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武之地【短篇小说】

文/宫敏捷

    医生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又让我去把他们叫进来。他站在我的右边，医生问一句，他就说一句。他一张口就告诉医生，说我有六十八岁了。她呢，站在我的左边，双手兜着大肚子，一句话都不说。妇产科的医生告诉她，离预产期还有半个月，但也得随时注意了。她那个架势，似乎稍不注意，孩子就会突然掉下来一样。还不错眼地看着医生手里的笔，不停地在一张表格上写东西，大概是记我的病情。

    “左耳朵有五年多听不倒（到）了，”我一会儿看医生，一会儿看他们，拣重要的地方插一句嘴。

    “是不是？”医生看着他问。

    “对的——是。”他说。

    医生把我说的也记下来，带着我们走出诊室。我走在后面，听见医生在前面又跟他交代着什么。他扶她在门前右侧的一张长条椅上坐下，转身对着右耳告诉我，“你跟医生去，”他指着医生正在打开的一扇银白色小门，里面亮着的灯光比医生的脸还要白。他说：“测试室我们是不让进去的，不管你听到什么声音，就点一下头，医生会明白的。”我跟着医生走，尽管不露声色，心里却挺高兴的。等医生把那扇小门关上后，我却一下紧张起来。房间里也有把跟诊室里一样的椅子，我坐上去，开始大口地喘气，胸脯不停地起伏。医生看见了，她走近一步，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捏几下。她的手很柔软，也很温暖。给我带上耳机前，她一边说，一边向我点头，提醒我别忘记交代的事情。这回我听懂了，就点一下头，告诉她我没忘，我知道她说的意思。见医生自己什么事情都没有，我这才不那么紧张，按照她指的方向，紧盯着前面柜台上的一个机器，屏幕上有一些杂乱的绿色光线不停地跳动。医生不时拧着机器上的按钮，还不忘向我努嘴，她努一次，我就朝她摇一下头。直到她帮我把耳机取下来，开了门让我先出去。

    “听不倒，”我跟他说，“什么都听不倒。”

    他让她继续坐在那张长条椅上等着，白我一眼，跟着身后走来的医生，我们一起去到诊室里。医生坐下来，理了理白大褂的下摆，又在那张表格上写字，又不停地给他交代事情，告诉他测试的结果。我把听懂的那几句连贯起来想，也没猜出个大概的意思，想问他，又觉得还不是时候。医生把签了名盖了章的处方签交给他，我们就走出来，在门前叫上她，走到大厅的正前方，跟其他人挤在一起等电梯。我们还要去五楼，接着给我看头晕的毛病。

    一早来到医院，我们先陪她去妇产科看医生，然后才轮到我。我一次挂两个号。看头晕和看耳聋的不在一层楼层，得上下跑，哪边先排到，就先在哪边看。一路上他们都没说，他让我在二楼的五官科门外坐着，递给我病历本，告诉我我是38号，先看耳朵，再去看头晕。我才知道号是为我挂的。我没想到他们会带我来看病，以为让我来，就是为帮着他服侍她，上个厕所什么的，我跟着总会方便一点。我跟许多人坐在一起，等着叫号。心里一直惶恐不安。以为自己应该是让他不耐烦了，老是病恹恹的，却死不掉；他不会是来让医生看看我，还能活多少年，好权衡怎么处置我吧。这想法让我心气不顺，直犯迷糊，坐了半个多小时，脑袋里才转过弯来，记起自己来深圳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把身体上的毛病瞧好。现在终于等到时候了，不管他们怎么想，要做什么，听听大医院的医生亲口说说，我心里也好有个准头，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也是挺好的嘛。

    几年来，我不知看了多少医生，吃了多少药，打了多少针，但耳朵的听力越来越差，头晕的毛病也没什么缓和。不管是在家里的二塘镇上看，还是一个人坐中巴车到远一点的六盘水城里看。那些医生——包括这里社区诊所的医生——只会量血压，把脉，或者用亮晶晶的听诊器在心口听一听，再随便给我开点药就可以了。不像这个大医院里，又要测试，又要抽血化验，很多名目我以前都没听说过。看来，医生是一定能把我身体的病根找出来，再吃点他们开的药，很快就会痊愈了。我真的一点都没有发现，事情跟我想象的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从看头晕的医生那里出来，他让我们俩在门边等着，自己在大厅里跑过来跑过去的。我想跟她说话，告诉她，测试室很小，到处是银白色的，再多一个人都车不开身子；主要是太过安静，安静得让我觉得，除医生和我，里面连一丝空气都没有的，你得大口地呼吸，跟医生抢，才能呼吸到刚才随身带进来那点点氧气，勉强多活一阵子。我怕等一下离开后再说，她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但想了想，又觉得还是不说的好，毕竟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说了反倒会让她笑话。很多事情都这样，他们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的，我却一点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事后通过慢慢观察，我又发现，确实是非常简单的，也难怪他们会笑。于是我又觉得，还不如对她表示一下感激之情。我知道，他们能带我来这样的大医院看病，她是有功劳的，她要不松口，不帮我说好话，他应该想不到，或者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换在以前，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以前，她对我可凶了。有一次，我把她新买的汤勺放在消毒柜的下层消毒，汤勺化成一滩花花绿绿的塑胶饼子，她气得咬牙切齿，刚从消毒柜里拿出来，顺手就往我身上砸。我躲闪不开，被砸中肚子。“哎哟，菩萨，”我疼得直叫唤，眼泪都出来了。她并未放过我，她所有的好脾气都没有了，叉着腰站在厨房门口，她说：“滚，赶快滚。”她是在叫我滚回老家去呢。我自知理亏，也不敢跟她顶撞，开了门就出去了。我在小区儿童乐园边找个地方坐下，拉起衣服察看，肚脐下方青紫了鸡蛋那么大一块。其实，我不需要说什么露骨的话，只要把此时此刻的高兴劲显露出来，再把在测试室里的紧张感受顺便提一提，这些都因她而来，她这样聪明的人，是一定能看出来的。

