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有句话，四十四，眼长剌。是指人过了四十四，眼睛长毛，只能看远的。不仅只能看远的，也只能想远的。有一天晚上失眠，坐在沙发上发呆，忽然想起一句诗，青山隐隐水迢迢。却记不起下面的三句。打开电脑百度，才知道是杜牧的《寄杨州韩绰判官》，全诗是：“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一时哑然失笑，惊得地板上的一只蟑螂撤蹄而逃。由这又想到这是中学时学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语文老师选读的课外诗。除了《寄杨州韩绰判官》外，还有其他的。老师姓杨，半秃顶，像个瓜瓢，平时不苟言笑，但教我们读杜牧诗时却笑得眼睛眯成一道缝，反复吟诵“玉人何处教吹箫”、“小红低唱我吹箫”、“自恨寻芳到已迟”等句，稀疏的几根头发在瓜瓢顶上来回摆动，状如葕藻。杨老师此景也是由“青山隐隐水迢迢”这句子连带想起来的，当时未必会深想他为何会如此费老大劲搬弄出杜牧这些诗句来干什么。那天晚上，我有点弄懂了，他其时跟我现在的年龄相仿，或许由杜牧的这些艳诗想起了年轻时的一点风流韵事，借此机会祭奠一下跑得没影了的青春。那时候的女学生没现在这样听话，偶尔泛滥起来的激情只能凭了诗歌去平息。仅此一点，也足以让我对当下的时代心存感激。老师在我这个年纪的那个时代，他的激情还是扬州的，明月下的画舫里，有会吹箫会唱《后庭花》的小红们，不到30年的时间，杨州变成了东莞，秦淮河变成了臭水河，能歌善舞的小红们变成了鸡。唯一有点可喜的是，吹箫那门手艺似乎还留着。

     还想起了一件远了的事。那是一个旧梦。30年前做的。确切的说，是28年前，那年，我16岁，初三第二学期，一个晚自习，快考中考了，都在拼命，我却睡着了。我梦见自己有一个果园，一大片，在半山腰，细竹子两相斜织着的长长的篱笆围着，种了桃树李树杏树板栗树，还有几棚葡萄。边上有个木房子，还是簇簇新的，木壁木窗，白色的，顶上盖了青瓦。

     不得不说，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梦，这么多年，像魅影相随似的，每隔一段时间，这个梦就会跳到我眼前。这两件远事儿一前一后地想起，让陷在中年的虚无主义和宿命论的泥淖中的我有了蛮多可怕的想法，很想捋出点儿头绪，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是，它们之间根本没关系。这又是中年的病，疑神疑鬼、患得患失，是陶渊明说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路数。这样一想，倒也又让我在这个夜有点深了的客厅餐桌上的电脑前又哑然失笑了，吓得另一只蟑螂撤蹄而逃。

     初三做的那个梦，三年后，我快要实现了。1989年，我18岁。那一年，我高考败北。我们班有52个人，有45个人考上了大学，我是没考上的那7个人之一。离天学校的那天，记得有点雨，当然，是晴天也难说，但我觉得有点雨更适合。我挑了满满的一担。一头是栊子。我考上县城一中时祖父特地给我做的，砍了禾坪边的一棵水桐树，花了几天才做成，又漆了黑漆，油光水抹。上学时，是母亲送我去的，那是我第一次上县城，母亲挑的栊子，母亲个子矮，栊子仍离地很近，不时磕了地。后来很多年，我都会不时想起个子矮矮的母亲挑着又高又大的栊子送我到县城上学的情景。三年过去了，我自己挑了栊子回家，栊子离地很远，我长得比母亲高一个头了。另一头是被子什么的。担子很轻，因为我把最重的那些书全丢掉了。我挑着担子走出校门。校门外即沿江路，那江即桃花江，向右一千米左右流入资江，我向右走上沿江路，河畔有很多堆得像山一样高的茅草堆，那是造纸的原料，学校的隔壁是纸厂，一年四季臭气熏天。我从纸厂的前面走过桃花江大桥，再走上资江的河堤，然后就上了船，坐船到了镇上，再坐农用车回了家。自从那次离了校门，直到今年正月初四，我才跟两个老同学重新进了校门，全变了，很难找到昔日的影子，唯教室后面的那半截山岗还在，裸露着黄土，在我记忆里，那里好像杂树生花的。那半截山岗在也是好的，在离开学校前的一个晚上，我曾挽了一个女同学的手臂走过了那片山岗，我很想吻她，如果吻的话，估计也吻得到，但还是有点怕，没吻。

