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深圳经济特区很多地方一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等闻名海内外的华侨城也是从无到有、到后来声名鹊起。四十多年前，这里还是块静悄悄的处女地。用一个七十年代末就到了沙河华侨企业总公司工作的一个老归侨的口吻说，这个地方原属“边防区”，人烟稀少得很，每年从唯一对外的深南路（当时是一条不宽的土路）上通过的车辆大约七千多次，不像现在，每小时都可能不止这个数了。但此地绿化非常好，树木葱茏,尤其多松树，花草繁茂，小鸟成群结队，空气清新，那时候我们饭后常到这里来散步，一点都不像有些文章说的“荒山野岭”。

老归侨说话时双眼放光，表情严肃，从他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对这块土地充满热爱。此时他坐在星巴克侨城街店室外的坐椅上，指着前面的那块绿地说：“你知道吗？这儿下面原来是个小山谷，后来顺势而为，把它建成了地下停车场。”他指的这块绿地叫“湖滨广场”，面积约5000平方米，紧邻华侨城指挥部大楼和汉唐大厦，被人称为“指挥部的后花园”。二十多年前，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把这块地方打造得别具特色，无论是树种的选择、花木之间的搭配，还是园艺造型，都显得很有品味，引来不少人参观。眼下正是夏日黄昏时节，广场里十几株紫薇花开得正艳，一树树，一丛丛，披上一层夕阳的余辉，照亮了这一方天地。

老归侨说完这番话还不过瘾，又把听者领到离此地不远的城市客栈锦绣中华店前，指着十几米开外的深南大道说：“这儿以前是条深深的山谷，比我刚才说的那里深得多，山谷里还有一线清亮的小溪流。当时也是请了好多设计师来，研究怎样更好地利用地形地貌来规划设计。”

经他一说，还真是。此地高低落差近20米，相同情况在深南大道华侨城路段几近占了一半，除非山城，在沿海一带的城市中这样的地形地貌确实少见。他还说起，1981年筹建的深圳湾大酒店九层高（实际六层）的主楼也是建在一个V字型由高而低的山谷的顶端，两翼山脊则建为四层高的梯级式翼楼，海滩平坦处辟为游乐场和人工湖。当时它是离海边最近也最高的一处建筑，站在酒店的绝大多数房间都能看见对面香港的元朗和青山。

这不由让人想起当年国务院侨办领导对华侨城作出的指示：“规划就是财富”，华侨城从初建开始就高度重视规划的高标准，坚持规划先行。在实施过程中，不因城市发展而牺牲环境，尽量保留原山丘、林地、湖泊等地形地貌，所有建筑随形就势，并在造型、布局、色彩上与周围环境自然协调。此言看来非虚。

凤凰木“书写”美丽传奇

1979年来沙河华侨企业总公司工作的老归侨，自然无从知晓百年前的沙河是怎样一幅情景。居住在上下白石、白石洲村的老人听祖辈们说，当时这儿可是真正的荒滩野岭，黄沙滚滚，“沙河六里无人烟”啊，只有一座破烂的车公庙。因为少人光临，破庙里海盗出没，即使大白天都透出一股阴森之气。共和国成立后，狠抓封山育林工作，沙河渐渐充满了绿意。1959年11月，佛山专区农垦局在沙河地域创办国营沙河农场，土地面积达12.836平方公里，上白石、下白石、白石洲和新塘村等4个村的农民带着耕牛、农具及其耕种管理的田地、蚝田、果园入场。农场后来更名为光明华侨农场沙河分场。1979年，省华侨农场管理局成立沙河华侨企业总公司，为省属国营企业，他们在此开设沙河工业区。1985年11月，华侨城建设指挥部在沙河华侨企业总公司的基础上成立，划地4.8平方公里。

一个地方的名字常常隐藏着外人不知的历史背景。为何叫“华侨城”？虽然在广州、福建等地的华侨农场，建有不少“华侨新村”，但真正用“华侨”二字来命名一座城，在国内实属罕见。尤其是对深圳这座改革开放的城市来说，更是如此。

应该说，从1979年到1985年这大约六年的时间里，有不少人的目光盯上了这个叫“沙河华侨农场”的地方。这块地北高南低，北面有燕晗山、杜鹃山，南部为滨海区，除了几个小村庄，大部分都是山坡、林地、稻田、蚝田和海滩。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有人在这里“围海造田”，他们在现威尼斯酒店处建了一栋两层的砖瓦房用作办公兼住宿，还真让他们造出了几块梯田。1979年，沙河华侨企业总公司进驻，直接把人马拉到这简易房里办公。当年5月就引进了全国第一家电子企业“光明华侨电子厂”(即现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等5家合资企业。消息传到国务院侨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敏锐地意识到什么,1980年初他提出将深圳沙河华侨农场办成引进华侨资金、技术和人才，用于开展新时代侨务工作的经济开发区。此建议虽未及时得到各方认同，但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的工作仍卓有成效地推进，到1982年，大小企业已达26家的沙河工业区年产值突飞猛增到深圳总产值的十分之一，令不少人刮目相看。

1983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接管全国侨务工作，继承廖委员长未实现的遗愿，继续推动此项工作。1985年3月10日他视察了沙河工业区，紧接着3月16日就在东莞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会上他正式提出建设“深圳特区华侨城”，取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后来叶飞委员长专门为此事写信给国务院领导。从1980年初提出，到1985年8月28日正式得到批准，历经五年多时间，这里面可谓凝聚了两代国家侨务领导人的心血。