    “天气还好得很嘞。”

    我尽量装着高兴一点，起话头前，我看着天上的太阳，又看着她。她没时间搭理我，只顾盯着手机又是皱眉，又是傻笑，手指不停地按呀按的。因为怀孕，她显得年轻有活力了，瓜子脸比以前浑圆，红润润的。她也不画眉毛了，原来剪掉的眉毛长了出来，有些粗黑，但也比画上去的好看，至少是有人情味的。不像画的，一边一根直杠杠，硬邦邦的，似乎有很沉的分量，像那个塑料饼子，给你一下子，擦活络油也不顶事，半个月后都还是疼的。不只是肚子，怀孕让她整个人都变得圆润柔和了，在这一点上，事情正在变得跟我想象的一样，似乎她肚子里的孩子，我的孙子，也是知道我心思的。孙子通过她的脸，显现出和风细雨的气象来，都会宽我的心了。我想得失了神，忍不住笑出声来，根本没发现他已来到我们身边。

    “你笑什么。”他直戳戳地问。

    “出太阳了，”我的脑子慌忙转换，回到起个话头跟她说话的时侯，我说：“一出太阳，我的头就不那么晕了。”

    他塞给我一个白胶袋，里面有我的病历本和几瓶药。他拉着她的手，出了医院，很快就走到红绿灯那儿，我紧走几步跟过去。走在他们身后，穿过一个到处都长着榕树的小区，又来到一个红绿灯前，他们都走过去了，回头见我又落下一截，才停在路边等我。我又紧走几步，在红灯变成黄灯，又要变成绿灯时来到他们身边。我一天比一天老了，不只是头晕和耳聋，我觉得浑身不得劲，做什么都使不上力。我连一个大肚子孕妇都赶不上，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好在她也走累了，速度慢下来，使我赶得上他们的步子，三个人走成一排，沿着一条两边也长满榕树的公路往前走。

    一路上，我好几次抬头看着他，看了又不说话。他应该能明白我的心思，生病的是我，看医生的也是我，我想知道医生都跟他是怎么说的。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只顾跟她说话，反倒是她还回看了我几眼。我不想直接问，怕冒犯到他，也怕他以为给我点好处，我就开始得意了。她就要生产了，他请不了假，待会儿还要出差，她很不高兴。他告诉她没事的，离预产期还有半个月，他只去两三天就回来了。她认为这也是他无能的表现，我们一早去时她就开始数落他了。他一整天都耷拉着脸。不高兴了，他喜欢把全世界都拉下水，跟着他一起阴阳怪气的。我还担心自己高兴得太早，花他那么多的钱，以后得吃更多的苦去补偿。我不想往他心里的邪火上撞。看来我只有说点什么来引起他的注意了。这么想着，我的脑袋里突然跳出山洞两个字。我抽他们中止谈话的间歇，故意提高嗓门说：

    “那个测试室，就像我们家里的山洞一样。”

    “山洞？山洞怎么了？”他把一张木僵僵的脸对着我。

    “安静得很，”我说，“我还以为里面没得空气，要不是想着医生测试完，就能把我身体的病根找出来，我都想开门跑了。”

    “什么病根不病根的，”他烦躁地说，“你这回坚持吃袋子里的药，病自然就会好的。”

    是哦，走这么远的路，我都没把药拿出来看一看，我想等走到家里了——横竖也看不懂是什么药——他告诉我每一种药一天吃几回，一回吃几颗时再看。听他把药说得这么好，我就顺手掏一瓶出来，发现不过是丹参片而已，再把其他几瓶掏出来看，还是丹参片，我的心一下就沉下去。我不识字，但在家里看医生时，他们每次给我开的都是丹参片，这几个字的形状我还是能分辨得出来的，再说，盒子上有两颗药，一颗压着一颗的样子，我也能记得清清楚楚。

    “啊白！”我难掩失望和愤怒。我说：“这有鬼用，跟家里的医生开的一样，我都不知吃多少瓶了。”

    “那是你没坚持吃，”他也有些火了，“都给你说了，要坚持吃，不停地吃，你的病才会好。丹参片是活血化瘀、舒筋通络、理气止痛的，你头晕是因为人年纪大了，血管细，头上供血不足，只要一直吃这个药就没事了。”

    “耳朵呢？”我无法相信他的话，“也是吃这个？”

    “耳朵就没办法了，”他说，“你这个是神经性耳聋，治不好的，只能以后给你买一个助听器。”

