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的家,在金沙”
——坪山金沙社区退休居民池务娣的家乡情缘
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青排老屋一区十巷2号,是一座宽敞幽静的院落。正对着不锈钢院门,有一栋两层小楼。小楼和围墙之间是一方菜地,地里,豆角在爬蔓,甜瓜在开花,蝴蝶在翩飞。院子左手边的平房前,生长着一架藤萝,盛夏的阳光打在藤萝的枝叶上,洒下深深浅浅的绿荫,给小院带来几许清凉。
今年72岁的池务娣,在这座小院里生活了五十多年。她曾去过紧邻深圳的香港,到过遥遥相望的东北,还踏上过异国他邦的土地,但每次归来,她还是觉得家乡最美。这里,除了四季不断的蓝天白云、蓬勃葳蕤的岭南草木,更有亲切入耳的客家乡音、熟稔于心的风土人情,以及那些凝结着心血与汗水、交织着欣喜与心酸的往事。在社区工作了三十七年的她,像一株久经岁月、深深扎根的簕杜鹃,与这片土地须臾不可分离。
1.“池园长”与“池厂长”
1964年,16岁的池务娣从坪山中学毕业。那时候,初中毕业生在农村还很稀罕。次年,金沙大队党支部看中了高材生池务娣,安排她担任团支部书记。1969年,池务娣光荣入党。1974年,她卸任团支部书记,挑起了更重的担子:大队妇女主任。在这个岗位上,她充分展现了一位优秀基层干部的素质,工作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能者多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作为村领导班子中唯一的女干部,池务娣同时兼任村党支部组织委员。1992年,经村民代表大会投票,她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那时,村“两委”班子只有五个人,人少事多,每人各管一摊。主持村委会工作的池务娣分管妇女、计划生育、村民调解、信访和文教卫生等事务,她肩上的担子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成天忙得脚不沾地。
九十年代初,金沙周边的坑梓、龙田等村先后办起了幼儿园。金沙虽然不是一个大村,但达到入园年龄的儿童也有一百多个。村里没有幼儿园,孩子们只能到坑梓、龙田的幼儿园就读,因为距离远,早上要起早,很是辛苦。家长们白天工作,早晚还要接送孩子,也很麻烦。池务娣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在班子会议上提出,由村里建一所幼儿园,解决孩子们的入园难题,造福村民。这项提议很快得到通过。
1994年,金沙村建起了第一所幼儿园,面向本村居民子女招生,所有费用全免。从幼儿园的选址、建设,到园长、老师、保育员的招聘,池务娣都亲自过问、严格把关。当年秋天,就有160多个孩子欢天喜地地入了园,村民们拍手称快,都说村里为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金沙的希望。幼儿园是她提议成立的,村里的文教卫生工作也由她分管,池务娣深感责任重大。再忙、再累,她也不敢对幼儿园的管理掉以轻心。每周,她都至少要给园长和老师们开一次例会,叮嘱她们用心照顾孩子,不能有一丝马虎,让孩子们在这里学好、玩好、吃好、住好,健康成长,这样,村民们才不会有后顾之忧。她反复告诉大家:“人家把孩子送到这里,是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平时的教育和后勤工作不能有任何问题。”
池务娣每天都要抽时间去幼儿园看一看。园里有多少个老师、每位老师负责哪个班、每个班有多少孩子、哪个孩子是哪家的,她都“门儿清”。每次去,她都不打招呼,有时在院门外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做操、玩游戏,有时在教室外悄悄观察老师怎么上课、怎么照顾孩子。有一次,她发现一间教室里只有19个孩子在上课,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过了几分钟,还是这样。她招手示意,老师走过来,池务娣问她:“你们班上今天是不是有孩子请假?”老师疑惑地摇摇头。池务娣说:“我记得是20个娃娃,为什么今天少一个?”老师这才想起来,之前她送一个孩子去厕所,回来后接着上课,把上厕所的孩子给忘记了。池务娣赶紧带着老师去厕所,发现那个孩子躺在地上,睡得正香,连忙把他抱起来——原来,那孩子中午没睡午觉,上着厕所就困了,索性睡到了地上。老师为自己的粗心惭愧得满脸通红,过后,她主动写了一份检讨书。在当周的例会上,池务娣把这件事作为例子,告诫幼儿园全体老师和保育员,工作中一定要细心,再细心。
池务娣特别关心孩子们的饮食。她要求幼儿园根据幼儿发育情况和身心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食谱,以保证孩子们能够摄取到足够的、必要的营养,促进他们的生长发育。每天,要有肉类、蛋类、谷类、蔬菜、豆制品、水果、海产品、牛奶等,每周,不少于五种杂粮、九种蔬菜、四种水果。每周的食谱,都要经她过目。每次去幼儿园,她一定要到厨房去转一转,检查厨师是否在按食谱备餐、食材是否新鲜安全。有时,她还会从菜锅里舀一勺起来,看看都有哪些食材、分量够不够。在她亲力亲为的监督下,孩子们的营养和健康有了保障,有的家长甚至说,孩子在幼儿园比在家里吃得还好。
金沙幼儿园的办园水平得到了村民的高度评价,也在坑梓一带办出了名声,入园的适龄儿童一年比一年多。虽然身为村委会副主任,池务娣却为自己“挣”来了一个外号:池园长。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陆续有港商、台商来金沙村投资设厂,九十年代达到高潮。对于到金沙投资兴业的企业和老板,池务娣带领村干部尽心尽力地做好服务工作,助力家乡经济腾飞。厂房建设过程中遇到困难,村里帮忙解决;企业与员工发生劳资纠纷,池务娣出面协调;工厂招不到工人,她也帮忙四处奔波,想方设法为企业排忧解难。村里的工厂经营得都不错,一些老板看到池务娣,都会向她竖起大拇指,甚至有老板直接叫她“池厂长”。
2.“夹心饼”与“话事人”
