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深圳这样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它总是没办法将年轻的移民们挽留下来,把过年这件事操办得漂漂亮亮、热热闹闹的。一到年关,这里就变成了一座空城。大部分商场店铺都关了门,宽阔的街道上显得冷冷清清,只有少数车辆还在路上寂寞地奔驰,没有了往昔的拥堵,反而让人感觉有些不习惯,心里陡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我想,这一现象也许要随着第二、三代移民的登场后才得以改观,那时第一代移民已完成他们落地生根的使命,退出历史的舞台,第二、三代移民在新城市里成长,早已切断与父母故乡的感情脐带,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将深圳当作“第二故乡”,而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唯一的故乡。
也许到那时,人们不再在年关时离开这里,在深圳过年将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热闹隆重的节日。节日里四处张灯结彩,烟花璀璨,街道上川流不息;百货商场和街边店铺通宵营业;繁花似锦的公园里游人如织;快乐的人们在广场上欢歌曼舞;幸福的人们沐浴着冬日暖阳徜徉在深圳湾美丽的滨海绿道上;通体白色的巨型游轮犹如一条漂亮的白鲸在海湾上来回游曳;黑嘴鸥、白肩雕嘴里叼着滩涂鱼消失在红树林的银叶树和黄槿的树梢间;世界之窗敞开微型世界的大门,你如同格列佛漫游小人国一样在一日之间游遍欧洲列国……深圳就像一个精彩纷呈、永不落幕的大舞台,人们倾尽所有的热情、激情表演最精彩的节目。那时候的深圳依旧是个年轻人,历史的时钟通常都比个人的时钟走得慢一些。人们会带着初恋的感觉,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书里写的那样,对深圳记忆犹新——“这座城市永远给人一种初次见面的感觉,是那样的引人入胜的感觉。”
若是往年,我也会像大多数城市移民一样,携妻挈子离开深圳,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去过年。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改变了原先的计划,于是今年我们留在深圳过年。除夕前两周,我从医院回到家,自行“软禁”在一间打扫干净、隔日消毒、开着空气净化器的独立小房间里,一边吃药一边等待“年”的到来。然而在除夕前夕,我的主治医生通知我,我的身体又出现一些不好的状况,必须尽快住院。于是,我像那些离开深圳返回家乡的人们一样,收拾行囊离开家,匆匆赶往医院。我一个人在医院过除夕和春节。除夕那天,中午我点了一份饺子,晚上点一份糖尿病病人套餐,有荤有素,但我没什么胃口,勉强吃了一些。那天妻子、儿子和两个舅舅、二姨一家、外公外婆还在惠州泡温泉,玩得不亦乐乎。病人区已经空荡荡的,不少病房空着,大部分病人,能回家的都出院了。我问护士还有多少病人在医院过年?护士说大概有十七、八个吧。那几日碰巧黄月娥也在住院,不过她已经快要结疗了。除夕夜,黄月娥发微信来:大哥,我已偷偷溜回家,祝你新年快乐!我回复:溜得好!也祝你和家人新年快乐!
然而对于所有人,今年春节似乎都过得并不快乐。岂止不快乐,更是有些凄凉!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来势汹汹的瘟疫,那些看不见的敌人让多少个家庭支离破碎,让多少人命丧黄泉,让多少人难以入眠,让多少人过不成年。
每天新闻报道的新增感染人数、死亡人数让我们心惊胆战。每个数字的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以及一个个曾经温馨幸福的家庭。而每个数字,又以倍增的方式不断地扩散、增长,进行病态的自我繁殖。
每个数字,都是一座小小的空城。或许,还是一座小小的孤坟。
我在十一楼的病房里,打量远处那些宏伟壮观的建筑物像“沉默之子”一样孤寂地伫立在无风无云的铅灰色的天空下。莲花山公园依旧草木葱茏,莲波轻漾,暗香浮动,但如今已人迹罕至。昔日车水马龙、日夜喧嚣的新洲路,如今像个无人问津的老娼妇,那两条双向行驶的空空荡荡的道路,像老娼妇那如布袋般下垂、干瘪的乳房,再也没有人乐意去抚摸。这座城市像被洗劫一空般,人们被恐惧关押在居室里,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在这座空城,在这个孤寂的房间,我和我的疾病,相爱相杀。它是被我逐出家门、宛若仇雠的逆子。
我们怀着希望并坚信,致死的病毒和疾病猖狂不了几时了,黑暗总会过去的。我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定要做一个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