    我不想再走了，走不动，身子一下沉了许多。我们已走到一个叫华丽环岛的地方，我记得这里，路中央有一个种满花草的圆形花坛，路沿着花坛转。路边有一个小区，广场上的喷泉边有许多大理石条凳，我走过去坐下来。我说：“我走不动了，

    我要歇一下。”他们知道这已属我的日常活动范围，我是能自己找路回去的。她只顾往前走，他回头交代我：

    “我要去出差，家里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我装没听见，佝头看着地上。我坐了很久，还是没力气起身回去，心凉得很，总感到有个冰锥子在胸口里这里锥一下，那里扎一下。在这样的大医院，测试了，化验了，又有这么好的医生，一定是能把我的病根找出来的。他只是不想花钱，才故意这么说，还随便开些丹参片来糊弄我，一点良心都没有。思前想后，我觉得自己大老远的跑来深圳，就是为找这样那样的罪受，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给医生说，听力是从五年前开始下降的，这一点没错；头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就记不大清楚了，总之要比听力下降早。那一年进入数九天后，我的头就开始晕，严重的时候，像有个铁球在两边太阳穴间晃，铁球晃到哪边，我的身子就跟着歪向哪边，走不稳路。还以为自己是感冒了，吃了包头痛粉，我就去睡觉，一连睡两天，都不见好转。第三天才勉强走得动，去到镇上看医生，说是重感冒，继续给我开了些感冒药，但作用不大。我比医生说的加了一倍的剂量，也不见好转，还不如一天一天的躺在床上休息。不花那个冤枉钱，也是能慢慢恢复的。仅是一阵一阵发作时，一天的时间，我躺个大半天，后来晕得没完没了时，我一趟就是好几天，躺得自个儿都害怕起来。家里的三间木板瓦房，就住我一个人，平时就够冷清的，我连着几天躺下后，更是烟消火了的，像座空房子。哪天我要是死了，都在地下找着自己的丈夫了，只要尸体不发臭，也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频繁地去镇上看医生的，他们给我开的是丹参片，吃了几次都没有效果，我就不再相信镇上的医生；又开始频繁地坐中巴去六盘水城里，找大一点的医院的医生看，他们给我开的还是丹参片，我都不想吃了，但他们给了我个理由，说我的病跟血压有关。有这么个说头，我才继续吃，但也是白花钱，吃不吃，头该晕还晕。除了在床上躺着睡觉，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他肯定就是听到这些传言后，怕我会在家里死去，这才托人给我带话，问我要不要搬到深圳来跟他住。他的一个同事回家过年——他来深圳的十几年，总共回家不到三次——春节后顺便带我坐飞机来。

    一把年纪，还要离乡背井的讨生活，我打心里是不愿意的，可留在家里生活更是没有着落，我靠不着任何人，只能去投奔他了；再说，深圳的医院总比家里的要好吧。我是十八岁那年跟丈夫结婚的，二十岁生了大女儿，此后每隔三年生一个，生了大儿子、二女儿和小儿子。说起来我还是过过几天好日子的。小儿子出生前，丈夫一直在乡中心小学教书。工资不高，但那个年代，我们算过得不错的了。后来他被抽调到区里的农机站去工作，还参加县里的考察团，到海南去参观学习过呢。也就是从海南回来后，他的脑子出了点问题，说是什么精神分裂症，也没听说哪里痛，就是说胡话，怕见生人，以为全天下人都会害他，想要他的命。小儿子四岁时，他好了一阵子。村里以为他没事了，安排他在离家最近的一所乡村小学教书，可不到半年，旧病就复发了，此后十几年再没踏出家门半步。

    病好一点的时候，他躺在火塘边的一条长条椅上抽烟，不停地把口痰带着烟气吐到火塘的灰烬里。严重的时候，他躺在床上，把口痰直接吐到卧室的板壁上，干了又吐，吐了又干，板壁上敷了一层蛋黄的污迹，散发出浓烈的腥臭味。开始那几年，熏得我整晚睡不着觉。他倒下后，为抚养几个孩子上学，我跟着村里的年轻人，到后山上的炼锌厂干活，当卸货工；卸生煤、锌矿和炼锌用的炉罐。没活做时，就把锌厂丢弃的炉渣背到小溪里淘洗，筛选出细小的锌粒，积存起来，卖给前来收锌的外地人。这些全都是我的身体难以承受的体力活。那时我的心脏不知怎么也出了点问题，睡不好的时候，常会没来由地发一阵心绞痛。还等不到我适应板壁上的腥臭味，丈夫就死了，我和我们家的好日子就算到头了。

