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住的巷子出去是罗租大道,在我每天上下班必经的巷子出口处,有一个垃圾投放点,是一位年约六十的男清洁工在打理。他有一辆旧三轮车,就停在垃圾投放区附近,三轮车上,有时堆放着叠好的纸皮和一些塑料瓶,有时放着被人丢弃的旧棉被或者别的东西。
父亲节那天,楼上的同事因有事辞工回家,没买多久的床和衣柜送给我,我需要丢掉一个旧衣柜和一个旧床,是用了十几年的旧物件。晚上七点多,我去丢掉垃圾以后,见那位清洁工大叔坐在附近的一个水泥凳子上,我便过去坐他旁边与他搭讪。
“您好!请问一下您给别人搬家吗?”我试探性的问一句。
老人面无表情地看我一眼,好象没听清,我又大声重复一遍,他才说:“可以呀,你要搬什么?”
我给他看手机照片,那是我准备丢掉的一个席梦思床,一个旧衣柜。他问在几楼,我说六楼,他说上下一趟要三十元,一共六十元。看着老人消瘦的身子骨,我有些担心他吃不消。
他或许也看出我的疑虑,说道:“别看我瘦,还是有一把力气的。在老家种了一辈子地的人,什么苦没吃过?如果你嫌贵,就给五十块钱吧。”
我听他的口音,有点接近我老家方言,一问,果然是湖北老乡,宜昌人。得知他姓张,我叫他张大叔。他的话多起来,问我在深圳做什么工作,多大年纪,我如实告知。他又让我猜他的年龄,我说六十岁左右,他看起来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我故意往年轻一点猜。
张大叔一笑,“我今年六十六了,应该比你父亲大吧?”
我想到我那满头白发的父亲,牙都掉光了,腰也弯了,满脸的皱纹,和眼前的老人比起来,父亲要苍老的多。而实际上,父亲只比他大五岁。
张大叔将三轮车开到我住的楼下,因为没有电梯张大叔只能和我一起走上楼。搬床时,因为楼道窄,床宽且重,我们两个人几次卡在楼道,弄得满头大汗。一个床弄下六楼,花了近二十分钟,这远远超出了我们预期时间。搬衣柜时,张大叔的手机响了,他马上接通,用的免提,对方是一个女子,喊他爸爸,显然是他女儿。
“爸,你去哪里了呀?车子也没见在路口。”
张大叔嗫嚅道:“我在帮一个老乡抬东西。”
“啊!你又去给别人搬家了啊?说了多少次,不要干重活,你总是不听。赶紧给我回来!”对面的女儿声音凌厉,恨不得马上来拉他回家。
张大叔呵呵笑两声,“不重的,好,我马上就回来了。”
老人急忙挂了电话,讪笑着给我解释,原来他女儿女婿也在深圳打工,每天早出晚归的,老伴在帮女儿带二胎,他就找了这份工作做。女儿不许他做重活,是因为他腰椎间盘突出,而且血压高,怕他出事。他呢,心疼女儿负担太重,想分担一点。
张大叔突然变得手脚麻利,三下五除二就将那个旧木衣柜拆成了木板,然后他用草绳捆绑好那些木板,背在身上就噔噔噔下楼去。因为不重,所以他没有让我一起抬。我拿着衣柜的两个柜门跟他下楼,将床抬上三轮车放好,我给了张大叔一百元钱。他推辞一下,还是收了。
看着他踩着三轮车的背影,我不由得想到我的父亲,这个父亲节,他有没有出去打零工呢?
