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我只见过一个比我更守时的人，他就是李正点。今天在超五星级酒店——洲际酒店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午9：00开始，他肯定会像往常一样提前半小时到场，绝对不迟到一分钟，也不会早到一分钟，他将踩着点准时出现在我面前。而我已经在8：10到了。反正我是万万不会想到他会爽约，甚至失踪的。

我们是同传搭档，如果你参加过国际会议，戴着耳机，台上的外国人说英语，你耳机里传来标准的普通话口语译文，不要以为耳机里面有个黑科技，能够自动翻译英语给你听。曾经有好奇的人儿会议之后果真把耳机顺走了，他们以为耳机简直是太神奇，放在公文包里留着以后和外国人谈生意时用得着。你往后看，大厅不起眼的角落里放着一个称为同传间的带玻璃窗的小房子，刚好够两个人并排坐在里面，会议开始后你应该能够通过玻璃窗看见李正点和我在里面紧张工作，你在场通过耳机听到的将是我们同传口译的声音。

我随意翻阅着会议资料，检查麦克风和头戴式耳机的功能。瞥眼一看表，8：28。我往椅子背上一靠，抬头盯着会议厅门口的方向。两分钟后，如我所料，李正点将精神抖擞地迈进大门。他将穿着那身笔挺的蓝西服，小分头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灰色领带配着雪白的衬衣，右手拎着一个黑皮公文包，远远地向我打招呼：“嗨，兄弟，早上好！”不知为什么右眼皮突然跳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从心底幽幽地升起来。忽然，耳机里传来主持人的声音：“先生们，女士们，请大家赶快入座，会议马上开始！”

可是，李正点依然不见踪影，我一个人孤零零坐在同传间，忍受着会议方一名工作人员向我投来既惊诧又愤怒的眼神。我一脸尴尬。

那位工作人员跑过来质问我：“怎么回事，他人呢？”

“可能有什么事耽误一会儿吧。没关系，我先做，待会儿他就会到了，”我尴尬地回应，故意装出轻松的样子。

不容我多想，这里是我的战场，我的战争马上开始。我深呼吸一口气，目光随着第一位嘉宾走上讲台，只见他清清嗓子，用手扶了一下麦克风，开始发表演说，而我也立即投入到同传工作之中。整个上午三个小时的会议过程中，我没有时间上厕所，没有时间伸个懒腰，更没有时间走出狭小的同传间呼吸新鲜空气，只是不停地说啊说啊——会场上两百多位听众依靠我才能完成交流，他们背对着我黑压压地坐在会议厅中，形成一张无声的黑色的大脸，严厉地监视着我，只要我出一个差错，那张大脸都会张开血盆大口把我吞噬！终于等到主持人上台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参会！”我紧绷的神经立刻松懈下来，瘫坐在椅子上。

本来我和李正点应该是轮流工作，每人大概口译半小时左右，这样就不会太累，也不会因为疲劳而出差错。李正点竟然没过来！他毫无征兆地缺席了今天的会议！

那个工作人员跑过来恶狠狠地说：“李正点没过来差点把我吓死，今天同传要是出了差错，老板肯定炒我鱿鱼，我倒霉的话，你们会死得更惨！”

都是我们的错，我能解释什么呢？万幸的是我顶住了压力，同传没有出任何问题。要是我现场崩溃的话，不但今天的翻译费要泡汤，更重要的是我和李正点的职业声誉可就毁了。

休息几分钟之后，我开始拨打李正点的电话。电话关机。重复十来分钟后，我放弃了，狠狠地给他发了一条微信：“你今天不来，主办方很生气，我也很生气。另外，上次同传的一万元翻译费，我给你带过来了，你不要了？”

我走出会议厅，站在酒店大堂里，虽然隔着玻璃窗，但室外正午的阳光还是异常刺眼。我眯着眼睛，茫然地看着大堂内器宇轩昂、衣着光鲜、皮鞋擦得铮亮的人们来来往往，没有人注意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李正点哪怕这个时候挤在他们中间，向我招招手，我心中的怒火也会平息一些。但是依然见不到他那副嘴脸！

我在大堂晃荡了一个多小时。从屋顶悬垂下来的水晶灯，散发出迷人的灯光，把大理石地面照得明镜一般。落地玻璃窗外的大叶植物，时不时被人造瀑布溅落的水花冲撞一下，好像在向我招手。可是我无心领情，烦躁地不停拨打李正点的手机，依然关机，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今天的他成了一个黑洞。

李正点和我搭档已经三年了。三年前我来到滨海定居，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他，我们认可彼此的翻译风格，加上饭桌上一瓶二锅头下肚之后，我们谈得更加投机。我没有再和别人搭档，他也只会和我搭档。好的工作搭档就像喜欢的钢笔，不管是不是名牌，反正拿着用就是说不出的顺手。我们在滨海没有其他什么朋友，都属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类型，无聊的时候我们会约在一起喝酒。可是，他这个人过于小气，每次喝酒都是我买单。我是个好面子的人，吃完饭我会说我来买单吧，没人和我争的话，结局就是我买单了。按理来说，他挣钱也不少，怎么一到买单的时候从来不主动，看到我买单，从来不和我争呢？他爱喝酒，喝酒之后口若悬河，天文地理，中外大事，随手拈来，好像是说他家的事。而真正的私事，他可从来不说一个字，例如他自己的男女朋友、父母兄妹、个人经历等，我从来没听他说过，出于礼貌，我也绝不会主动打听。唯一一次破例是他喝得烂醉如泥的夜晚，他趴在饭桌上呜呜地哭了，说：“万商银行总部那栋大楼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进去了，那个姓朴的女人真不是个东西。”我刚想问他怎么回事，他就不再说了。可是他在酒醒之后则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几乎像哑巴一样，半天不会说一句话——这点倒像我。可能这是我们职业的后遗症，工作时说话太多，以至于到了痛恨说话的地步。

