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从未想到我会出一本小说集。这在三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我而言，颇有点恍惚的荒谬与无以形容的激动。我不知这种感觉源于何时，即便在被叫作“诗人”的大学时代。首先，我认为被称作“诗人”或“文人”是一种软性讽刺。其次，我也始终认为，我没有任何写作的持续才华与坚韧品质。

直到2015年，我已经过了35岁生日，我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做点什么。彼时，按照“出名要趁早”的观点来评判，我已经太迟了。我年近四旬，才恍然大悟地开始胡诌几首诗和几篇散文。即便如此，我也觉得我可能只能写几首诗罢了，从未想过尝试写小说，更从未想过要出版一本薄薄的集子。

这是需要勇气的。

事实上，二十余年来，我一直在不断地书写、记录和思考。这让我感觉，所有努力的筹备都不会被浪费。当我回望25岁写的稚嫩处女作《饶恕》时，还是有些许的骄傲。尽管与那些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师同期相比，甚至与我身边的诸多朋友同期相比，我都无法直视我的文字，屡屡感到自行惭秽。然而，我又坚定地认为，我毕竟认真专注地去写了，我拥有这份巨大的勇气和难能可贵的品质。

这已经足够了。

02

即使再无知的人，也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本集子有多好，其中收录的六篇中短篇小说只是我完成人生外的另一种构建，借助小说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抒发内心的多种情绪。必须说，它是相当独立，甚至是孤独的。同时，它又是令我感动的。每次回头看这些文字，我都会跟随情节，与其中人物同喜同悲。我无法置身度外，我是它们的创造者。

我更不会标榜自己如何高尚，站在道德层面鞭笞或贬损某些意识形态，我还有自知之明。我尽量去避免承受来自小说人物的压力，也避免被人物牵制的命运。我无法用一个短语概述主题。我曾在一个文学评弹中用“关注弱势群体是写作者的责任”为题，阐述了我近年写作的动因。无论诗歌还是小说，都极力聚焦民生、底层和弱势群体。就我这几篇小说而言，无论是《地宫》里的艾滋病患者向阳，《落花》里的二奶陈晓菊，还是《小叔的葬礼》里的同性恋者刘闯，或《哈瓦涅斯的葡萄藤》里失忆症作家于天一，在传统社会语境中，他们都是弱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我有一种偏执的喜爱。

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这个主题过于庞大，非我能游刃有余地穿梭其间，我不过是那个在海边拾贝的孩子，能亲近大海就足以让我感激淋沐海水的恩泽。

我没觉得自己会比弱势群体好多少，或者说，我自己本身也是弱势群体。在资本遍地的当今中国，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掌握着真金白银的人，和拥有高位重权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势群体。因此，我提及的“关注弱势群体”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有种盲目自负的心理黑洞。如果长久以往，以这种心理优势洋洋自居的人，有多愚蠢可见一斑。我也许就是其中一个傻子。

说到弱势群体，实在不好定义。譬如，像《雁字归时》里的草原汉子克里木可能就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他身处偏远的科尔沁草原，年轻时当插队知青，中年时需要照顾病妻，一生似乎无固定工作，这些暗伤都意味着他的情感生活是短暂而虚空的。从这层面看，他是弱势群体。

再譬如，像《饶恕》里的老年父亲也可能算不上弱势群体，他被儿子嫌弃与误会十年，在煎熬中度日与衰老，妻离子散的人又何尝不是弱势群体，他需要我们投以同情的目光。

诸如种种，我写他们时常常报以深切的同情，我甚至想象我就是他们，但我又不能是他们。我很清楚不能太赋予人物主观色彩，但我就是那样的喜欢他们。

03

有朋友看完我的小说，开玩笑地说我总喜欢写些“悲情现实下的那缕温暖”，问是否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

我必须说，有。

我的家庭非常老实与传统。我从小的教育也是如此。祖母是一位大善之人，她总是告诫我，宽容为量，慈悲为怀，常对别人报以怜悯之心。这对我的成长有着巨大影响。尽管我目睹了一个没落地主家庭的衰颓，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我依旧被告诫，时时保持一颗良善之心。

于是，在批判与讽刺之余，我着力去刻画生活温情的一面。我不想让自己的文字看上去过于冰冷绝灭，也不想让人因文意会，感觉我也是尖酸刻薄之人。于是，我让《地宫》的向阳搬离灰暗的巴丁街，让《哈瓦涅斯的葡萄藤》的于天一慢慢恢复记忆，让《饶恕》的刘子安与父亲和解重生。