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被写入宪法。从这一年开始,金沙村妇女主任池务娣的工作多了一项内容:抓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对此,池务娣深有体会。从1982年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计划生育是池务娣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最让她头疼的事情:既要协助镇里的计生干部执行国家政策,又要考虑村民的情绪、需求、利益,想做到两头平衡,对干部的能力和水平是非常大的考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几年,很多村民对这项工作不理解、不配合,甚至不接受、有抵触,池务娣像是被裹在领导和村民之间的“夹心饼”,她和其他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上门,为村民宣传政策、说明情况,一天下来,往往口干舌燥。
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金沙村民也普遍有“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尽管各级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工作力度很大,村民的旧有思维仍然一时难以改变。一些村民为了生儿子、多生孩子,跑到淡水、博罗、龙川、化州、广州等地,当起了“超生游击队”。大家都在一个村里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池务娣理解他们的想法,但在当时,计划生育是压倒一切的工作,村里每有一户人家的育龄妇女“跑路”,池务娣就会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同时还会被要求协助计生干部把计生对象找回来,该结扎的结扎,该流产的流产。与内地一些地方对违反计生政策的家庭采取“牵猪赶牛、上房揭瓦”的粗暴做法不同,池务娣特别注意工作方法,她从来不主张采用极端方式和强硬手段,工作中既讲政策,又讲感情,注重人道精神,做到以人为本、以理服人。遇到计生对象跑路,她先是通过对方的家属、邻居、亲戚或者朋友了解情况、掌握信息,弄清楚她们的暂住地,再带着计生干部奔赴外地。有时,计生对象事先听到“风声”,知道当地干部要来找她,又临时转移住处,池务娣一行人往往无功而返。为了和计生对象见上面,池务娣不辞辛劳、不分白夜,一次次地奔波于金沙和外地之间。找到计生对象后,池务娣耐心细致、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对她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清楚利害关系,有时简直磨破了嘴皮,直到她们心悦诚服地跟着她回到金沙。
1993年,计生干部从博罗杨村镇带回一位“跑路”的金沙村育龄妇女,把她送到医院。这位计生对象之前已经生育过两胎,早已属于超生,此时又怀有身孕。按政策,必须对她实施人流手术,术前要做身体检查。检查完毕,医生告诉镇、村干部:孕妇体内的胎儿已有七个多月,不宜引产。如果一定要引产,需要先住院调理一段时间。镇计生办干部担心夜长梦多,让池务娣劝说医生尽快给孕妇做手术。身为女性,池务娣清楚,这么做,会给当事人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手术失败,除了胎儿,孕妇的生命安全也会受到严重威胁,她怎么能够让乡亲去冒这样的风险?池务娣对计生干部说:“医生说能做手术就能做,不能做就不能做。我们都不懂,要听医生的。人命关天,这件事,就算我不当这个村委会主任,也不能乱来。万一有什么闪失,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毁了,那不是作孽吗?我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相信你也一样。咱们当干部的,做事不能做过了头。”她顶住压力,坚持己见。计生干部也意识到自己的决定过于武断,就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深夜,该孕妇的丈夫趁看护干部打瞌睡之机,悄悄从医院带出老婆,再次跑路,去向不明。直到分娩一个多月后,这位计生对象才抱着孩子从外地回到金沙,做了结扎手术、交了计划生育罚款。
生着一副菩萨心肠的池务娣,觉得自己其实并不适合做计划生育工作。那些年里,她曾据理力争,违抗过计生干部不合理的指令;看到村里的超生家庭生活困难,她还向镇里的领导求情,允许超生家庭在政策范围内缓交、少交部分计生罚款;超生的小孩上不了户口,影响孩子入学、分红,她又带着大人和孩子到镇政府、计生办、派出所东奔西走,出证明、说好话,直到孩子顺利落户。有些计生家庭,为了达到超生或者逃避处罚的目的,上门给池务娣送烟、送酒,甚至直接送钱,都被她严词拒绝。她对他们说:“不违反政策、不破坏原则的事,你们什么也不用送,我都会尽力帮忙。如果是违法乱纪的事情,你就是给我送一座金山,我也帮不了。”
在计生工作中,池务娣特别注意把握政策、掌握尺度,既从国家整体利益的层面考虑问题,又兼顾村民的实际情况,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她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参加工作37年来,她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问心无愧。对此,村民们都看在眼里。绝大部分村民都理解、支持她的工作,但也有个别人对她有一些微辞,上门找她的麻烦。池务娣对前来找茬的人说:“计划生育政策不是我制定的,也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我和你往日无怨、今日无仇,你就是生上十个八个孩子,也不用我抚养,不要我供他读书上学,再苦、再难,都是你自己的事,对不对?再说,我就是不做这项工作,也会有别人来做,是不是?大家都在一个村里住着,我要是昧着良心把你得罪了,能有什么好处?”一番话,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继而为自己的举动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