要随着第二、三代移民的登场后才得以改观，那时第一代移民已完成他们落地生根的使命，退出历史的舞台，第二、三代移民在新城市里成长，早已切断与父母故乡的感情脐带，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将深圳当作“第二故乡”，而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唯一的故乡。
也许到那时，人们不再在年关时离开这里，在深圳过年将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热闹隆重的节日。节日里四处张灯结彩，烟花璀璨，街道上川流不息，百货商场和街边店铺通宵营业，繁花似锦的公园里游人如织，快乐的人们在广场上欢歌曼舞。它像一个精彩纷呈、永不落幕的大舞台，倾尽所有的热情、激情表演最精彩的节目。那时候的深圳依旧是个年轻人，历史的时钟通常都比个人的时钟走得慢一些。人们会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书里写的那样，对深圳记忆犹新——“这座城市永远给人一种初次见面的感觉，是那样的引人入胜的感觉。”
若是往年，我也会像大多数城市移民一样，携妻挈子离开深圳，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去过年。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改变了原先的计划，于是今年我们留在深圳过年。除夕前两周，我从医院回到家，自行“软禁”在一间打扫干净、隔日消毒、开着空气净化器的独立小房间里，一边吃药一边等待“年”的到来。然而在除夕前夕，我的主治医生通知我，我的身体又出现一些不好的状况，必须尽快住院。于是，我像那些离开深圳返回家乡的人们一样，收拾行囊离开家，匆匆赶往医院。我一个人在医院过除夕和春节。除夕那天，中午我点了一份饺子，晚上点一份糖尿病病人套餐，有荤有素，但我没什么胃口，勉强吃了一些。那天妻子、儿子和两个舅舅、二姨一家、外公外婆还在惠州泡温泉，玩得不亦乐乎。病人区已经空荡荡的，不少病房空着，大部分病人，能回家的都出院了。我问护士还有多少病人在医院过年？护士说大概有十七、八个吧。那几日碰巧黄月娥也在住院，不过她已经快要结疗了。除夕夜，黄月娥发微信来:大哥，我已偷偷溜回家，祝你新年快乐！我回复:溜得好！也祝你和家人新年快乐！
然而对于所有人，今年春节似乎都过得并不快乐。岂止不快乐，更是有些凄凉！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来势汹汹的瘟疫，那些看不见的敌人让多少个家庭支离破碎，让多少人命丧黄泉，让多少人难以入眠，让多少人过不成年。
每天新闻报道的新增感染人数、死亡人数让我们心惊胆战。每个数字的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以及一个个曾经温馨幸福的家庭。而每个数字，又以倍增的方式不断扩散、递增，进行病态的自我繁殖。
我在十一楼的病房里，打量远处那些宏伟壮观的建筑物像“沉默之子”一样孤寂地伫立在铁灰色的天空下。莲花山公园依旧草木葱茏，莲波轻漾，暗香浮动，但如今已人迹罕至。昔日车水马龙、日夜喧嚣的新洲路，如今像个无人问津的老娼妇，那两条双向行驶的空空荡荡的道路，像老娼妇那如布袋般下垂、干瘪的乳房，再也没有人乐意去抚摸。这座城市像被洗劫一空般，人们被恐惧关押在居室里，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在这座空城，在这个孤寂的房间，我和我的疾病，相爱相杀。
我们怀着希望并坚信，致死的病毒和疾病猖狂不了几时了，黑暗总会过去的。我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定要做一个幸福的人。
2020年2月12日写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