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几个微不足道的男人
死者为大,我先说说在这个春天里突然死掉的两个男人。他们的死,可能与本次新冠无关,据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死因不明。
有关与无关都不重要了,反正当时本地新闻未曾提过一笔,朋友圈或网络上也未见到相关消息。在异乡,一个人说死就死了,一个小时一个上午就会被拉走,像树上掉下的叶子。所以,那两个男人的死,不过于当天引起了十来人围观,随着装尸袋拉链“哗”地一响和警车的离去,围观的人群亦当即散去。此后,不再有人提及。如果我不在这个倒春寒的夜里提两笔,或许他们就真的与这个春天和这座城市无关了。
一个死于正月十一,一个死于正月二十四,正是武汉疫情暴发或吃劲的时候。
正月十一那天上午九点半左右,我与前几天一样,早餐后去单位签到,量体温,然后乘同事的车前往A社区“防疫”。车到地铁站附近岗亭时,前面围了七八个人。现场除了警车和救护车,还有治安员拉警戒线。我心头一紧。社区里出现了发热病人?那我们就危险了,说不定也会被拉去隔离!虽然说辖区内的隔离条件不错,在海上田园附近的维也纳酒店,据说吃住都免费,但真被拉去那里隔离,还真不是啥好事儿。事实上,那些日子,谁没担心和怀疑过自己被感染?
靠近岗亭一问,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保安告诉我,救护车不是来拉病人的,有人跳楼了,就在两三分钟前,从好高的地方跳的,二三十层,没戏了。
我坐在副驾位上,透过挡风玻璃,目光从那高楼楼顶落向地面,感觉身子轻飘飘的,似乎自己从半空中坠了下来。人们不停忙碌着,同事的车缓缓朝前开去,车里的酒精味儿又让我回到了现实中,再定睛一看,那楼下果真有一床白色被子盖着一个人的上半身。
元宵未到,内地很多省份都封路了,极少有人返回,谁会从那么高的楼上跳下来呢?当时社区各路口尚可自由出入,我当天的主要工作是去街头巷尾看看张贴的防控疫情的宣传资料被风吹掉没有。街上几无行人,绝大部分店铺都关着门。我问岗亭附近一个卖日杂的中年人,是谁?为啥跳楼?多大年纪?哪里人?他摇摇头说,谁知道?突然“咚”一声,差点砸在岗亭外的两个保安,吓死人了。
后来我又问了几个人,他们都说不知道,只知道是一个男人,五十来岁,有点胖,没有任何身份信息,怎么上楼从哪一层跳下去的都得等相关部门来确认。下午快下班时,那尸体终于被拉走,有专业人员过来喷洒消毒,整个村子里除了消毒味道,不再有人提及此事。
后来数日,我整天忙着上班,有时守在那个路口,偶尔会朝那男人着地处看几眼,但慢慢的,竟也把这事儿给忘了。毕竟那些日子,从武汉传来了更多与死亡有关的消息,每个人都把持不准疫情会严重到什么程度,甚至多地都在快速建设“小汤山”医院,谁还会谈论或记起这个毫无来由的陌生跳楼者呢?
大概五六天后,我离开了A社区,来到我租住的B社区上班。一个下午,也就是正月二十四的下午,我恰好休息,呆在屋子里。妻子刷着电视剧。我翻了几页书,实在无聊,打开电脑写不出一个字,便戴上口罩去村子里转悠。那天天气特别好,从外地回到深圳的人也越来越多。转到一个路口时,我发现有三三两两的人正向一个巷子走去。到了巷口,一对夫妻模样的中年人吵了起来。那男人说,里面死了一个人哦,快进去看看。女的说你找死哦,看看看看个卵啊,万一是那种病死的惹起了划不来!那男人可能被女人的话吓住了,不但自己不再进巷子里看“热闹”,还劝阻着同行的几个年轻人别进去。
我戴着口罩,听他们争论着这死者到底是否与新冠有关,心里跟着害怕了起来,不敢上前一步,就那么远远看着公安和法医忙碌。尸体大概被拉走了,过了一会儿,从那农民房里出来几个人,提着箱子,相互喷洒着消毒水,然后脱下防护服丢旁边垃圾桶里,最后坐上警车离开了。
我估摸着没什么看头了,即将离开时,过来几个看客,向我们“报告”情况,说那人不是湖北的,刚从家里出来,喜欢喝酒,估计是喝死的。他有亲人在对面楼,几天没见他出门,打电话没人接才报的警。
转眼又过去20多天了,无论天气好坏,每天5点过我就会醒来,然后起床,在村子里走走。天尚未亮透,街面上很少有人走动,无家可归的猫狗倒挺多的,它们也不知道主人何时归来,看上去肚皮扁扁的,浑身脏乎乎的。出村的路口大部分封起来了。倘在以往,我会沿着步涌河走一圈。如今去河边不方便了,加上疫情令人提心吊胆,我就在村子里转转。
村子里并未因为一个男人的死有任何异样。这里是旧村,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房租较为便宜,他们大多跟我一样,属低收入群体。据说,这里面住了成百上千号湖北人,但大部分都回家过年了,留下的也都居家隔离,至今未发现一例体温超标的人。我算是村子里出门较早的人,但是,每天都有比我起得更早的人。他们是三个有病的男人。
