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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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杨树上的叶子已经变黄,秋风吹过,有一只黄伯劳从树上飞起。那年我九岁。穿过乡卫生院幽暗的走廊,来到东边住院部一间小病房,我惊惶失措地看到病床上的父亲,脸色煞白,双目紧闭,眼角挤出两行泪。仅仅两三个小时之前,一个实习生给他注射了一针镇静剂,父亲镇静过了头,再也没有醒来。
根据当时的政策,我们一家上了城镇户口,然而生活的轴心依然围绕村庄。我用小小的脚板反复地丈量着田间的阡陌,去一口隐没于一片水田之间的水井挑水,去田间地头打猪草,去野地里放牛,去山里拾柴禾(将镰刀绑在竹竿上,将马尾松、苦槠树、枫树上的枯枝拉下来)。我们家还种着面积不大的几丘水田、几块旱地、一小片菜地。母亲每隔半个月就去乡粮油供应站购买两角四分钱一斤的定量大米。沿着时间的向度,我成年后会去城里找一份事做。当时城镇户口是个“香饽饽”,邻居老太有一次有口无心地跟人说,,想不到他爸死好了,其实她的本意是我父亲英年早逝固然可惜,但是也为我们一家带来跳出农门的契机。时至今日,我的户口还挂靠在那个我睽违已久的小镇——双溪,户口簿上的家庭住址一栏写着一个大概并不存在的门牌号码:杨仁街147号。
滚滚向前的时光之轮将少年时光轧成记忆的碎片,把我带到一所铁路子弟学校,学生绝大多数是铁路工人的子女,当中不少人将来可以毫无悬念地接父母的班。平日里别的同学都穿着藏青色的双排三扣西服领的制服,每个周末,他们凭着学生证免票乘坐南来北往的列车,回到散布于铁路沿线的家去。有时候我对一个城里孩子的家浮想联翩:在那个家里,妈妈有一副好性子,爸爸有着好爸爸应有的秉性,有担当,坚韧,乐观……。在一群身着制服的学生中间,极少数杂色衣服的学生不啻鹤群里的鸡。有个同学叫阿福,左脸上落得一块半个巴掌大的胎记,茄紫色的。他的自卑都被外在的玩世不恭掩饰起来,因此,行为举止就有些张扬。他的头发抹了发油,梳得一丝不苟。平时吊儿郎当,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咧嘴笑起来猥琐之余,有胎记的脸看去还有些狰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