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观澜君子布的老围新村到螯湖老村，约四里地路程，从2008年11月到2011年11月，三年的时间，母亲每天在这条路上往返两次。清晨四点，她从老围新村出发西行，进入牛湖兴业路，过两个红绿灯路口，步行约30分钟，到鳌湖老村以东的菜地打零工，下午16时再去一次。这条路母亲走了无数次，她熟悉路上的一朵花一棵树，就像熟悉家乡田间地头的一草一木。

这是母亲第二次来深圳。在弟弟最迷茫、最困顿的日子，母亲来了。这三年时间对母亲而言是难忘的，对于我和弟弟来说，记忆永远是刻骨铭心的。

2003年，弟弟离开原来的毛刷制品厂，创办了自己的手工加工厂。那是一个生产化妆品毛刷的小型加工厂，开始时只有五人，品质好，交期准、守信誉，弟弟和弟媳经过努力打拼，货源越来越多，到2007年底，加工厂发展到六十多人。其中一个叫“建哥”的毛刷加工厂老板，弟弟的加工厂成了他最大的供货商。“建哥”下的订单最多，但货款结算周期最长，每年年底结算一次。2008年，弟弟辛辛苦苦经营的加工厂刚有了起色，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内不少小厂纷纷倒闭，“建哥”和家人一夜之间全部消失，留下租赁的厂房和不值钱的设备。消失的“建哥”欠了弟弟整年的货款，加上2007年没给完的货款，总计五十多万元。弟弟一下子懵了。他从来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个生意上的伙伴，这个称兄道弟多年的朋友，会以这样的方式，欠下他这么多货款突然消失。

五十多万元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小工厂来说，打击是致命的。此时临近年底，工人们的工资，几个月没交的水电和房租，还有与别的加工厂没结清的货款……以前的资金周转，弟弟都是拆东墙补西墙，年底了，立等着“建哥”的货款给了，交房租和工人们的工资，他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工厂一夜之间限入僵局。弟弟再也无心经营工厂，他整天四处打探“建哥”的下落，希望他突然回来，梦想着奇迹能发生。一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半个多月过去了，弟弟能去的地方都去了，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建哥”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杳无音信。

“建哥”真实名字叫什么？家是哪里人？弟弟一无所知。去法院起诉，因不能确切提供对方信息，甚至连姓名、户籍等基本资料都不能提供，法院一时无法立案。弟弟泄气了，他关了厂门，整天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蒙头大睡。工人们天天围在厂门口，叫骂着要工资。他们怕弟弟一家像“建哥”一样突然消失。吵得多，听得烦了，弟弟干脆跑到麻将馆打麻将，不再回家。

弟媳小玲带着两个孩子，一天打几次电话，打给我，打给我的母亲，哭着说这日子没办法过了。电话那头，母亲沉默着，偶尔开口，劝慰弟媳。远在千里的母亲，她的心里是焦虑的，她多次打电话给我，让我过观澜去好好劝劝弟弟。彼时，我已随工厂从观澜搬迁至福永，近百十里的路程，往返需半天时间。那段时间，我刚接手ERP账务工作，工作还没完全上手，领料、退料、入库、实物与系统对账等，整日为工作上的事忙得焦头烂额。我一边安慰弟媳，一边给弟弟打电话，苦口婆心地劝说，但收效甚微。说得多了，弟弟干脆不接电话。弟媳最后哭着说：这种日子，我真的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当母亲背着行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观澜老围新村时，弟媳一下子惊呆了，她立即打电话给我。我无法相信，母亲是如何从河南老家一个人到深圳？又如何找到老围新村来的？她不识字一个字，不会用手机，严重晕车。

我从福永赶到观澜，见到了母亲，由于晕车严重，她眼睛红肿，面色苍白，气色很不好。在弟媳的指引下，我和母亲在麻将馆找到了正在打牌的弟弟。见到母亲，弟弟惊异地张大嘴巴，半天说不出话，尔后他低下头去，一声不吭。