的确，笔锋如匕首固然能带来令人生畏的厚重力量，但人文关怀依旧是人性的本质，我无法摒弃它，也无法忽视它。

事实上，写这些小说让我很痛苦。不知是不是写作者的通病。如果不能与人物同喜同悲，那是没有同情心的冰寒冷酷，没有同理心的索然无味。我更倾向于饱满的情感，哪怕有过度熏染与外溢的嫌疑。

写《饶恕》时，我眼红多次，我将原计划的在悲剧结尾写成团圆，因为我于心不忍；写《地宫》时，主人公那种绝望中的忏悔和求生欲望令我动容，写完后，自己也仿佛重生；写《哈瓦涅斯的葡萄藤》时，我将现实中的亲人实名写进去，我眼含泪水写几位亲人的离世。

我是感性之人。我远无法做到冷酷无情。

04

众所周知，小说是虚构文学，多半是道听途说或想象写成。我的这些小说很多灵感，自然也源自现实中的亲人、朋友与熟悉的人，或他们的亲历故事，或他们的转达描述。

他们和我并不遥远，仿佛这些故事就是亲身经历一般。有些人物形象综合了虚拟和现实。《雁字归时》里的克里木，就是某天看陆树铭唱《一壶老酒》时有感而发，他呈现的苍凉与拙朴和克里木一脉相承。而克里木的气质又源自我认识的文学导师发星，他是四川人，他的气质、胡子、眼神、木讷甚至说话略带结巴都成为克里木的化身，他的实在、质朴、诚恳、隐忍也融合了父辈中很常见、很朴素的诸多品质。《落花》里的陈晓菊，则源自我熟悉的深圳荔枝公园里那些闲散游逛、无所事事的女人，她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群像。她很可怜，又有可爱之处。她的不幸与其说是她自己造成的，不如说是社会带给她的。

我无法忽视它。

05

最后说说写这些故事的初衷。

我一直非常喜欢与推崇村上在耶路撒冷发表的那段话，在高墙和鸡蛋之间，他会站在鸡蛋一边。我没有他的使命感和能力，但我很认同他的观点。高墙无需我们同情，也不值得颂扬；鸡蛋却不同，它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它需要我们捍卫与呵护。如果能力允许，我会毫不迟疑地去实践。

我们身边很多人，像我们熟稔的父辈，那些因时代或其他原因被蹉跎的一代人，他们就是一枚枚内心痛苦，却激情如火的“鸡蛋”。这是一个时代悲剧。悲剧的诞生源自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这种差异也在我们身边的无数“你我他”之间。这些人，尤其那些偏远地区的人们，耗尽毕生精力，穷尽一生所能，也无法抵达都市人轻而易举就能企及之处。

甚至有些人，只能长久躲在社会暗面，成为高光事件和人物的畸形背景，他们是另类者，是刺头，是不被社会接受的隐形人。艾滋病患者向阳、二奶陈晓菊或同性恋者刘闯皆是如此。我们不能因此鄙视、驱逐、厌弃他们，更不能踩踏、谩骂、呵斥他们。他们不幸，并非个体不幸，而是整个社会链出现问题。即使无以帮助他们、同情他们、怜惜他们，也千万不要在他们面前，展示似是而非的优越感，这样会让我们显得更加愚蠢。

我们看上去很幸福，网购、直播、游戏、沟通，足不出户都能唾手拥有想要的东西，无论我们是否需要。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物质的丰盛无以掩盖精神的荒芜，无以中和灵魂的贫瘠，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我们普遍缺乏同情心。对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对偏远地区的泛弱群体，我们总能颐指气使和目中无人，浮动于身心内外的都是满满的自负、高高在上与自以为是的虚荣和荒谬。

事实上，我们还远没有如此的文明高度和个体素质，证明我们可以从容坦率地面对一切。我也是如此，能做的，只是尽力为之而已。

06

相比于诗集《今夜万物安睡》，这本小说集耗费我更多的精力和情感。我深知它的稚嫩，如同树枝初萌，需要更多的阳光、雨水、养分与呵护，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把握它能长成大树。

但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本小说集与其说是交给读者评判，不如说给自己一个交代。我也想投石问路，在诗歌和非虚构创作外，是否还有虚构写作的余裕能力。我很感谢深圳著名青年作家、小说家曾楚桥老师曾对我的鼓励，他认为我“可以”写些小说。他也曾不厌其烦地指点过我的文字，尽管最终与他的期待值相差甚远。

我也要感谢生命中所有鼓励、鞭策、提点和评论过我的良师益友，这里就不一一罗列名字道谢。我会铭记你们的情义。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几位文学启蒙老师，江忠勇先生、马月蓉先生、安兴玉先生、张一之先生。谢谢他们当年对我的呵护、鼓励与扶持。对于他们为我做的一切，我在这里感激、感恩。

时间仓促，到此为止罢。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