两代领导人为何对办华侨城情有独钟？正如叶飞副委员长1985年在一次《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他时所说：“现在的华侨构成，和五十年代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过去以为华侨只是广东、福建等沿海的几个省有，今天全国各省、市都有华侨。过去华侨多数是经商，做小生意，大企业家很少，现在华侨中出现了一些大企业家、大财团。华侨、华人中科学技术人才多，尤其在北美和欧洲。广大华侨和侨胞对祖国有很深的感情，我们应当为他们创造报效祖国的良好环境和条件。”

一段话，道出了他的拳拳心声。也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们当年的眼光和胸怀。

只是说到环境，当时这儿还真是艰苦。

老归侨不知疲倦地说：“你不知道，最难的是水。尤其是吃的水。当时我们的一项工作任务就是四处找水。踏遍了这儿的每一寸地，还真找到了，就在办公楼的附近发现了一处泉眼，住在这里的几十号人每天排着队来打水。”

“在一条不宽的泥地上，常常看到人们挑着水赤脚走过。”说这话时，老归侨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他的心肯定飞回了那波澜起伏的岁月。

关于用水难，原光明华侨电子厂的女工们也有很深的记忆。1980年8月从海南兴隆华侨农场来的18岁的女工吴燕梅回忆说：“那时用的水都是黄泥水，姐妹们就在中午打好水，放在那里沉淀一下午，到了晚上用来洗漱。冬天也没有热水洗澡，要自己生火烧水洗。”

已故的原华侨城建设指挥部党组书记、副总指挥兼香港中旅集团副总经理王谦宇先生有一次这样说：“现在人们都知道华侨城的辉煌，但是不知道先行者的艰辛。”他所说的艰辛其中就包括了老归侨和女工回忆中的“喝水难、用水也难”。

直到1988年1月1日，大冲水厂才真正向华侨城区域供水，结束了沙河地区多年来饮用水卫生不达标的历史。这点已白纸黑字地写进了华侨城“大事记”。

也是印尼归侨的王谦宇对那次会议印象至深。叶飞副委员长一锤定音，就叫“华侨城”。这位从菲律宾归国的全国侨务领导人，对华侨城的诞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不觉得这个名字有多好，几十年过去，回过头来看这个名字还是起得不错。非常简练。还有它是一座城，不是一个工业区，这些年一直是独立的运作，独立的规划，独立的建设。如今作为一个地理的名字，它永远保留在地图上。” 说这番话的王谦宇先生真正见证了华侨城诞生的历史。

确实，说起深圳华侨城，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89年10月1日开业的锦绣中华在当时创下了几项全国记录：几乎每位国家领导人都来此视察过；开业3个月累计接待游客100万人次；一年半收回全部投资，至今无人超越。让华侨城骄傲的还有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企业生产的“康佳牌电视机”，在199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驰名商标；还有八十年代以东方花园、九十年代以锦绣花园等为代表的房地产业，让华侨城这个闹中取静之地成为以“环境优美”著称的最宜居的大型社区之一；让他们自豪的还有以占地25公顷的燕晗山公园和占地5公顷的生态广场为代表的一批城区公共活动空间，以及街头随处可见的无数个精美绿化小品，让人一走进华侨城，就有一种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静谧感和美感。每年的五月，华侨城生态广场的十几株凤凰木同时开花，几乎映红了半边天，一年又一年，来此观光的人摩肩接踵，纷纷攘攘。该广场从1999年12月31日建成开放，到今天历经21年，热度始终保持不减，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个华侨城如果搞得好，五年左右就可以见成效。”华侨城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叶飞副委员长当年对它的期待。

归侨撑起“半边天”

说这句话并无半点浮夸。起码在八十年代的早中期情况就是如此。

与当时开发模式相同、地理也邻近的蛇口工业区比，华侨城最大的特色在于一个“侨”字。它是引进侨资，开展侨务工作的窗口和基地，企业工人也主要从华侨农场的归难侨子女、青年职工中择优录取。这两点都写进了1985年4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给国务院的正式报告中。

其实早在1979年，华侨城之前的沙河华侨企业总公司执行的就是这个政策。所以，如果要记录华侨城这块地面的“归侨”历史，应该从1979年算起。有人说，那时走进华侨城的每一家企业，都能见到不少归侨，尤其以印尼、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为多。走在路上，耳朵里常常能听到飘过来的一两句东南亚口音的普通话，哪怕他们不做声，你也能辨别得出刚才与你擦肩而过的那个人也许就是归侨，因为他身上的花格衬衫充满了浓郁的印尼风味。

细数最早来到此地的归侨，本文开头的“老归侨”要算一个，他叫刘国麟，曾任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的党委书记，退休前是康佳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被评为“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其实还有比刘国麟更早的人。他叫“傅谭喜”，在1979年年初筹办光明华侨电子厂时就被上级指派到此，担任筹备组组长。为何要派他来？他曾长期在广东省电子局从事管理和新产品试制工作。5月，工厂建成，他当了副厂长，1982年底工厂出现亏损，他临危受命，成为厂长。傅谭喜是解放前夕归国的马来西亚华侨，当过兵，念过大学，政治觉悟过得硬，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但办企业光凭一腔热情还不行，还得有办法。他曾对人说，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办好中外合资企业，这是一个新课题。自担任厂长后，他对工厂的业务进行了较大调整，同时注意搞好与合资港商的关系，尊重港商，虚心学习对方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遇事主动征求意见，共同协商解决。在他的领导下，1983年该厂整机产量、生产总值和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年底利润突破二千万港元，相当于建厂几年来的全部投资。此后该厂利润年年稳步增长，成为深圳电子业中的主力军，1992年通过股份制改造后，“康佳”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