    大女儿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回家，为的是帮我操持家务，但女大不中留，不到两年，她就找个人结婚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都用来为她添置嫁妆。大女儿命不好，嫁过去后，肚子一直没空过，连续生五个女孩，都不能为人家添一个男丁。她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她终于生一个男孩，却因来家里打止痛针的医生用错药物，一针就把她打死了。连续两个亲人的离世，让我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们家日子还过得去时，亲戚朋友常来走动，一旦落难，半个人影子都见不着。有时，为给丈夫买一口药吃，我把所有的亲戚都走遍，也借不到半分钱。他死后一年了，我都缓不过来气，心里堵得慌，大女儿再一死，我心里的气就变成莫名的怒火，总觉得他们的离开，不是这样的理由，就有那样的理由，多少都跟身边的人有点关系；他们中的某一个，在重要关头伸一把手，他们就不会死了，至少也不会一死就是两个。做人不能是这个样子的，就像要讨个什么说法，人家不搭理我也不行，我自己能找到理由，跟这个吵完，又跟那个吵，吵得他们见到我就远远躲开，自然也就不敢来我们家走动。大儿子分出去后，有好几年里，家里就小女儿跟我，两个人冷冷清清的过日子。小女儿没读完小学就回家，也说要帮我做事，但她后来也生我的气了。她出嫁的时候，我已拿不出半分钱来为她陪嫁，她在丈夫家抬不起头来，越是这样，她就越生我的气，几乎不会回来看我一眼。说起我的大儿子，他也没读完初中，也是说回来帮我做事的；他跟着一帮人去安顺贩卖茶叶，刚开始还是赚到点钱的，但我还没享用着几分，等他把老婆娶进门时，就想都不用想了。他那个老婆，抠门，小气，不讲情理。进门几年都不能给我们家添一男半女，我也看不惯她好吃懒做的德性，跟我吵架时，我就骂她是绝母狗，就是不会生产的狗，她气得跟我厮打，骑在我身上，用粪水泼我。我的大儿子在一边看着，半句话都不敢说。

    我是说，我只有远走他乡这一条路了，小儿子才是我勉可依赖的人。刚开始那阵子，我所看到的，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到的那一天，他的同事从机场打的把我送到他住的地方，他们俩笑眯眯地站在门前等我。见到我的时候，他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直接提到客厅的另一端，为我准备好的那一间房里。才出来跟他的同事说话，安排我们去吃饭。她呢，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叫了我一声妈——也是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声——我心里暖和和的。这一声喊，我的心就掉在深圳的地上，不觉得它有多陌生了。我有落脚的地方，有儿子，有媳妇，她还喊我妈，怎么能不开心呢；这样一来，我就等于在深圳有一个完整的家了。

    只可惜，好景不长，原因都在我，怨不得别人半句，是我自己没法融入这个家里。我来到后，他们怕我不会使用煤气灶，说不安全，就买电磁炉给我用，可我记性不好，就算在客厅里没事干坐着，我也常会忘记电磁炉上还烧着锅。如果烧的是水，锅底会噼啪炸响，水珠子在锅底乱跳；要烧的是菜，就会有浓烟从厨房一阵一阵的飘出来，吓得她——家里多数时候都只有我和她两人——哇哇喊叫。她把这些告诉他后，两人一分析，觉得不让我使用煤气灶真的太高明了。由此想来，他们还发现我，其他厨房电器比如微波炉、油烟机等，我也不会用。不只是她心爱的汤勺，还有其他的塑胶厨具，不出半月，就让我全放在消毒柜里化成了塑料饼子。

    我知道她心里不满，一开始时，她还能看在他的份上，隐忍着，心有怨气，也不轻易发泄出来。她是河南人，喜欢吃面食。我尝试着给她做了几顿，也是面食，但不是酸的，就是麻辣的，她连闻都不闻。看到食物里有头发或其他没洗干净的东西，不管我是否正在食用，不征求我的同意，她就会全部抬去倒在垃圾桶里。我知道，不出一年，在她心里，我也是个肮脏的、毫无用处的、十足的废物。他不说，但应该也是这么想的。来深圳后，也许是气候的原因，我的头就没在家里那么晕了，但发作的时候，也是要卧床休息一下的，这时就得让她来侍候我。一个老人，突然跑到家里来，吃你的，喝你的；那么陌生，没有感情，整天脏兮兮地躺着让你侍候，她脾气再好，也是有碎言碎语的，我听不懂，但我能在她的脸上看到。

    我和她的关系，是他们因买房子的事情，吵得撕破脸皮时，才连带着慢慢闹僵的。她怨他不能给她买一套房子，哪怕再小的都可以。她说，没有房子，她的心是漂的，没有一点安全感，对今后的生活一点信心都没有。我是这时才知道，他所谓的来深圳跟同学创业，完全就没那回事，我是说他们完全搞砸了，不但没赚到钱，还把老本都亏光了。他太骄傲，不想回到老家去，觉得太丢人，就应聘到一家贸易公司，从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做起，现在已当上市场部经理，主要负责建材采购这一块。她说他，通过他牵线搭桥卖出去的钢筋水泥，都不知建起多少高楼大厦，但他自己却买不起一套房子，完全不似家里传说的那么光鲜亮丽。他是有能力的人，一开始她对他还有所指望，眼见着楼价越涨越高，他一月万儿八千的工资，我们一家子吃喝下来，也剩不下什么。她的脸一天天冷下来，但她还是忍着，她以为凭自己的力量，他们也是能买得起房子的。她的哥哥，我见过那个暴发户，就是她哥哥引她入行的，但她比哥哥晚了十余年。他给我说，她哥哥抓住市场机遇，楼价低，融资又便利的时候，屯了几套房子，十年后一转手，就成了千万富翁。但这样的机遇再未出现过，就算有，她也从未抓到过。她们公司的店铺纷纷关闭，身边的同事许多都已转行。