母亲一句话也不说，径直走过去，拽起弟弟的胳膊，转身朝家走。

路上，母亲说，“军军，你听我说，有妈妈在，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回到家，母亲用剪刀拆来缝在裤腰上的口袋，从里面摸出一沓钱。“一共是三万四千三百块钱。我把家里的麦子卖了，把留给孩子们做棉衣、给你们装棉被的棉花都卖了，加上和你爸的一点积蓄凑了这点钱，你先把急着用钱的工人工资，先给人家。”

“妈，这点钱能干啥？能够给几个工人的工资？”弟弟看了一眼母亲，目光投向窗外。院子前方，一棵树开满了花朵，紫色的花朵差不多完全挡住了绿叶，一串一串压在树冠下面的挡雨棚。

母亲起身，慢慢走过去，在弟弟跟前站定，蹲下身去，握住他的手，“孩子，你可千万不能有别的什么想法。这点难算不了啥！你看，我、你爸、小玲，你姐，还有你，我们一家人一条心，一门心思工作，一天一天赚钱，一分一分地还，总有还够的那一天。这五十多万就当丢了，咱们一条心再挣回来！”

“五十多万，你以为是五万！”弟弟目光望着远方，眼睛红红的。

“这算不了啥？你妈妈吃的苦受的难多多了，什么苦难没经历过？”母亲一下子站起来，提高声音说，“明天起，你再别去打牌了。日子还得过，欠的钱都要还。明天起，我就去找活干，我要在你这里住下，至到把你欠下的钱还清为至。工厂从明天起——开工！”

然而，第二天工厂却无法开工。一群工人堵在家门口，拼命捶打着大门，大声叫喊着要工资。

母亲跑回房间，从行李包里翻出身份证，一路小跑出来。她身材矮小，刚一打开大门就被淹没在杂乱的人群中。她搬了个凳子放在大门口，扶着墙站到凳子上，用力地拍着手，用不标准的普通话扯着嗓门喊：“大家听清楚了，工资一分不会少！工资一分也不会少！请大家放心！”她扬着手中的身份证，接着喊，“我是厂主的妈妈，这是我的身份证，大家不放心，我把身份证抵押给你们。我老家有新建的楼房，还有大片大片的土地，我种的庄稼是全村最好的。我儿子一家要是不给工资或是跑了，你们就去老家找我，家里的东西任搬任拿……”她站在凳子上，使劲挥舞着手臂，嘴唇干裂，声音嘶哑，灰白的头发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最终，母亲的身份证被押下，发了少部分人的工资，吵闹的人群渐渐散去。在母亲的鼓励劝说下，弟弟的工厂终于开始运作。

母亲很快找到了工作。是给螯湖老村附近的菜农整理蔬菜。长期做农活，年过五旬的母亲做事依旧麻利，她一共接了三户菜农的活。她动作熟练地收菜、捆菜、理菜，手脚麻利，做事利落。每家50元，这样每天可赚150元。每天从清晨四点一直忙碌到上午八点，回去稍作休息，帮弟媳带孩子，做午饭，下午16时，她再次去菜地，一直劳作到晚上20时才回去。看着她瘦小的个头和瘦弱的身体，我打心眼里心疼她，担心她的身体。母亲笑了，笑声爽朗：别忘了，在老家做农活，没有人能比得上我。你放心了，干活累不住人的，我做了一辈子农活，这个我在行！

打零工挣的钱，母亲舍不得花，她一分一分积攒下来，月底交给弟弟，让他发工人们工资。弟弟终于振作起来，生意步入正规。

2011年5月，消失两年多的“建哥”终于有了消息，欠的货款也有望逐步还回。弟弟欠的债务逐渐还清，母亲的眉头舒展开来。年底，她收拾行李，准备回老家，我们挽留，说等过了年再回去。母亲说，最难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三年了，早想家了！回去买点棉花，给孙子孙女们做几套棉衣棉裤。家里冷，买的棉衣没那么暖和，等你们过年回去，孩子们正好可以穿上。我准备把家里的田地打理好，开春再育些棉苗，赶在谷雨前栽上，我还是想，再种一些棉花了。