     回家后，我收拾了一间偏屋住。有一年，奶奶跟母亲吵架，祖父一生气，准备跟我们分家，就盖了这间偏屋，织的篾壁，上面涂了泥巴。后来和好了，家没分成，就做了杂屋，有口仓，又放梨耙锹锄之类，还放了祖父的一副棺材。我躲在房间里，我早些年有篇文章写过这事，引了如下：

     ……

     我将自己关在房子里，不吃不喝，弟弟妹妹受母亲之命前来喊我吃饭，均被喝在了门外。几乎从上高中的第一天起，我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未来的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所以，整整三年，我是十指不沾阳春水，谁知道结果竟是这样！我已经做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决定，那就是再也不去复读了，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农民。

    将近日暮的时候，我忽然听到门被“吱呀”一声地推开了，我以为又是妹妹或弟弟前来“捣乱”了，正要发火，转头一看，原来却是祖父进来了，他手里掂着一瓶什么，放在我面前的书桌上。我一看，原来是一瓶脑乐静。

    祖父说：“脾气还没醒呀？来，吃点药，补补脑子。”一边说一边动手给我拧瓶盖。

    祖母没有生养，祖父一辈子缺人，父亲是他抱养的，但祖父视我们如同亲出，尤其是对身为长孙的我，更是抱了很大的希望，说老实话，我之所以如此失落，在很大程度上我是感到很对不起他。但那天我也许昏了头，我赌气地说：“不吃，我就是不吃！”一边说，我的手一边摊着，只听见“咣啷”一声响，祖父手里的那瓶脑乐静掉在了地上，碎成了四页八块，黑黑的药液流了一地。

    我忽然扬声痛哭起来了，这一哭就不可再收拾，像开了闸的洪水般的，一泻汪洋。祖父这时慌了手脚，他本来是俯身在地上捡拾着地上的碎片的，他木然地站在那儿，好像要劝慰我几句，但就是找不出话来。母亲他们听到我的哭声后，一起拥到了房门前，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祖父回过头来对他们说：“让他哭哭，哭出来了就好了！”

    是的，哭出来了就好了，我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声音都发嘶了，这才止住了。第二天，我就拿了一把锄头跑到后山上去开荒地了，两手的掌心都磨出了满满的血泡。

     ……

    那时，后山是茶园，齐腰高的茶树，郁郁一片，茶树是村里的，但茶园中间有条路是无主的，一大半长了蕨毛茅草，我想开了那大半边，种红薯。关于这个过程，我有个叫做《饥饿时代》的中篇小说有过详细的描绘：

      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万念俱灰，所有人的劝我全当作耳边风，横了一条心，一把火把所有的书烧了，然后肩了一把锄头上山，要把我家的责任山全挖转来，栽板栗树。虽然我是农村长大的，由于自小成绩不俗，谁都认为我将来不是种田挖土的命运，所以，家里从来不让我干农活。只一天，我的双掌就被锄头把打满密密麻麻的血泡，晚上，我用针叨穿了，辣辣的痛。但第二天，我用布条缠了手掌，照常上山了。突然，我的锄头被一双有力的手抢走了，转头一看，是卢一新，冲着我说：

    “告诉你，不是你那样挖的，应该这样挖。”

    说着，他举起锄头，越过头顶，挖下来，看似没什么劲，那锄头却没至了锄柄，老大的一块土全松动了。再一提，那块土翻了过来。又举起锄头，锄尖朝上，锄柄打下来，硬土就散了。这挖、提、打三个动作一气呵成，看上去不费吹灰之气，却顶得上我至少十下、甚至二十下。接着，他又埋头挖，只一会，床铺那么大一块地就挖转了。是我小半天的功夫。他放下锄头，脸不红，气不喘，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冲过去要抢锄头，他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天生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这双手天生就是抓锄头把的，你那双手天生就是抓笔的。用我的手去抓笔，是下错了种插错了秧；用你的手来抓锄头把，也是下错了种插错了秧。”

    我哭了，大叫道：

    “可是我的命只能拿锄头把不能拿笔啊。”

    他把锄头重重地摔在地上，说：

   “错了。学校这条路黑了，你还可以去当兵，部队除了拿枪的兵，还有拿笔的兵。”