谁能告诉我，李正点发生什么事了，他到底去哪儿了？最近几天，我常常独自念叨着。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还是联系不上他。没有他，我需要另外找一个搭档，陌生人从头开始合作，我讨厌这种麻烦的事情。另外，他的翻译费需要尽快给他。可是他在哪儿？和他合作三年了，现在他失踪了，只留下我手机中那一串手机号。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私人的东西，我们甚至没有合影照片，因为我们都不喜欢照相。如果删除他的手机号码，他对于我来说就像从来不存在一样。我必须找到他。我仔细回忆了最近和李正点交往的细节。对了，两周前他需要一份会议资料，叫我快递到他住的地方，我是利用楼下的丰巢快递柜微信扫码填单寄给他的，那么手机中肯定保留了他的地址。打开丰巢微信公众号，谢天谢地，里面果然有他的住址：北山区大石坑“我家公寓”508房。

当天下午下班回家的高峰时期，天气炎热，我拿着一瓶水，在迷宫似的大石坑城中村边走边打听，额头上汗珠直淌，背上汗水完全湿透了。大石坑到处都是匆匆回家的年轻人，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他们经历了一天的打拼，像鏖战归来的战士，大多神情疲惫，衣服和鞋子上沾满了灰尘。他们的眼睛是茫然的，没人理会路边有一个我走走停停，四处张望。大石坑是我们滨海市最大的城中村，因为地处市区，交通和生活方便，租金便宜，成为几十万为理想而奋斗的年轻白领安身的地方。我以前来过大石坑，如果这次不是找人，我发誓这辈子不会来第二次。单是那些握手楼就够让人头皮发麻了。原住民为了增加房屋面积，楼与楼之间好像下一秒就要拥抱在一起了，有的地方一个人只有侧身才能通过。电线、电话线、网络线缠绕在楼房的半腰，几乎每一个阳台都伸出一个天线锅。暴雨之后的艳阳天，道路上淌着一层黑油，是那些数不尽的小餐馆倒入下水道的地沟油。道路两旁污水横流，只有苍蝇欢快地上下飞舞。空气中弥漫中炒菜的油烟味，耳朵中听着出租屋内的笑声、骂声、甚至是冲马桶的哗哗流水声。无数摩托车像电影中玩飞车追逐赛的场面，在狭窄的道路上横冲直撞，稍不留神就被他们溅一身污水，等你要咒骂时，他们已经远去成一个背影了。

我极想找个树荫喘口气，向四方望过去，各种能够识别以及不能识别的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有，唯独难以发现绿色。我像一个迷失在炎热沙漠的人，跌跌撞撞往前走，大脑有些迷糊，几乎在忘记此行的目的时，才抬头睁眼看见不远处有一棵浑身布满灰尘的小树。哎，总算找到树荫了。我站住歇息了一会儿，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心里直骂李正点：不是你神秘失踪，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到这里来。我为李正点感到一丝悲哀，他现在消失了，这个地方有谁注意到他呢，有谁关心过他呢，他只是一个过客，他对这个地方的意义就是从不存在。骂归骂，人还是要找。一位卖凉茶的大嫂给我指示了位置。前方右侧一栋外墙上写着“我家公寓”五层楼高的农民房即是。

我走进公寓大门，上电梯来到五楼，走廊没有窗户，几盏昏黄的灯泡下，门牌号影影绰绰，我停顿了一下，让眼睛适应环境。走了几步，好容易才看清508房的门牌号。金属网格防盗门关着，但里面的木门没有关，室内开着灯，一位女孩在客厅沙发上低头玩手机。我拍拍门，她不情愿地抬起头来。

“你好，我找李正点。”

“喔，姓李的那位男生啊，不知道他在不在呢。你自己进来敲他的房门吧。”她走过来打开防盗门。

我走进客厅，向她指的那扇房门走过去，边走边问：“你们是合租吧？”

那位女孩面无表情地说：“这是三室一厅的房子，三个人合租。”说完继续瘫坐在沙发里玩手机。

我轻轻敲房门，没人应声，推一下，门开了，门没有上锁。房间内弥漫着我熟悉的臭袜子味，我自己住的单身公寓也是这样。窗帘拉上了，室内阴暗，我在门口摸索着打开灯，室内除了床、衣柜、书桌和椅子，没有其它什么家私，墙角堆满了塑料袋扎紧的外卖饭盒。书桌上、椅子上、还有床上，到处乱扔着书和打印的资料。床上的被子没有叠，像一大堆揉皱的擦手纸，油腻腻的，已经看不清布料原来的颜色。

“这小子怎么过的，床上比我的还脏！”我心里呸了他一口。

书桌上除了笔记本电脑，还扔着几本书。打开抽屉，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一叠橡皮筋扎着的邮政汇款单引起了我的注意。收款人都是同一个人，叫李云山，地址是丹平市大阳县赵家集乡敬老院 。我用手机把汇款单拍下来，说不定是一条重要线索呢。书桌上方插座上仍然插着手机充电器，我拔了下来，担心发生火灾。这小子跑哪里去了呢？笔记本和手机充电器都在，说明他没有出远门。我站在房间中央，叉着腰，摸不着头绪。窗外汽车和行人的噪音一阵阵传进来，这间房除了我，没有一件活物，曾经住在这里的房客不知道是否还能回到这里，我心里涌起无尽的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