    除了房屋中介，她对其他工作没兴趣，也做不来。她固执地坚守在岗位上，一天天变得暴戾起来，回到家就拿他出气，嫌他没有出息。随便一点小事，都能引爆家庭战争。他是能理解她的，也是能忍受的。但她不能把她们家的人都拉进来一起对付他。尤其她的哥哥，还是那个暴发户，带来几个人，逼他跟她离婚，说他妹妹还小，让他不要把她的一辈子耽误了。他没有理她们，他一句话都不说他们都不肯放过他，要不是我以命相逼，他们就要动手打他了。

    她不跟我吵，把对我的气，都撒在儿子身上。她只是这样问过我，说谁家父母都会帮助儿女买房，我却半分钱拿不出来，怎么还好意思住在这里，让她养着我？我说不是你养着我，我又不是没儿子。她又说，你的儿子在哪里？家里那个吗？他老婆都要把你打死了，他还屁都不吭一声；深圳这个吗？你以为他对你很好？他巴不得你早点死了，免得连累他。我不相信她说的这些鬼话，那个时候，我们的关系僵到几乎都不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她说我经常不洗澡，不讲卫生，浑身臭烘烘的；吃饭嘴巴还会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影响她的食欲。我都这样吃一辈子了，再怎么注意，都会有疏忽的时候。其实，经她这样一说，我也很恨自己的，关不住口风，一吃饭，又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我后来这才想清楚，我真的是老了，神经和肌肉都不听我的话了。就是说很多事情并非出自我的本愿，我真的只是控制不住自己。

    这样一来，儿子对我的好脾气就被她慢慢耗光了。他在外面奔波劳累，回家还要在后院四处灭火，心里哪有不窝火的。他这人，阴冷、沉默，做事极端，只因为我是他母亲，才不会轻易发作，但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不再为我添置衣服，卖水果吃，他们饭后去散步时，也不会再让我跟着。以前还三五百的给我钱使，现在最多给一百。一次，我在路下的一个涵洞里，遇到几个头发红红的年轻男孩，叼着烟，围在一起玩色子。他们的手法并不快，再怎么转换，我还是能分辨得出来，色子合在哪一个碗下。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老头，一会儿就赢几百块。我犹豫再三，下五十的注，输了，又下五十，又输了。我回家不敢言语半声，但他还是知道了，是他的一个熟人经过看到告诉他的。从那时起，她不再给我半分钱，他也没给超过一百过。

    他要常在家，也没什么不好，但他要是出差去了，十天半月的，一百块怎么够呢。他以为我只是头晕和耳聋，刚来那阵子，我右耳还是好好的，他带我去社区门诊看过几次医生。医生对我的耳朵束手无策，他也就不怎么放在心上。他并不注意，医生每次开给我吃头晕的，都是丹参片，一出诊所，我顺手就丢到垃圾桶里。他要问了，我就说，好的的（点点）了，他信以为真，就说以后你自己拿空瓶子去，让医生照着给你开。从此一直到她怀孕期间，我的病情加重，头晕得根本没法照顾她时，他都没再过问过。他甚至都不知道，我还有风湿病呢，我的老寒腿，天气一变就发作。我睡在客厅那一头，不停擦活络油，贴虎骨膏，也会疼得妈呀妈呀的喊。我跟她吃不到一块去，我得自己买菜做饭，我要买活络油、虎骨膏、感冒药，时不时还得买些七零八碎的东西，一百块怎么够呢。

    我一直不说，随着他，看他什么时候良心发现。我一直没等到那个时候，就只好自己想办法了。我这么大年纪，什么困难没经过呢。我是老见几个清洁工在楼道里吵架后，才知道，就算在人生地不熟的深圳，我也并非无路可走。他们吵，为的都是捡垃圾的事。我以为，大家都抢着干活，是好事，为什么要吵呢，问清楚才明白，垃圾是可以卖钱的，小区对面，就是垃圾转运站那里，就有人定时定点收购。第二天开始，我就不再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清洁工五点上班，我就四点起床，在楼层上下走动，把能卖钱的垃圾全捡到随手提着的蛇皮袋里，晚上再悄悄拿去卖，一月下来，也有四五百块。清洁工们过两三月才发现是怎么回事，他们相互不再吵了，他们跑来跟我吵，堵在我们门口，指着我乱骂一通，说我抢了他们的饭碗。他们说搞卫生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完全靠捡垃圾贴补家用，我害得他们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吵架的事情发生在他们都不在家的时候，我做了让步，答应不再在小区里捡，我到外面去捡。小区方圆两三公里的地方，我哪一条路都走过，不进别的小区，就沿着路走，也能捡到不少矿泉水瓶和易拉罐。外面不如在小区里捡破旧的铁锅、铁盆、家用电器什么的值钱，但一月已有三四百块，也是勉强够我花销的。但这个营生不出半年就被她断了，我在路上捡一个被风吹着跑的空瓶子时，正好撞见她带客户去看房子。她轮我一眼，回去就告诉他，不知怎么的，他们连我跟清洁工吵架的事都知道，说我丢他们的人，他们都不好意思出门见人了。还挖苦我，说我有本事得很，都能在深圳赚钱了，既然这样，干脆搬出去自己住，他们眼不见心不烦，也没人再戳他们的脊梁骨。

