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金沙”

——坪山金沙社区退休居民池务娣的家乡情缘

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青排老屋一区十巷2号，是一座宽敞幽静的院落。正对着不锈钢院门，有一栋两层小楼。小楼和围墙之间是一方菜地，地里，豆角在爬蔓，甜瓜在开花，蝴蝶在翩飞。院子左手边的平房前，生长着一架藤萝，盛夏的阳光打在藤萝的枝叶上，洒下深深浅浅的绿荫，给小院带来几许清凉。

今年72岁的池务娣，在这座小院里生活了五十多年。她曾去过紧邻深圳的香港，到过遥遥相望的东北，还踏上过异国他邦的土地，但每次归来，她还是觉得家乡最美。这里，除了四季不断的蓝天白云、蓬勃葳蕤的岭南草木，更有亲切入耳的客家乡音、熟稔于心的风土人情，以及那些凝结着心血与汗水、交织着欣喜与心酸的往事。在社区工作了三十七年的她，像一株久经岁月、深深扎根的簕杜鹃，与这片土地须臾不可分离。

1．“池园长”与“池厂长”

1964年，16岁的池务娣从坪山中学毕业。那时候，初中毕业生在农村还很稀罕。次年，金沙大队党支部看中了高材生池务娣，安排她担任团支部书记。1969年，池务娣光荣入党。1974年，她卸任团支部书记，挑起了更重的担子：大队妇女主任。在这个岗位上，她充分展现了一位优秀基层干部的素质，工作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能者多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作为村领导班子中唯一的女干部，池务娣同时兼任村党支部组织委员。1992年，经村民代表大会投票，她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那时，村“两委”班子只有五个人，人少事多，每人各管一摊。主持村委会工作的池务娣分管妇女、计划生育、村民调解、信访和文教卫生等事务，她肩上的担子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成天忙得脚不沾地。

九十年代初，金沙周边的坑梓、龙田等村先后办起了幼儿园。金沙虽然不是一个大村，但达到入园年龄的儿童也有一百多个。村里没有幼儿园，孩子们只能到坑梓、龙田的幼儿园就读，因为距离远，早上要起早，很是辛苦。家长们白天工作，早晚还要接送孩子，也很麻烦。池务娣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在班子会议上提出，由村里建一所幼儿园，解决孩子们的入园难题，造福村民。这项提议很快得到通过。

1994年，金沙村建起了第一所幼儿园，面向本村居民子女招生，所有费用全免。从幼儿园的选址、建设，到园长、老师、保育员的招聘，池务娣都亲自过问、严格把关。当年秋天，就有160多个孩子欢天喜地地入了园，村民们拍手称快，都说村里为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金沙的希望。幼儿园是她提议成立的，村里的文教卫生工作也由她分管，池务娣深感责任重大。再忙、再累，她也不敢对幼儿园的管理掉以轻心。每周，她都至少要给园长和老师们开一次例会，叮嘱她们用心照顾孩子，不能有一丝马虎，让孩子们在这里学好、玩好、吃好、住好，健康成长，这样，村民们才不会有后顾之忧。她反复告诉大家：“人家把孩子送到这里，是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平时的教育和后勤工作不能有任何问题。”

池务娣每天都要抽时间去幼儿园看一看。园里有多少个老师、每位老师负责哪个班、每个班有多少孩子、哪个孩子是哪家的，她都“门儿清”。每次去，她都不打招呼，有时在院门外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做操、玩游戏，有时在教室外悄悄观察老师怎么上课、怎么照顾孩子。有一次，她发现一间教室里只有19个孩子在上课，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过了几分钟，还是这样。她招手示意，老师走过来，池务娣问她：“你们班上今天是不是有孩子请假？”老师疑惑地摇摇头。池务娣说：“我记得是20个娃娃，为什么今天少一个？”老师这才想起来，之前她送一个孩子去厕所，回来后接着上课，把上厕所的孩子给忘记了。池务娣赶紧带着老师去厕所，发现那个孩子躺在地上，睡得正香，连忙把他抱起来——原来，那孩子中午没睡午觉，上着厕所就困了，索性睡到了地上。老师为自己的粗心惭愧得满脸通红，过后，她主动写了一份检讨书。在当周的例会上，池务娣把这件事作为例子，告诫幼儿园全体老师和保育员，工作中一定要细心，再细心。

池务娣特别关心孩子们的饮食。她要求幼儿园根据幼儿发育情况和身心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食谱，以保证孩子们能够摄取到足够的、必要的营养，促进他们的生长发育。每天，要有肉类、蛋类、谷类、蔬菜、豆制品、水果、海产品、牛奶等，每周，不少于五种杂粮、九种蔬菜、四种水果。每周的食谱，都要经她过目。每次去幼儿园，她一定要到厨房去转一转，检查厨师是否在按食谱备餐、食材是否新鲜安全。有时，她还会从菜锅里舀一勺起来，看看都有哪些食材、分量够不够。在她亲力亲为的监督下，孩子们的营养和健康有了保障，有的家长甚至说，孩子在幼儿园比在家里吃得还好。

