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春节假期似乎有点长，长到我这个曾经在笔下和心里曾一直眷恋故乡的人。都有了迫切的想回到那充满忙碌与烦心，但又不太可能属于我的那个遥远城市。

这一年的疫情蔓延得很快，由于隔壁镇出了几例感染，乡村客运运输停了。单位复工的日期遥遥无期。这一年的春节假期，是自打在18岁独立工作以来在家停留最长的日期。从朦胧少年一路匆匆走到了而立之年的我，终于可以停下奔跑的脚步，去仔细观察这个仍介于工业与农业之间缓慢过渡的粤西小镇。我不想去看它的山，因为它的山实在是太高，右面那连绵起伏的山脉串起了几排上千米的石头山。挡在了小镇的一侧，它压迫得让你每当爬上楼顶，仍感觉那凌厉的那石灰岩构造的山头像巨大海潮一样扑面而来。而左边的山，身后的山则耸着偏低的肩膀，总算在峻岭里亮出一片原始荒野的绿色。老家这个小镇，就这样夹在三条1000米以上海拔山脉的高山脚下。我极力的寻找和翻看着与这个小镇有关的历史，甚至翻看了百年前的旧县志，也未能找出多少记录此小镇的篇幅。或是人口过少，尚未建立起供后世仰望的精神图腾。在乡人口述中，这里之前原本只有土著瑶族与壮族人。他们的住处在高山山腰，交易的街道都正在右侧高耸的山顶的平坦地段。平日基本是靠采茶以及简单狩猎以及简单种植为主。受明万历四年罗旁大战波及，一个叫陈璘的高州参将对此地反抗压迫的瑶人等少数民族进行灭绝性的征剿。后续到清代，还是从事着类似刀耕火种生活的瑶人等土著或是被杀，或是搬迁别处，在此基本已绝迹。直到汉人陆续搬了进来，带来了不一样的文明。他们在低洼以及水源附近扩大开拓山地农田，使用着便捷的农具耕种着土地。他们在平原处盖起了房子，逐渐地将市集从海拔上千米的山顶迁移到山谷平坦处。以武力与农耕文明的先进对类原始社会进行了一场非正义式占领，成为这片土地上新的主人。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小镇经济的实际情况仍是不太乐观。这里有着全市乡镇排行的最短街道，还有很多刚刚解决温饱却难以供起几个孩子上学的家庭。即便是外地来此中学教书的老师，都嫌这小镇四周的山头太高，抱怨土地贫瘠，非有志之士的安身立命之地。为了求学，在20世纪90年代上学时我还走过这里诸多的山路的一条，那是一条离家有近6~7公里的小道。它时而与山地的地埂融合，时而又消失在丛林里隐匿不见。在未搬下镇上的时候，我在这条道路上走了近2年，当年父辈上学的时候曾走过它，百年前卖身下南洋打工的贫民也曾光着脚从这小道上走过。路的上下，能看到林场、旧田和山上新开垦的土地。一轮照耀过前人的光辉尽情的倾泻在这块大地上，夕阳下的蝉鸣与回忆里的朗朗读书声交汇。我在一个小镇与另一座城之间穿梭，从青年走到而立之年，只能回味着老师嘴里和老旧作文书里的那句不约而同地“冲出大山”。眼看着部分当年的同学已经在城里扎根了，都顾着冲出去，以后谁留下来改造这片土地？这想法突然有些矛盾起来。在这一年疫情尚未波及附近乡镇的时候，我曾和发小一同爬过那些瑶人曾聚居过的高山，在山顶的荒草灌木里寻找过他们当年交易的集市旧迹。当我站在山顶上，看着眼前这几处曾经瑶人引以为豪的部落终究被森林吞噬。而远处不大的山谷平原，河流两岸皆为如春笋般冒出的楼房以及阡陌交错的田地所覆盖。我想起了历史书上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过渡，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以及现今信息社会的改变。但再回望远处这个不大的故乡，与我这近10年去过的、见过的那些处于高度工业文明的城市，小镇对比。我突然又对能在此地发展的前景黯淡起来，这种心理上的落差，尤其上对于像我这种到了30多岁，但仍未在城市里谋得立足之地的人来说。一个常年生活并熟悉在工业与信息时代文明的人，40岁以后的出路是否就要跟着我的父辈一样，将要把双脚被迫重新踏回到这厚重的泥土上。眼看着夕阳带着记忆逐渐地向山的另一边坠去，而那句熟悉的感慨此刻又在心里轻轻的叹息着。