据说,我住进这里之前,这三个男人就在村子里游荡了。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其中有一个老头子,在疫情发生之前,我曾在朋友圈发过他的图片,还有过一段文字说明和一段交谈。就在昨天早上,也就是惊蜇的第二天,气温骤然下降,天空飘起了小雨,一场倒春寒扑面而来。在体育公园旁边的公厕门口,我又见到了那位来自东北的老人。我们相互看了几眼,没有问候,没有任何交流。然后,我向另一座篮球场走去。路上,我见到了另一个年轻男人,他提着一个能装两三斤白水的胶瓶子,吸着烟,声音嘶哑地自言自语着。年轻人脑子有病,我曾向社区工作者打听过,他父亲看上去有些钱,大概在附近做生意,可能对孩子要求过严,适得其反,孩子的脑子就出了毛病。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很高大,精神很好,每天换着干净的衣服,走路也很快。他总是一边走路一边喝水吸烟,然后大声地自说自话,有时还会吼几声。谁也听不清他说着什么,为什么吼。但是,昨天早上,他的声音嘶哑了,还带着口罩,如果不是从我身边经过,我都不会留意到他,毕竟,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多,早起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或因天气突然变冷,这天早上我没再见着多少其他正常的人。我从西边的篮球场回到东边的篮球场,那个老年人已经在亭子里坐下了。我看时间还早,雨越下越大,便坐在他身边聊了起来。
他说他生于1942年,老家在东北大连农村,十多年前老伴就因为脑出血去世了。他原本有两儿两女,女儿们都嫁在农村,日子紧巴得很。小儿子十多年前来到了深圳,他便跟着老家的大儿子在县城生活。两年前,大儿子因心梗突然去世了,儿媳妇改嫁了,他便来到深圳与小儿子同住。
去年夏天,我与他坐在这个亭子里,也交流了半个小时。那时他就告诉我,他儿子原本是沙井一个大型电子厂的高管,收入不错,在惠州买了房,孙子大学毕业后,也在惠州工作了。但是,儿子所在的工厂前几年倒闭了,后来又与人合伙开了一家线路板厂,不久也倒闭了,眼下只能靠打零工维护生计。我问他为什么不离开沙井?他说儿子合伙的厂子尚未清算,投了一大笔钱,里面还有好多设备,如果离开沙井真是什么都没了,守在这里至少还可以等翻身的机会。我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还有什么机会。他的语速明显不如去年夏天快,表达也没那么流畅,音量和音质都远不如去年了。他每天都在这村子里慢慢走着,一天比一天苍老。他每天凌晨两三点就出门了,说儿子爱打呼噜他睡不着,冬热都在亭子里过夜。我说你怎么不去惠州与孙子和儿媳住一起呢?他说他们都要上班,不如跟着儿子,他虽然有不少坏毛病,但下班后可以煮饭,生病了会带去医院。他说他有好几种慢性病,去年一场感冒就花掉三万多,回老家报销了一半,如果感染上新冠病毒就好了,要么快速死掉,要么国家免费治好,像这样不死不活的,真难受!
说到这里,他的眼窝里已满是泪水。我又看了看他,问,那你干吗还戴着口罩呢?他说,万一真得了那个病,也不能传染给别人啊。
这时,亭子外面响起喧闹的锣鼓声,另一个本地老头儿又开始放粤剧了。我听不懂粤剧,但每天早晨,老头子都抱着音响听着粤剧。据工作站的人讲,音响是村委送给他的,他无儿无女,脑子也不太正常。他整天笑咪咪的,走路很快,每天能绕着村子走上数十圈。他把欢快或忧伤的剧情传遍了村子里每一个角落,为这个南方古村落的这个春天增添了一丝生气。
春天渐渐远去,一些花儿开了,一些花儿谢了,一些人莫名其妙死了,一些人仍莫名其妙地活着,而更多的人,又开始忙碌了起来,生活似乎回到了先前的样子,又似乎永远都回不去了。
明天就妇女节了,我却记下了几个微不足道的男人。
(二)站在卡口的湖北女人
生活中,我们对湖北人并不陌生,亲友、同事、同学,或多或少认识几个。我有一个来自湖北的女同事,短发,干练,大嗓门,给家里人打电话时总是“么子”、“么子鬼”,一口武汉话。
我一直以为她是武汉人。
年后上班第一天,她面色不太好,我便问她是不是刚从老家“逃”出来的。她说哪里哟,今年过年没回去,老爸去世后母亲就来深圳生活了,春节期间亲友们都很自觉,没往来,你们别想多了,我很健康的。我说你是武汉人,万一别人看你身份证怎么办?她说我才不是武汉的呢,我是黄石的,户口好早就迁到深圳了。
后经办公室多方了解和证实,这个叫阿燕的“湖北人”,符合返岗条件。当然,她原本可以找借口在家休息几天的,毕竟疫情凶猛,能不上班当然更好。但是她没有。看得出来,她虽离家多年,但身体里仍流着湖北人的血,骨子里仍带着湖北女人的脾性。她说她姐一家仍生活在黄石,出于对老家的牵挂和担忧,各地疫情越发严重,而社区防控确实需要人,我怎么可以找理由“休息”呢?
最初,阿燕与我一样每天去单位挂点社区帮忙。她住在沙井衙边村,丈夫在执法队上班。家里另一台车是她弟弟的,仍挂着湖北牌。她不敢开弟弟的车出门,怕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只好骑电单车上班。我习惯了步行上班,因为买不起小车也没买电单车。有段时间部分公交因疫情停运了,从步涌社区到马安山社区步行得一个钟以上,她便商量丈夫把自己的小车“让”出来,以便上下班时顺路捎上我。
为便于出行,单位调配岗位时,把我俩放同在了一卡口执守。湖北人在卡口出入时,登记信息非常麻烦,而个别未曾离深的湖北人偶尔会因这点“麻烦”显得不太耐烦。这时候阿燕就派上用场了。她用家乡话说,将心比心嘛老乡,比起那些仍困在老家躺在医院的乡亲,这点麻烦算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