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诗歌的时候，如果这种谈论需要获得一种所谓的深度，我们很难避免不去谈论诗歌的本质。但当我们追问诗的实体时却会发现这个实体是个空无——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诗歌的性质是被诗歌独占的，譬如：诗是一个隐喻系统，充满了象征；诗是文字的音乐呈现，抒发了情感；诗是付诸于想象而非理智的文学体裁，仿佛梦幻；诗是文学语言不及物的特权，运用思想的时如同运用物质；等等。但所有这些所谓的诗歌特征实际上都可以在其他的文学门类中被发现：辞赋极具音韵，但不是诗；寓言也是一个隐喻系统，小说和散文同样可以不及物并可能付诸于纯粹的想象，但统统不是诗。诗歌同样不止是上述特征的综合，一个具有后现代特征的随笔文字可以比一首当代诗更具有综合性。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会说诗歌就在那里，并且被我们一眼认出。这种认出或许就在于诗不仅综合了上述特征，同时以一种浓缩的方式赋予了这些特征以超出常规的强度。这一“常规”就是文学的常规，意味着诗是文学中的“突出”，它所有的性质仍然在文学之中，但却在形式的提炼过程升华了内涵。不过，这仍是诗的立场。在诗歌的中心主义里，诗在文学中的突出通常申明了一种更高的价值，从而不仅区别了其他文体在文学中的突出，并且获得了地位上的优势。但一个小说家很可能不会这么认为，也许在他看来，诗歌的“提炼”以及“升华”实际上是一种写作的策略，它抵达了与小说不同的目的，但也掩盖了它的无能为力：诗歌到不了小说能够去往的地方，也抵达不了散文的细节。如此，当我们回过头来观看，或许会对“诗歌就在那儿”的判断产生自我怀疑，诗歌真的就在那儿、并被一个所谓的真正的诗人一眼认出吗？回答其实是不确定的。在当代诗的写作中，如果诗歌失去了分行这一最后的标志，如果一个作者并未申明他没有分行的文字是一首诗，读者的意见一定是众说纷纭的。换言之，当代诗的写作正在进入一个混沌的状态，诗与非诗混合在一起，挑战着读者的耐心，呼唤着阅读的勇气。这种混合既可能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但对于写作而言，无论它是哪一种动力装置，实际上都反映了一个现实，即：在后现代的文学情势中，诗歌失去了特权，进而失落于形式的特殊。这种失去是文学的真实，它一方面呼吁了真正的平等，但另一方面则取消或者减弱了诗歌写作的目的性，因此陷入茫然中。换言之，后现代是今天的基本事实，它是一个开放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写作的可能性增强了，但力量感也正在逐渐失去，使得作品中的精神姿态越来越被被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所抑制。具体来说，我们今天的写作面临了无边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是我们“面临”的，而不是我们创造的。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写作的开放呼吁了更大的写作自主性，但另一方面，这种自主性却在力量感的丧失中逐渐倾颓。而更大的矛盾也许是，如果诗人们仍然愿意相信诗是文学中具有特殊价值的一种突出形式，那么他就需要让自己的写作是一种与世界抗争的行动，而不是对世界的顺从，但这种抗争无疑抬升了诗歌的门槛，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也违背了世界的真实。这些矛盾状态导致了当代诗的一个显著现实是，在具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写作和口语写作中，抒情诗越来越难觅踪影。

抒情诗的失落既是一个特殊的诗歌体制的结果，也是诗的当代真实，是世界真实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正是抒情诗维护了诗歌的显著品格——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印象中的诗歌核心，但其基础正在被世界的真实所瓦解，而这种瓦解显露了诗向非诗扩展的路径。伴随抒情诗弱化而同时发生的现象是，当代诗在技术上要么越来越倾向于描述或叙述，要么越来越倾向于议论，因而在情感表现上也越来越冷静和平淡。诗的叙述试图呈现世界的真实，诗的议论则试图掌握这种真实背后的原因。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诗歌一方面在世界的复杂中获得了无穷的写作资源，同时又在诗歌中开拓了非诗的可能——变得越来越散文化，以细节和推论的呈现而张扬理性，并在这种风尚中使得一般的抒情诗变得落伍。所谓一般的抒情诗，在我看来，是指一种处于关系状态、有所指对象的抒情诗，譬如歌颂亲情的诗、思念故乡的诗、同情底层生活的诗。很显然，这种抒情诗拥有一种具体性，但这种具体性与当代诗所谓的具体性非常不同，在前者那里，这种具体主要是诗的指向性；而在后者那里，具体性通常是客观真实的同义词。也就是说，在当代诗的立场下，诗的真实是通过一些关键细节尝试表达写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它在情感上是中立的，由此使得一般抒情诗中的具体性变成了一种矫饰。

