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
从观澜君子布的老围新村到螯湖老村,约四里地路程,从2008年11月到2011年11月,三年的时间,母亲每天在这条路上往返两次。清晨四点,她从老围新村出发西行,进入牛湖兴业路,过两个红绿灯路口,步行约30分钟,到鳌湖老村以东的菜地打零工,下午16时再去一次。这条路母亲走了无数次,她熟悉路上的一朵花一棵树,就像熟悉家乡田间地头的一草一木。
这是母亲第二次来深圳。在弟弟最迷茫、最困顿的日子,母亲来了。这三年时间对母亲而言是难忘的,对于我和弟弟来说,记忆永远是刻骨铭心的。
2003年,弟弟离开原来的毛刷制品厂,创办了自己的手工加工厂。那是一个生产化妆品毛刷的小型加工厂,开始时只有五人,品质好,交期准、守信誉,弟弟和弟媳经过努力打拼,货源越来越多,到2007年底,加工厂发展到六十多人。其中一个叫“建哥”的毛刷加工厂老板,弟弟的加工厂成了他最大的供货商。“建哥”下的订单最多,但货款结算周期最长,每年年底结算一次。2008年,弟弟辛辛苦苦经营的加工厂刚有了起色,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内不少小厂纷纷倒闭,“建哥”和家人一夜之间全部消失,留下租赁的厂房和不值钱的设备。消失的“建哥”欠了弟弟整年的货款,加上2007年没给完的货款,总计五十多万元。弟弟一下子懵了。他从来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个生意上的伙伴,这个称兄道弟多年的朋友,会以这样的方式,欠下他这么多货款突然消失。
五十多万元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小工厂来说,打击是致命的。此时临近年底,工人们的工资,几个月没交的水电和房租,还有与别的加工厂没结清的货款……以前的资金周转,弟弟都是拆东墙补西墙,年底了,立等着“建哥”的货款给了,交房租和工人们的工资,他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工厂一夜之间限入僵局。弟弟再也无心经营工厂,他整天四处打探“建哥”的下落,希望他突然回来,梦想着奇迹能发生。一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半个多月过去了,弟弟能去的地方都去了,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建哥”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杳无音信。
“建哥”真实名字叫什么?家是哪里人?弟弟一无所知。去法院起诉,因不能确切提供对方信息,甚至连姓名、户籍等基本资料都不能提供,法院一时无法立案。弟弟泄气了,他关了厂门,整天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蒙头大睡。工人们天天围在厂门口,叫骂着要工资。他们怕弟弟一家像“建哥”一样突然消失。吵得多,听得烦了,弟弟干脆跑到麻将馆打麻将,不再回家。