    “你们不给我钱，”我说，“我不捡哪来的钱用。”

    “给你钱，”她说，“你赢几百万跑掉怎么办？”

    看看，他们是怎么串通一气来对付我的。我就是这时候产生了回老家去的念头。回去守着家里那几亩土地，生活再难，也比在这里当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强。他们再反对，我仍坚持捡半年多的垃圾，钱都存了起来，打算卖车票自己走呢。我们村有一个哑巴，她在镇上坐火车，说要去六盘水，却被拉到几千里外的贵阳，没钱再坐回来，只得一路讨吃的，走了几个月才回到家里。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哑巴吗。

    存够一千块钱的时候，没打一声招呼，等他们都上班去了，我就收拾好自己的衣服，用捡垃圾的蛇皮袋装着出了门。为了省钱，我打算走到火车站去，可深圳的路很怪，哪一个路口都差不多，出了捡垃圾的范围，我就开始迷路，问这个问那个，按照人家指的方向往前走一阵子，我发现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一直到天黑，也没见着火车站的影子。正好经过一个路桥下，那里很少有车辆和行人经过，安静得很。有几个人，男男女女都有，年纪也跟我差不多，睡在几棵榕树下。他们中，有两个能听懂我说的话，还分给我一块发霉了的面包吃，跟我有一茬没一茬的说话。说得投缘时，我就不想再走了，想跟他们睡一晚，明天起来再说。后半夜天气凉下来，有一个人还分给我被子盖呢。来深圳后，除了儿子，我还没遇见到一个会说家乡话的人。我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把他们怎么对我不好全都说出来，说我一天也不想跟他们过了，我要回家，但找了大半天，也不知道火车站在哪里。他们就笑我笨，说你不会打的吗，只要给司机钱，你要去哪里都可以。“你的火车票买好了没？不要误了车哦。”有一个问。“不是还没找到火车站嘛。”我说。想着明天还要赶路，我就不再跟他们多说，一个人歪到一边去继续睡，一直睡到第二天太阳都出来才醒来，发现老乡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身走了，被子都没带，全留在路桥下的草丛中。

    我走到路边去，打算买几个包子吃，再打的到火车站，这才发现我已经身无分文了。不用多想，我知道，一定他们等我睡着的时候，把我的钱全拿走了。我蹲在路边哭起来。家是肯定回不去的，我连怎么付人家的包子钱都不知道。我接过后，就拿起一个咬了一口。我昨天走那么多路，饭没吃一口，水没喝一口，饿得实在不行了。把卖包子的老板吓一跳，以为我是想赖账呢。我就把自己要回家以及丢钱的事告诉他，也不知道他听懂没有。老板把我让到店里坐着，又给我两个包子。我都还没吃完，就有警察来到我身边，问我住在什么地方了。警察反复问了几次，才终于弄明白我说的是哪一个小区，直接开车把我送了回来。

    我的儿子，他一直拉着警察的手说感谢，说昨晚找了我一晚上。等警察走后，却对我大喊大叫，眉毛横着，眼睛鼓着，那个凶样，我要不是他的娘老子，说不定他还会打我一顿呢。他怎么问，我都没告诉他怎么回事，这一点我还是明白的，说了对我没有一点好处，只会使他们更讨厌我。我去到房间里，关上门睡在床上，但怎么也睡不着，眼泪一直流个不停。他几次扑到我身边，想打我的样子，还真有点吓人。尤其他的眼神，冷冷的，像玻璃的反光，我们家的人，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光看人一眼，就能让你的身子凉个半截，就像他根本就不是我生的一样；他为什么一出门就不回老家去呢，不仅仅是他的骄傲，而是他跟我们一家人都不亲。

    他从出生到小学毕业，我们一家人的心思都在那个病人身上。他的初中、高中、大学都是住在学校，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还没同学的多，出了社会，我们就更见不到他的人影了。这里面还有些曲里拐弯的事情，他现在所拥有的，完全是靠他个人的能力得来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没人帮过一把手。上高二之前，他哥哥做生意，赚到的钱还能供给他一点，等他哥哥结了婚，半分钱也不给他后，我们就不知道他是怎么读完高中和大学的了。人家告诉我，说他们高中的几个同学分工协作，几个去林木众多的地方找木材，几个去煤矿跑销路，还赚了不少的钱。我没见过半分，读大学也不是万儿八千就能读下来的，所以至今我都不太相信。他对我们全家人都是有怨气的，包括死掉那两个，想来，你还能要求他对我们有多好呢。不过，村里人喜欢谈论他，把他当个人物，在组织部门上班时，说他跳了龙门，光宗耀祖；出来创业——没有人知道他们一败涂地的事情——说他是风光潇洒的大老板，是村里年轻人羡慕的对象。

    躺在床上时，我甚至想，他被那些不切实际的光环糊弄到了。让我来深圳，不过是怕我在家里，到处跟人吵架，得罪所有亲戚，给他丢脸，让他抬不起头来；我要是死在家里，他就更没脸见人了。他安葬了他的父亲，但在此之前，没为父亲的治疗花过一分钱，这让他背了不少的骂名。我要再一死，他那不敬不孝的名声就够臭了。死在深圳就不一样，没人看见，没人知道，更不会有人在乎。