观念的变化使得抒情诗的写作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认为，转变主要有个两个趋势：第一种显然更加高级，它将抒情诗的具体性进一步浓缩，而呈现为一种精神意志；第二种看上去高级，但我以为它已经因为流行性而显得失真，它降低了诗歌中情感抒发的强度，增加了论证的内容，使得其中的情感因为得到了理性论证的保障而显得可靠。在我看来，第一种抒情诗的代表作者是著名诗人多多，在多多的诗歌中，情感是在极高的音量中爆炸出来的，并因为这种爆破性而瓦解了情感的具体性使之转化为一种精神品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感觉到多多诗歌进一步的特点，即：他的诗歌是不能进行内容上的分析的，一方面，它是一个整体，而另一方面，它在内容上并未设置具体所指。在很大程度上，多多的诗歌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一个文本，它不诉诸于某个故事的呈现，或者诉诸于某个观念的表达，而是通过想象力的构建创造一种极具冲击的感受。多多的诗是感受型的诗歌，但目标不在于表现感受的丰富性，而是力图形成一种感受的深度，正是在这种深度上，诗歌中的情感转化为精神。精神的深度，作为一种探索，在很大意义上其实是精神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多的诗与当代诗的主要理念达成了一致：诗歌不再通过某个想象的中心来展开，而是在试验思想和想象的极限性可能。但我认为其中仍然存在根本差异。在主流的当代诗中，这种极限性通常具有边缘色彩，这种边缘性一方面是种写作策略，突出个人姿态，丰富写作资源；而另一方面，这种边缘使得诗歌对世界的认识抗拒了普遍化的认识世界的观念，而突出了诗歌本身的特殊姿态。多多诗歌中的极限则是一种体验而非知识的极限，它表现出来的哀悼气息证明已被抛弃的世界认识正是这个世界残存的珍贵所在。在这个角度下，多多的诗尽管不是通过中心来展开，却是朝向中心的完成。

第二种抒情诗的类型略显矜持，杰出诗人谢默斯·希尼的《挖掘》几乎可以说是这种抒情诗的母题。在《挖掘》的影响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年诗人奉献了他们各自的诗意：父亲或母亲做着和挖掘相同的锄地工作。《江南·诗》杂志最近有两期首推诗人牧斯与伏枥斋都有这种写作方式，足以说明它的流行性。我们不妨以伏枥斋的《掘笋》来试作简单分析：“四月的春雨之后/我跟随父亲去掘笋/这在当下是一件幸运的事//他叮叮当当地敲打好笋锹的头/使它不再摇晃/握在手中尝试着挖掘几下空气//确保一切完善，我们提上竹的篮子/三十多年来第一次我开口问他/关于掘笋的秘诀//如何透视笋在地下不可见的部分/循着母鞭的走向去找到下锹的角度/而这似乎又是无意义的//我不确定是否会像父亲一样/手握一柄摇摇晃晃的笋锹/去向下挖掘那些脆弱的连接位//笋锹在他手中变得年轻/活跃着，尖叫着进入泥土之中/随着咔的一声脆响将笋弹起来//没有一个人会像我父亲一样掘笋/充满节奏和灵魂地/一出排练已久的舞台剧//每次当笋锹准确无误地找到母鞭/他便会露出笑容/像尤利西斯一脚踏入了伊塔刻岛”。我们也许会认为它是一首叙事诗，但如果考虑它在叙述的过程中始终弥漫着某种情绪的话，依然可以将之视为一首抒情诗。除了始终萦绕的情绪，我们还能在它的叙述中发现两个重要的安排：一是挖掘动作的细节性刻画，二是在这种刻画中的冗余。前者不必详说，而后者则不乏机心，诗的第二节：“他叮叮当当地敲打好笋锹的头/使它不再摇晃/握在手中尝试着挖掘几下空气”。叙述的呈现在这首诗里是双向的，一方面，它来源于掘笋作为一个特殊事件（突出于日常生活，更突出于已经普遍化的城市生活）创造的诗歌机遇，而另一方面又以细节展开美感而赋予这个事件更强的诗意，在后者这里，叙述实际上取代了议论的论证功能，是整个事件的诗意变得扎实的前提条件。但也正是在这里，“尝试着挖掘几下空气”的动作冗余有意破坏了叙述的真实，使它像诗歌的语感一样，分别以语言的想象力和音乐性让叙述偏离散文，进一步强调了自身的诗歌属性。换言之，在更加重视客观真实的当代理念下，情感上的主观真诚变得越来越需要获得条件上的支撑，而不再是无条件的，一方面，写作的确在对客观真实的重视中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但另一方面却有着因为情感强度衰落而丧失诗意的风险，因此，为了挽救这种已被当代化了的诗意，抒情诗放弃了直接的情感表达，取而代之的，是在对客观进行陈述的过程中，以想象暗示一个奇迹，同时以音韵浮出一种情感，进而实现对自身的坚守。

在我看来，这种显得矜持的方式显然是当代抒情诗的主流，它与当代主流理念契合，同时具有更强的可写性。但这种写作方式无疑也以对外部世界的认可而放弃了一部分自主性。曾经，平淡作为一种诗歌风格实际上是以抑制的方式压缩情感而实现情绪增强目的的写作策略，但现在，平淡作为诗歌的真实坦诚了世界的无聊。换句话说，抒情诗的衰落意味着诗歌在世界中的特权被取消，以此，诗歌同时放弃了对世界的拯救。诗歌变成了一种对世界的承认、适应，或者解析，而不是对世界的担负以及抗争。认识这个多变的世界，而不是改造这个多变的世界，实际上更是当代诗的中心任务。博尔赫斯声称的“读来仿佛是诉诸理性的篇章就是散文”之论断显然并不是适用于对当代诗的解读，因为即使在并不先锋的当代诗中，诉诸理性已经构成了写作的关键，而许多申明先锋的作品甚至诉诸于注释。

站在一个更加公正的角度上，我们实际上不能责备诗歌强度的消失，因为在这种消失的背后，是整个世界的强度的消失。在日渐普遍化的后现代观念里，超越性中心的取消使得世界丧失了坐标，从而也使得这个世界的力量无法得到凝聚。但站在一个理想化的情境里，诗歌却具有建立中心的可能，在这种可能性中，诗歌不是对世界的顺从，而是对世界的抗争或建构。但无论是在哪一种角度，诗歌都获得了改变自身的机遇。在前者那里，诗在非诗中迈进，这种迈进可能是诗歌边界的扩展，也可能是重新界定诗在世界中的位置；而在后者那里，诗向诗的核心靠拢，不断增加着自身的强度，进而产生精神召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