弟媳小玲带着两个孩子,一天打几次电话,打给我,打给我的母亲,哭着说这日子没办法过了。电话那头,母亲沉默着,偶尔开口,劝慰弟媳。远在千里的母亲,她的心里是焦虑的,她多次打电话给我,让我过观澜去好好劝劝弟弟。彼时,我已随工厂从观澜搬迁至福永,近百十里的路程,往返需半天时间。那段时间,我刚接手ERP账务工作,工作还没完全上手,领料、退料、入库、实物与系统对账等,整日为工作上的事忙得焦头烂额。我一边安慰弟媳,一边给弟弟打电话,苦口婆心地劝说,但收效甚微。说得多了,弟弟干脆不接电话。弟媳最后哭着说:这种日子,我真的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当母亲背着行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观澜老围新村时,弟媳一下子惊呆了,她立即打电话给我。我无法相信,母亲是如何从河南老家一个人到深圳?又如何找到老围新村来的?她不识字一个字,不会用手机,严重晕车。
我从福永赶到观澜,见到了母亲,由于晕车严重,她眼睛红肿,面色苍白,气色很不好。在弟媳的指引下,我和母亲在麻将馆找到了正在打牌的弟弟。见到母亲,弟弟惊异地张大嘴巴,半天说不出话,尔后他低下头去,一声不吭。
母亲一句话也不说,径直走过去,拽起弟弟的胳膊,转身朝家走。
路上,母亲说,“军军,你听我说,有妈妈在,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回到家,母亲用剪刀拆来缝在裤腰上的口袋,从里面摸出一沓钱。“一共是三万四千三百块钱。我把家里的麦子卖了,把留给孩子们做棉衣、给你们装棉被的棉花都卖了,加上和你爸的一点积蓄凑了这点钱,你先把急着用钱的工人工资,先给人家。”
“妈,这点钱能干啥?能够给几个工人的工资?”弟弟看了一眼母亲,目光投向窗外。院子前方,一棵树开满了花朵,紫色的花朵差不多完全挡住了绿叶,一串一串压在树冠下面的挡雨棚。
母亲起身,慢慢走过去,在弟弟跟前站定,蹲下身去,握住他的手,“孩子,你可千万不能有别的什么想法。这点难算不了啥!你看,我、你爸、小玲,你姐,还有你,我们一家人一条心,一门心思工作,一天一天赚钱,一分一分地还,总有还够的那一天。这五十多万就当丢了,咱们一条心再挣回来!”
“五十多万,你以为是五万!”弟弟目光望着远方,眼睛红红的。
“这算不了啥?你妈妈吃的苦受的难多多了,什么苦难没经历过?”母亲一下子站起来,提高声音说,“明天起,你再别去打牌了。日子还得过,欠的钱都要还。明天起,我就去找活干,我要在你这里住下,至到把你欠下的钱还清为至。工厂从明天起——开工!”
然而,第二天工厂却无法开工。一群工人堵在家门口,拼命捶打着大门,大声叫喊着要工资。
母亲跑回房间,从行李包里翻出身份证,一路小跑出来。她身材矮小,刚一打开大门就被淹没在杂乱的人群中。她搬了个凳子放在大门口,扶着墙站到凳子上,用力地拍着手,用不标准的普通话扯着嗓门喊:“大家听清楚了,工资一分不会少!工资一分也不会少!请大家放心!”她扬着手中的身份证,接着喊,“我是厂主的妈妈,这是我的身份证,大家不放心,我把身份证抵押给你们。我老家有新建的楼房,还有大片大片的土地,我种的庄稼是全村最好的。我儿子一家要是不给工资或是跑了,你们就去老家找我,家里的东西任搬任拿……”她站在凳子上,使劲挥舞着手臂,嘴唇干裂,声音嘶哑,灰白的头发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最终,母亲的身份证被押下,发了少部分人的工资,吵闹的人群渐渐散去。在母亲的鼓励劝说下,弟弟的工厂终于开始运作。
母亲很快找到了工作。是给螯湖老村附近的菜农整理蔬菜。长期做农活,年过五旬的母亲做事依旧麻利,她一共接了三户菜农的活。她动作熟练地收菜、捆菜、理菜,手脚麻利,做事利落。每家50元,这样每天可赚150元。每天从清晨四点一直忙碌到上午八点,回去稍作休息,帮弟媳带孩子,做午饭,下午16时,她再次去菜地,一直劳作到晚上20时才回去。看着她瘦小的个头和瘦弱的身体,我打心眼里心疼她,担心她的身体。母亲笑了,笑声爽朗:别忘了,在老家做农活,没有人能比得上我。你放心了,干活累不住人的,我做了一辈子农活,这个我在行!