“留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

每月带着1、4、7数字的日子都是小镇约定的赶集日，唯独今年的街道缺少了往日鲜活的喧闹。多了满大街浓郁而有些刺鼻的消毒水气味。我戴着口罩与个别神色匆忙的人们一样，生活的需求总是需要出一下门。而小镇的街道很短，不宽。那是一个数着脚步用不着念到200便能走完全程的小街。它的周围是看似杂乱无章高低不一的楼房。我对它附近起初的记忆最先的水塘田野被逐年覆盖的楼房所淹没，数不清的楼房像一片白色粘着外来文明的苔藓，逐渐生长并顺着公路延伸到更远的地方。我知道这里的街道有好几座有名的老房子，有一座在街口的两层老房和我的年龄相仿，成名于里面能飘出原始的米粉香。那是一种躺在花生油与酱油葱花里的简洁粉食。它以白米与糯米为原料并手工打粉，蒸后摆于一种家乡叫“撂”竹织晾晒物上成型。最终堆叠成块，需要刀切开并伴以花生油等作料便可进食。它的名字叫“粉皮，从外形上看，和陕西的裤带面外形很是相似。这是我们整个地区都习以为常的小吃，也曾有人想将此风味发扬光大，在深圳几处家乡人较多的地方开过类似的粉皮店。深圳的沙井与坂田某个知名的街道都有见过它的踪迹，这些老板很是重视原汁原味，硬是远途将家里的米和材料运输上来制作。但论到定价，翻倍的价格还是让很多望风而来尝鲜的老乡望而生畏了。直到后来，我很难在深圳再能寻得它的影子。另外的两座老房，是人民大礼堂与公社房屋，保留到21世纪还存活了几年光景。90年代我曾在大礼堂里看过古老的大戏，靠近礼堂舞台前还能看到穿着花花绿绿脸上画得花里胡哨的演员翻空转扬起的灰尘。看到声乐从隐藏的一侧的后台里飘了出来。看到镇上和山村里的人们，甚至还有山沟里的村落甚至打起了手电筒，不惜远路也要前来观赏上这么一场大戏。可那时候我不懂，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常为了一场在一年中唯数不多，且自己并无法看懂的戏而热情前来。他们有半数是文盲，也有的只是图个热闹。我自然是听不懂那些伴在奏乐里又尖又长的粤剧，只能在人群里问着认识的老者。犹记几位老者都正入了神似地盯着礼堂舞台，看着那几个花红柳绿的人在咿咿呀呀的唱。大概是被我拉扯得不耐烦了，便告诉我。他也没听懂在唱什么，但就是觉得好看，你要用心去看。慢慢地就懂了。

未等我长大真的看懂，一片篮球场便覆盖在了原来的礼堂之上。原来大伯曾在当民兵期间练习打靶的公社房屋地带。新的文化广场推倒了庞大公社木屋被建立了起来，自此大戏便再也没有在镇上出现过。随着崭新文化广场生长起来的，还有以镇上大学生主导的文艺晚会。走秀、舞蹈、合唱团、个人才艺秀等现代元素如走马观灯似的在出现在新年春节上。如今很多偏远村落的人们都陆续搬到了小镇，舞台上的演员也逐渐变成本地的学生，他们依旧热情的前来。没人确定那些生于50~60年代的他们是否真的能看懂这些节目，却依然对舞台上的灯和跳动的人影充满着热情。他们仍习惯性喜欢把这些节目和晚会，称之为“大戏”或是“看戏”。以至于我常常有些分不清楚这类具有一定缅怀性的词语，就像那些年，那些香港四大天王长期占据过我们的青春。又有点像80~90后，集体在互联网上对过去童年的物件进行怀旧一样。

时代终究是进步了，我们只是缅怀，没有人真的愿意现在立马就回到那段并不富裕的年代。就如现在的我们，在城市里生活久了，突然哪天要回去到那个信息以及工具都远未能与城市接轨的农村一样。面对这一切时，我们是否会感觉到彷徨？

二月，故乡满山的李花开了。枝头不如往年的白，但衬托在萌芽的绿叶上看起来有别致的清雅。粤西的亚热带气候不下雪，但往年满镇山腰上李子开的花海连起来却异常的像一场覆盖在小镇上的“薄雪”。它没有香，也不娇艳。少年时期，每当下地时看到李树和棠梨子开着白色的花，我就知道春天已经来了。而现今再看那李树已经开花，我知道那是离乡的日子将近。花开最盛或凋谢时，一列列朝着远方城市的客运大巴在清晨发车。这是我和很多家乡青年人一样都未能避免的，都是要奔赴去远方的命。