       小说有虚构的成份，但挖土的情节却是完全真实的。只不过，我将林伯伯的事儿安在了卢一新的身上。林伯伯是我弟弟的干爹，是个篾匠，又是个庄稼好手，还喜欢打猎，我无数次跟了他在雪地里捕野兔子。那段时间，他教了我蛮多做农民的好多东西，也教会了我卷喇叭烟抽，呛得肠子肚子都吐了出来。他告诉我，我开的那些土是不适合种红薯的，先开了，把蕨毛茅草等烧了肥一下土，第二年过了春种杉树。我听了他的，第二年种了一路的杉树。遗憾的是，不久，生产队将茶园收回了，分到了各家各户，而那条路又没分到我家，那树也让人占了，每次回家我都会去看看那些树，一年年长大，后来又陆续让人砍了，唯剩了几棵，最大的有小孩腰那么粗。今年正月初一，父亲和我们兄弟两去后山上给祖父祖母的坟头拜年。拜完年后，转到我家的责任山。父亲指着几棵蛮大的杉树对我说，这几棵树他准备留了做棺材的。我依稀记得，最大的那棵就是我当年种的，树叶葳蕤，树干笔直，有凌霄之势。世事有点沧桑，前几天，母亲的生日，我打电话回去，母亲告诉我，林伯伯可能等不到双抢就会走了，瘫几个月了。挂了电话，脑子里映出了当年跟他打猎的画面，在齐膝的雪里，他肩着那条乌黑的鸟铳领着我在山头山窝里飞奔，前面是一黄一白两条猎狗。一时竟鼻孔酸酸的，要落下泪来。

     第二年，即1989年，除栽了些杉树外，我的主要工作是和老虎砍柴。这里，又得引我2010年写的一篇小文章《老虎》：

      老虎原名郭虎才，其复读多年，不第，遂于1986年断绝高考梦。我于1988年高考败北，两人惺惺相惜，引为知己，同到习家村、纽丝村砍柴数月，黑早去，黑夜回。砍柴之余，则聊天，聊如何赚钱，亦聊男女之事，甚为怡悦。后其于观音阁下开打米厂，晚则与其同眠，半年焉。1989年底，我去武汉当兵，其已定婚。1991年我探亲回家，其已结婚，并生一子，曰郭聪，但名聪人不聪，系天生智障。退伍后，我到深圳，偶尔回家一次，必与其长谈，于1995年又得一子，其境况不如人意，担金砂、砍芦柴等，貌憔悴，须发纵横，不复有笑。唯大儿郭聪呵呵自笑，令人愀然，其曾引火将其老屋九间房焚为灰烬。2008年我返家，我去找他，不在，说去板厂打工，时观音阁重修，以地利之便，其妻售香烛之类，与我泡茶后又复织毛线拖鞋，郭聪蹲地玩蚯蚓，闻小儿读书甚佳，亦堪喜。晚八点余钟，老虎至，言刚从板厂下班，黑汗湍流，闻我归，小跑而至焉，抽烟数枝，闲聊一二，面有倦容，遂归，讵料此为永别也。

       2009年五月，一友致电我，言老虎骑摩托车让一三轮车撞死。当晚，我即想写篇悼念他的小文，未果。呜呼老虎，其人也善，其命也骞，天不假时，奈何奈何！

       至今忆起，我仍然认为我跟老虎砍柴的那段岁月是我生命中的黄金时代，两个落魄的人躲在树深竹密的山里，虽然内心里也充斥着对现实的惆怅和未来的茫然，但总体来说，灵魂还是安的，越到后来，甚至越安，几乎惯看了秋月春风。但命运最后仍是让我走出了那重重叠叠的山，很多年里，我也自以为这种走出是幸运的，至少，总要比道路乖骞的老虎要强一些吧。但在写这篇文字的今夜，我却又有些怀疑了自己的这种自以为，如果当初不出来，我真的成了一个锄土挖木的农民，其幸福指数难道真的会比我像行尸走肉似地混在深圳低吗？这样一想，我似乎倒也弄懂了这段时间我为什么会连续性地想起那两件远事儿，其实，它们是有关系的，是一件事儿，在二十四桥明月夜的小红的箫声里转了一圈，内心里，最喜欢的还是青山隐隐，还是初三第二学期晚自习做的那个旧梦。张继诗说：“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也许哪一天，过了四十四岁的我，会突然逃离了这吵得耳膜发痛的深圳，回到我的故乡去，去种种当年没种成的红薯，继续栽我的杉树，下雪了，肩支鸟铳打打猎，闲了，教孩子们杜牧的诗。不过，如果孩子们问玉人何处教吹箫是怎么回事，我还真没有想起来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