父亲身体不好,常年因支气管炎咳嗽,三年前在工地上做小工摔了一跤,变成了驼背。我常常劝他不要去打零工,可是他就是不听,和母亲一起种了几亩水稻,自己的事忙完了,还去别的承包大户家打工,春天插秧,夏天打农药,秋天收割时搬运稻谷。在农闲的冬天,父亲还去镇上工厂找事做。我从亲戚那里知道这些后,打电话狠狠地数落父亲一顿,他答应的好好的,可是过不了多久,有关他的“打工事迹”又传到了我耳中。
父亲节那天,高温炎热。我打了几次电话,父亲都没有接。早上七点多,我在亲人群里发了一个百元红包,随机分配的八个红包,父亲抢到最后一个时,是晚上八点多,他只得了0.16元,是最少的一个。就像一个隐喻,爸爸总是把最少的留给自己。
父亲给我发信息说“今天在水田扯草打药搞了一天。”我已不经历农事二十多年,可是,我却记得水稻田里扯草的情景。
记忆中,在稻田扯草的日子,总是顶着大太阳,扯的草一般丢到田埂上,让太阳晒死。虽然戴着草帽,汗水依旧不停地流,有时流到眼睛里,涩涩的眼泪冲刷出汗水,流到嘴里,咸咸的。秧苗的叶子边缘有锯齿,划过裸露的小腿和胳膊,常常划出红红的血印子。
父亲节这天,我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圳,想着年过七旬的爸妈在水田里扯草的样子,回忆着从前和爸妈一起扯草的场景,眼睛涩涩的,好像爸妈的汗水流进了我的眼睛里。
那天,我给父亲的手机充值两百元,发信息给他:“父亲节快乐!”晚上他给我回信息说,“什么节不节的,每天都是一样的。我和你妈都好。你不要记挂。”
父亲从来都不向我们子女诉苦,也从不开口向我们索要什么,给他零花钱时,父亲总是说:我们有钱,不要你们的。
我和弟弟一家都在深圳谋生,也曾想让父母过来,但他们说什么也不答应,习惯了每天去田地里劳作的爸妈,一天也离不开家乡的土地。
其实十五年前,父亲来过一次深圳,那时我还在龙华大浪,租的是一个铁皮房,父亲送幺妹来广州上学,顺便来看我,父亲在深圳只吃了一份炒粉。铁皮房只有一张小床,父亲执意打地铺睡了一夜就回家了,在他的印象中,我们在深圳很不容易。
自父亲节后,我又与那位张大叔聊过几次,得知他曾经考上大学,因父亲突然去世,为了照顾弟弟妹妹而辍学。我给他说到我的父亲,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因**错过了高考。他说,其实不习惯在城市生活,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每次路过那个垃圾站,大部分时间看到张大叔在整理别人乱丢的垃圾,偶尔也看到他坐在水泥台子上,表情木然地望着罗租路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发呆,他每天晚上八点半才下班,早上五点半就上岗了。问他工资多少,他只说少得可怜,说出来你也不信。
有时候,能够看到一位老太太在那里整理垃圾,还有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来喊他爷爷,通过交谈得知,那是他的老婆和大外孙,他们原来住在罗租旧村的一栋旧瓦房里,因为修地铁13号线,旧房被整体拆除了,他们不得不搬家,房租每月增加了一千多元。
他说,其实在这里一点也不好,住的房子小,吃的用的都贵,看病贵,周围也没有邻居可以说话,整天守着垃圾,有时真想回家去种地。他说计划等小的那个外孙上幼儿园以后就回老家,不想在外面受罪了。
和张大叔多次交流以后,我打消了让父母到深圳来的想法,在深圳的老人,承受着比打工子女还要沉重的心灵负担。与其让他们来了像张大叔这样闷闷不乐,还不如让他们在家里心情舒畅一些。至少家里还有三个妹妹嫁的近,可以经常回家去看看爸妈。
这两年因为疫情,我减少了回家看望父母的次数,但我真的想当面好好的“教训”父母少劳累,要爱惜身体。但我知道,父亲哪怕被我一次次呵斥,又一次次承诺“改过”,但依旧会一次次“犯错”。
当我每天把能够回收的废品放到张大叔的三轮车上时,他对我微笑的样子,像极了我的父亲。小时候,父母总是说我们不听话,等我们长大后,父亲却变成了那个不听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