    对他，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想不起来。在我出走这件事上，她的表现都比他要好，没说过半句添油加醋的话。进门后，他只光会骂我，而她，却在厨房给我下一晚鸡蛋面，亲自端到房间里来给我吃。晚上他们散步回来，她还塞给我一个手机，按键老大的那种老年机，告诉我里面存了他和她的号码，还示范给我看，怎么才能拨打和接听电话。这让我很是纳闷，仔细看了半天，才在她的肚子上看出点眉目——她已经怀孕了，至少已有四五个月。看来，这里面有血缘的因素。身体里多一个人，她的脑子就不是她一个人的了，还得反映身体里那一个人的心思。在家里，我早就当上奶奶和外婆了，在深圳，我现在才突然意识到我的这一身份。

    当晚，我重新把事情捋一遍。家是回不去的，留下来，我又不想当一个废物，一个什么也不会做，也处理不好与媳妇、儿子关系的废物。我吃他们的，住他们的，不能要求他们为我改变什么，我只能改变自己。凡事得往好处看，我这几十年就是这么坚持过来的。她怀孕了，行动不便，我以往的表现让他们觉得对我半分也指望不上，我得改变这一点，一个当过母亲的人，我自然会有我的办法。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就是偷偷地坚持捡垃圾，但存下的钱不是为了回家。他骂我时告诉我，深圳和老家隔着几个省，要转几次车，我一听就知道，凭我的能力，怕是一辈子都回不去的。说不定我不是死在家里，不是死在深圳，而是死在火车上。我转着弯地想，他再怎么对我不好，他总算是我生下来的，我不能对他不好。我留在深圳，多少还能看见他，都这把年纪了，他再坏，也不能把我怎么着，我自己也要忍着点，还能看他几眼呢；再说，有我在，他与死亡隔着一层，到处奔波时，自然会心安一点。家里面那两个（我都习惯了，以为家里我只有两个孩子了，大女儿死后，我也就当自己没生过她了），那么多亲戚朋友在身边，我是一点也不担心的。以前不明白，现在不会了，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我做母亲的职责。

    我存的钱都用到她的身上去了。我已了解她的饮食习惯，她每天下班回到家，常会发现我已做好饭菜等着她，不是贵州风味的酸、麻、辣，我做得比较清淡，每天保证有一荤两素，荤菜我能拿出手的，只有鸡、鱼和猪肝，有的清蒸，有的红烧，有时又用来煲汤。那些厨房电器，通过一再向她请教，我也能摆弄顺手了。我从未让她吃过隔夜的东西，吃不完的我就倒掉，要保证新鲜，在这点上，我一点都不会含糊。素菜如果他们没特别要求，我就在豆腐、土豆、红萝卜、菠菜、木耳之间换着来。手里钱多的时候，饭后我还会给她准备一点水果。我怕摸冷水，凡是要给她吃的东西，我都是用温水洗干净的。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我只要把话说慢一点，她还是能听懂我说什么的，她有没认真听我不管。她吃着我削好的水果看电视时，我在一边，把在深圳所学的知识都用上，啰啰嗦嗦地告诉她，不管在哪里吃饭，都不要挑食，要荤素搭配。当然，也不要贪食，要少吃多餐。不要吃生冷的、刺激性的食物，不要喝外面的那些饮料。在老家，我们把鸡蛋打在开水里，放点糖，搅一搅就可以喝了，城里人喜欢喝牛奶。她上班时，最好早晚都喝一杯牛奶。见她有所反应了，我又继续说，要注意多休息，钱赚多赚少都可以，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没事也不要干坐着，适当运动一下也很好的。她把眼睛从电视上转到我身上，看着我，轻轻地叹一口气。

    我做这些还是有作用的，她的身体红红白白的，胖了许多，看着更像一个孕妇了。他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表现出从未有过的阔气来，一次就给了我八百块钱，让我来安排大家的生活。他依然那么忙，她的预产期又越来越近，这时候，没得选择的是他们，包括带我去大医院看病也是这样的。许多事情都跟我预想的一样在变化，可我的身体又拖了我的后腿。前几个月，又是侍候她，又要偷偷捡垃圾，我被累着了，我发现自己右耳朵的听力也越来越差，有时候他得对着我大声喊叫，像吵架一样，我才能听清楚他说什么。头晕的程度也在加重，有时昏天黑地的，我给她煲汤的时，还在厨房摔了一跤，左手一个星期抬不起来，我都是用右手给她做饭。这事我没告诉他们，怕他们以为给我的钱，都被我看病了，那又不知该怎么数落我了。直到前几天，她下班回家，发现桌子上没有做好的饭菜，我呢，又躺在房间里，头晕得哎哟、哎哟的喊，才知道，我一直忍着，但现在实在坚持不住了。她第二天正好要去医院做产检，就给他顺便说了说我情况，他们这才带着我一起去医院的。他应该想了一个晚上，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既带我去看医生，又不多花他的钱，用几瓶丹参片就能搪塞我了。