金沙幼儿园的办园水平得到了村民的高度评价，也在坑梓一带办出了名声，入园的适龄儿童一年比一年多。虽然身为村委会副主任，池务娣却为自己“挣”来了一个外号：池园长。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陆续有港商、台商来金沙村投资设厂，九十年代达到高潮。对于到金沙投资兴业的企业和老板，池务娣带领村干部尽心尽力地做好服务工作，助力家乡经济腾飞。厂房建设过程中遇到困难，村里帮忙解决；企业与员工发生劳资纠纷，池务娣出面协调；工厂招不到工人，她也帮忙四处奔波，想方设法为企业排忧解难。村里的工厂经营得都不错，一些老板看到池务娣，都会向她竖起大拇指，甚至有老板直接叫她“池厂长”。

2．“夹心饼”与“话事人”

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被写入宪法。从这一年开始，金沙村妇女主任池务娣的工作多了一项内容：抓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对此，池务娣深有体会。从1982年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计划生育是池务娣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最让她头疼的事情：既要协助镇里的计生干部执行国家政策，又要考虑村民的情绪、需求、利益，想做到两头平衡，对干部的能力和水平是非常大的考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几年，很多村民对这项工作不理解、不配合，甚至不接受、有抵触，池务娣像是被裹在领导和村民之间的“夹心饼”，她和其他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上门，为村民宣传政策、说明情况，一天下来，往往口干舌燥。

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金沙村民也普遍有“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尽管各级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工作力度很大，村民的旧有思维仍然一时难以改变。一些村民为了生儿子、多生孩子，跑到淡水、博罗、龙川、化州、广州等地，当起了“超生游击队”。大家都在一个村里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池务娣理解他们的想法，但在当时，计划生育是压倒一切的工作，村里每有一户人家的育龄妇女“跑路”，池务娣就会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同时还会被要求协助计生干部把计生对象找回来，该结扎的结扎，该流产的流产。与内地一些地方对违反计生政策的家庭采取“牵猪赶牛、上房揭瓦”的粗暴做法不同，池务娣特别注意工作方法，她从来不主张采用极端方式和强硬手段，工作中既讲政策，又讲感情，注重人道精神，做到以人为本、以理服人。遇到计生对象跑路，她先是通过对方的家属、邻居、亲戚或者朋友了解情况、掌握信息，弄清楚她们的暂住地，再带着计生干部奔赴外地。有时，计生对象事先听到“风声”，知道当地干部要来找她，又临时转移住处，池务娣一行人往往无功而返。为了和计生对象见上面，池务娣不辞辛劳、不分白夜，一次次地奔波于金沙和外地之间。找到计生对象后，池务娣耐心细致、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对她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清楚利害关系，有时简直磨破了嘴皮，直到她们心悦诚服地跟着她回到金沙。

1993年，计生干部从博罗杨村镇带回一位“跑路”的金沙村育龄妇女，把她送到医院。这位计生对象之前已经生育过两胎，早已属于超生，此时又怀有身孕。按政策，必须对她实施人流手术，术前要做身体检查。检查完毕，医生告诉镇、村干部：孕妇体内的胎儿已有七个多月，不宜引产。如果一定要引产，需要先住院调理一段时间。镇计生办干部担心夜长梦多，让池务娣劝说医生尽快给孕妇做手术。身为女性，池务娣清楚，这么做，会给当事人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手术失败，除了胎儿，孕妇的生命安全也会受到严重威胁，她怎么能够让乡亲去冒这样的风险？池务娣对计生干部说：“医生说能做手术就能做，不能做就不能做。我们都不懂，要听医生的。人命关天，这件事，就算我不当这个村委会主任，也不能乱来。万一有什么闪失，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毁了，那不是作孽吗？我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相信你也一样。咱们当干部的，做事不能做过了头。”她顶住压力，坚持己见。计生干部也意识到自己的决定过于武断，就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深夜，该孕妇的丈夫趁看护干部打瞌睡之机，悄悄从医院带出老婆，再次跑路，去向不明。直到分娩一个多月后，这位计生对象才抱着孩子从外地回到金沙，做了结扎手术、交了计划生育罚款。

生着一副菩萨心肠的池务娣，觉得自己其实并不适合做计划生育工作。那些年里，她曾据理力争，违抗过计生干部不合理的指令；看到村里的超生家庭生活困难，她还向镇里的领导求情，允许超生家庭在政策范围内缓交、少交部分计生罚款；超生的小孩上不了户口，影响孩子入学、分红，她又带着大人和孩子到镇政府、计生办、派出所东奔西走，出证明、说好话，直到孩子顺利落户。有些计生家庭，为了达到超生或者逃避处罚的目的，上门给池务娣送烟、送酒，甚至直接送钱，都被她严词拒绝。她对他们说：“不违反政策、不破坏原则的事，你们什么也不用送，我都会尽力帮忙。如果是违法乱纪的事情，你就是给我送一座金山，我也帮不了。”

在计生工作中，池务娣特别注意把握政策、掌握尺度，既从国家整体利益的层面考虑问题，又兼顾村民的实际情况，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她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参加工作37年来，她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问心无愧。对此，村民们都看在眼里。绝大部分村民都理解、支持她的工作，但也有个别人对她有一些微辞，上门找她的麻烦。池务娣对前来找茬的人说：“计划生育政策不是我制定的，也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我和你往日无怨、今日无仇，你就是生上十个八个孩子，也不用我抚养，不要我供他读书上学，再苦、再难，都是你自己的事，对不对？再说，我就是不做这项工作，也会有别人来做，是不是？大家都在一个村里住着，我要是昧着良心把你得罪了，能有什么好处？”一番话，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继而为自己的举动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