二

母亲对土地充满感情。

母亲常说，“翻土翻得深，黄土变成金。”整地时，她总是翻地翻得很深，她蹲在地上，把一块块土坷垃用手捏碎，坐在地头休息，拿起地上的水壶，咕嘟咕嘟灌上一阵，抹着额头的汗，看着整得平整的土地，脸上满是笑容。

从我记事起，父亲很少在家，他在外面做手艺活，用赚得不多的钱补贴家用。奶奶岁数已大，我和弟弟都还年幼，家务活和农活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心灵手巧，做事麻利，别人锄了一遍的地，她已是锄过二遍三遍了。

母亲常说，“杂草不认爹和娘，耕作到家多打粮。”田地糊弄不得，人勤快了，地里庄稼才能收成好。母亲是出了名的勤劳，我家地里的庄稼在村上是长势最好的，收成自然也是最好的。每年青黄不接之时，总有粮食不够吃的人家来我家借粮，母亲总是慷慨予以相助。记忆中，母亲永远是忙碌的，她每天早早起床下地干活，吃了午饭又匆匆下地去，天不黑是不会回家的。晚上她从地里回来，我和弟弟早已入睡。

母亲做农活是一把好手，她割麦子的速度，村里男女劳力无人能及。

麦收时节，母亲更忙碌了，她顾不上回家吃饭。我和奶奶把做好的饭菜送到地里。奶奶挎着篮子，扭动小脚小心翼翼在前面走，生怕不小心饭菜溢出。我拎着装凉茶的水壶跟在奶奶后面。一望无际的麦田像金色的毯子在面前铺展开来，阳光下一片黄澄澄的亮色，麦香和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然后我看见，母亲脖子上搭条白毛巾，手握镰刀，弯着腰，在田垄间俯身割麦。她左臂拦起麦子，右手迅速拉动镰刀，麦子纷纷倒下，她揽起麦子放成一堆，然后割第二垄第三垄。烈日下，母亲头发蓬乱，汗水从发间渗出，经过额头，滴在眼睛上，她偶尔抬头，用肩上的毛巾擦一把将要滴入眼里的汗水，俯身继续割麦。背上的衣服全湿透了。在辽阔的大地上，在充满丰收气息的田野里，母亲不知疲倦、一声不响地忙碌，她用力挥动着镰刀，快速移动着双手，身子随着金黄的麦浪起起伏伏，和着咸味的汗水顺着脸颊一次次滚落，一滴一滴，洒落在黑褐色的土地上。

我鼻子酸酸的，走过去轻声说：妈，该吃饭了！她用毛巾抹一把脸上的汗，头也不抬地说，割完这垄再吃饭。

麦收时节，母亲像连轴转的陀螺，割麦、捆麦、装车、拉车、摊场、打场、扬场、堆麦垛，一刻也闲不下来，再苦再累，她从不抱怨。母亲常说，土地是宝贝，可金贵着呢，只要人勤快，土里就能刨出食来，能刨出金疙瘩来。母亲还说，人活着哪有不干活的？不干活，一家人吃啥喝啥？你看这收到家的粮食，一年有吃有喝了。母亲还说，人来到世上，谁没个苦没个难？遇到事得想法解决，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愁眉苦脸是一天，欢欢喜喜也是一天，我们为啥不乐呵呵的过好每一天？

泥土一样朴素的母亲啊，她矮小、艰辛、勤劳，又乐观向上。在她的身上，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三

母亲第一次来深圳，是2002年，是为了照顾弟媳小玲和她即将出生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