    我在华丽环岛的大理石条凳上，腿都坐麻了，才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就目前来说，带我去看病，为的却是他们，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我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不可能照顾好他们一家三口的。他们可以对我不好，但不可能对他们自己不好，对他们的孩子不好。我以前虽也吃丹参片，但吃几天不见效果，就不想吃了，下次晕得受不了了，我又去看医生，又继续吃几天，断断续续的，从未认真听过一次医生的话。这回我就坚持吃，长期吃，一直不断地吃丹参片，如果他真的在使什么坏心眼，一旦吃不出半点效果来，他不就打了自己的嘴了吗。理着这个思路，我又反复去想他说的话，觉得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一头晕就想睡觉，尤其在老家天气寒冷时，睡得身子暖和了，头也就不那么晕了，与他转告我的大脑供血不足的道理是一样的：我睡着的时候，心脏和脑袋是平的，血不再像往上爬时那么困难，很快就能流进去；身子暖和了，血流得快，进入脑袋里的血就比站着的时候多。

    或许，只是他一贯的做法，已让我对他失去信任。想到这一层，我的心里这才开朗一点。我起身往家走，还转到小区边上的菜市场，准备带一只鸡回去，晚上继续给她煲汤。刚到菜市场门口，他就打电话来了。问我在哪里，我说买菜。他让我别买了，赶快回去。他说得很急，我车身就急忙往家赶。回家才知道，他已经出差去了，她却躺在沙发上，满头大汗，痛苦地挣扎着。一看就知道是要生了。她已打了医院的电话，让我在门口看着。我还没出门，就听见120车子的刹车声，出门时，医生已准备好担架，像救火一样冲到家里，把她放在担架上送到车里，连带我，一并拉回上午我们还在看病的医院里来。医生在车上就开始打电话安排，一路顺顺当当地把她送到了三楼的产房里。

    医生不让我跟进去，只让我在门外等着，什么地方也别去。可我等了三个多小时，等得天都黑了，等出来的是一个穿着白大褂，带着口罩，连面目都看不清的医生。医生开门让我进去，说她有事跟我商量。产房比我测试耳朵那间小房子大多了，灯光也比那里面亮，我晃眼看着她躺在中间那张白色的、一边高一边低的产床上，双腿劈开，搭在下部支楞着的两个托盘上，身上盖着一块白布，正躺在那里哭呢。我又四处看看，见不着孩子，才明白她还没生下来，她和医生都遇到问题了。她看着我，眼泪更是流得哗啦哗啦的。她给我说的时候，医生也在帮腔一再给我强调，说脐带绕着孩子的头，生不下来，要剖腹产。是她叫我进来帮她签字的。她知道我不会写字，看着她无助的眼神，我知道她并不想按照医生所说的做，她是在向我求助呢。

“幺们（年轻人们），”我说，“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非要在肚子上开一刀呢。”

    她知道，我是不会同意医生剖腹产的。我没事时也会跟她说，我生了四个孩子，我的两个女儿加起来，生了十几个孩子，没有哪一个是剖腹产的。她记住我说的话了。人的皮肉，就像一个口袋，包住骨头，包住血液，还包住精气神，你开一个口子，精气神不就跑出来了吗。我之所以这里不病就那里痛，就是我身上的口子太多了，都是我跟着村里的年轻人去山上卸各种重物时，磕磕碰碰划开的，山上的寒气都进去了，什么老寒腿、风湿心脏病、耳聋、头晕，不都跟这个有关吗。她生不出来，应该是太过紧张，担惊受怕的缘故。是头一遭，身边没有亲人，面对着几张模糊的面孔，几个只求完成工作任务，完全不考虑孕妇感受的医生，她胆怯了，提不起做母气的胆气和魄力来。

    我走近去，紧紧地拉住她的一只手。我都六十八了，不知已经历了多少生死和风雨。跟年轻人不一样，我这一身皮肉里，不只有精气神，还有抵御各种磨难的力量。我抓着她，就是要传递给她。作为女人，我们都经历过同样的生死考验，这一刻，我们的心是想通的，她也一定能感受到的。我的另一只手，还不停地为她揩拭额头上的汗水，就像我当初为自己的女儿加油打气那样。我还不停地捋她鬓角的头发，给她一个长辈所能给予的精神安慰。

    “没事的，孩子。”我说，“树上的果子，地里的庄稼，一旦成熟，自己都会掉下来，何况是一个人呢。”

    “他是你的孩子，”我继续说，“你心里什么也别想，只想着他，可以吗？”

    她看着我，使劲点一下头，不出五分钟，我就听一个医生傻乎乎地说，“开了，……看……头了。”我就冲她笑笑，继续鼓励她，不出半小时，一个医生就剪开脐带，双手把一个粉嫩嫩、皱巴巴的孩子棒起来给她看。他们让她猜是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她抽回手去，捂住脸，泪水又从指缝里流出来。

    我真的为他和她高兴，看着那个孩子，我心里也明白，他一来到世间，我就真真切切地有了用武之地。我得帮他们带孩子嘛，他们那么忙，忙着赚钱买房子；至少，在这个孩子没上小学，自己能穿衣吃饭，能到处跑，你都不用担心他的安全的时候，他们不但不会赶我回去；还会用点心在我身上，继续带我看医生，给我吃点好药，让我身体慢慢好起来，以便照顾他们的孩子健康成长。

                                                                                            2013年1月16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