打零工挣的钱,母亲舍不得花,她一分一分积攒下来,月底交给弟弟,让他发工人们工资。弟弟终于振作起来,生意步入正规。
2011年5月,消失两年多的“建哥”终于有了消息,欠的货款也有望逐步还回。弟弟欠的债务逐渐还清,母亲的眉头舒展开来。年底,她收拾行李,准备回老家,我们挽留,说等过了年再回去。母亲说,最难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三年了,早想家了!回去买点棉花,给孙子孙女们做几套棉衣棉裤。家里冷,买的棉衣没那么暖和,等你们过年回去,孩子们正好可以穿上。我准备把家里的田地打理好,开春再育些棉苗,赶在谷雨前栽上,我还是想,再种一些棉花了。
二
母亲对土地充满感情。
母亲常说,“翻土翻得深,黄土变成金。”整地时,她总是翻地翻得很深,她蹲在地上,把一块块土坷垃用手捏碎,坐在地头休息,拿起地上的水壶,咕嘟咕嘟灌上一阵,抹着额头的汗,看着整得平整的土地,脸上满是笑容。
从我记事起,父亲很少在家,他在外面做手艺活,用赚得不多的钱补贴家用。奶奶岁数已大,我和弟弟都还年幼,家务活和农活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心灵手巧,做事麻利,别人锄了一遍的地,她已是锄过二遍三遍了。
母亲常说,“杂草不认爹和娘,耕作到家多打粮。”田地糊弄不得,人勤快了,地里庄稼才能收成好。母亲是出了名的勤劳,我家地里的庄稼在村上是长势最好的,收成自然也是最好的。每年青黄不接之时,总有粮食不够吃的人家来我家借粮,母亲总是慷慨予以相助。记忆中,母亲永远是忙碌的,她每天早早起床下地干活,吃了午饭又匆匆下地去,天不黑是不会回家的。晚上她从地里回来,我和弟弟早已入睡。
母亲做农活是一把好手,她割麦子的速度,村里男女劳力无人能及。
麦收时节,母亲更忙碌了,她顾不上回家吃饭。我和奶奶把做好的饭菜送到地里。奶奶挎着篮子,扭动小脚小心翼翼在前面走,生怕不小心饭菜溢出。我拎着装凉茶的水壶跟在奶奶后面。一望无际的麦田像金色的毯子在面前铺展开来,阳光下一片黄澄澄的亮色,麦香和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然后我看见,母亲脖子上搭条白毛巾,手握镰刀,弯着腰,在田垄间俯身割麦。她左臂拦起麦子,右手迅速拉动镰刀,麦子纷纷倒下,她揽起麦子放成一堆,然后割第二垄第三垄。烈日下,母亲头发蓬乱,汗水从发间渗出,经过额头,滴在眼睛上,她偶尔抬头,用肩上的毛巾擦一把将要滴入眼里的汗水,俯身继续割麦。背上的衣服全湿透了。在辽阔的大地上,在充满丰收气息的田野里,母亲不知疲倦、一声不响地忙碌,她用力挥动着镰刀,快速移动着双手,身子随着金黄的麦浪起起伏伏,和着咸味的汗水顺着脸颊一次次滚落,一滴一滴,洒落在黑褐色的土地上。
我鼻子酸酸的,走过去轻声说:妈,该吃饭了!她用毛巾抹一把脸上的汗,头也不抬地说,割完这垄再吃饭。
麦收时节,母亲像连轴转的陀螺,割麦、捆麦、装车、拉车、摊场、打场、扬场、堆麦垛,一刻也闲不下来,再苦再累,她从不抱怨。母亲常说,土地是宝贝,可金贵着呢,只要人勤快,土里就能刨出食来,能刨出金疙瘩来。母亲还说,人活着哪有不干活的?不干活,一家人吃啥喝啥?你看这收到家的粮食,一年有吃有喝了。母亲还说,人来到世上,谁没个苦没个难?遇到事得想法解决,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愁眉苦脸是一天,欢欢喜喜也是一天,我们为啥不乐呵呵的过好每一天?
泥土一样朴素的母亲啊,她矮小、艰辛、勤劳,又乐观向上。在她的身上,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三
母亲第一次来深圳,是2002年,是为了照顾弟媳小玲和她即将出生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