在父辈人的口中得知，在70年代起。在这块不肥沃的土地上。很多公社曾在此

种过很多试验性经济作物。种类有做染料的蓝草、制中药的田七、熟地、土茯苓...等植物。甚至还在很多小山包上种上了柿子、柠檬等果树，经过几轮优选劣汰。来自广西的三华李树在这块土壤与经济形势的夹击下坚韧的活了下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李子树已随着山里开拓土地的速度铺满了小山头。起初路不通，镇上很多地方只有山路。在上小学时，我曾见过一队队挑着上百斤李子的农民，戴着斗笠穿着白膜制作的雨衣，结伴光着脚走在历经着夏雨浇灌得异常泥泞的山路上。在一把树叶遮挡下，萝里的李子隐约冒着红里夹青的模样，正随着粗厚的绳索以及粗壮的扁担摇晃着。这一路，需要在一个山头通往另一个山头。穿过林海及数不清的田埂，走着一条连接着小镇近几公里小道，他们像极了一群被大山默默俯视下驮物的蚂蚁。我知道很多同学的学费，就是从这一担担往返之间所得。在那个乡道尚未通达的时代，那是镇上很多收购商以及果农都不堪回首的岁月。街尾的杨老板当年和父亲一同收过李子，谈起这段历史也不禁感慨的说道：“现在路通了，销路开了才好很多咧。刚刚搞起来那几年正是烂路逢上烂市（市场销路不好），卖不出去的李子。果农和老板倒在垃圾场的还少？每年都块堆成山了。”

我的记忆瞬间被那河水里漂浮着满是腐烂的李子给激活起来。那飞舞着的蛾子，还有那钻入鼻孔里的腐败气味像这座小镇上残留的伤疤。它堆在那里，与一张张满怀热心却落得失望的农民脸相映，那确实是这个产业未能绕过的痛。

在路不通的那几年，记得很多人都开始犹豫着要不要砍掉李子树种些别的。在那个摩托车刚尚未作为主力运输的年代，镇上大部分偏远村子里每家住户都开始派人出来拓宽道路。从最开始的羊肠小道到集资建立硬底化公路，努力了近8年。从最初要依靠两条腿才能完成的运输任务，逐渐到货车都能顺利的开进村口。首功要算在那位曾出席中学晚会拿个演讲稿都在打哆嗦的镇委书记，他在职时为小镇以李花为媒打造乡村旅游的项目，争到了各村公路硬底化的资金。农民朋友们倒不在意他那些在台上所展现的形态不足，至今仍对他的功绩津津乐道。家乡的农民总是淳朴而又充满希望的，只要有一丝希望，他们总会毫不犹豫的去进行尝试。于是便有了硬底化公路的前身--大部分村落都拥有的宽敞乡道，以及逐渐向荒山推进的土地。并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将一个水果为主的经济支柱产业给打造了出来。这些和他们当初的坚持和吃苦耐劳有关。但这也是我们的宿命，我们这里除了山，还是山。水资源实在是更为缺乏。除了山上那两块土地还能种点作物，似乎再也找不到新的路子。在过去，我学习成绩总是不理想。父亲就扬言以后就给我买一头牛，或分两个锄头和一片荒山。混不出本事就自己在山里找出路。现今人们都不种田了，都开始将田改种为果树，牛如今是放不了，它成了多余的生产工具。但种李子是否就一定能解决得了全年的家庭收入支出么？好像又不能。早已不再搞农产品收购批发的父亲告诉我，受到其他地区李子对市场的冲击，这几年李子的市场价格总是波动不定。种植是靠天吃饭的，李子挂果的3-4月有季节性不定期的冰雹。期间常有未能预测的台风，一次影响便只能等下一年。就去年而言，父亲念叨得最多的不是这些无法抗拒的外来因素。这几年，果蝇灾害越发严重，很多李子在成熟时都被叮了很多口子。打药和诱瓶都放过了，效果仍然不大。而最近这些年刚刚尝试的砂糖桔更是陷入了尴尬的环境，它需要一年四季打药，除去人工，收购都需要不低于每市斤2元才能维持成本。然而这些年并不好的行情像是给这个新水果产业浇了一盆冷水。出外打工无疑是最稳定的，只要努力付出每月都能稳稳的收获。可是转念一想，我这已经过了30岁的年龄。再过10年，倘若无法留在城市，出路又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