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砖瓦砌的老屋，不在已很多年了。当年，爷爷带着父亲几兄弟将它盖起来时，那里便有了炊烟，有了斑驳和苔藓。老屋的窗子，是用木条搭起来的，待我长大记事，木条已经褪了色，有些被虫子蛀得满是小洞。十几年来，有张旧桌子一直摆在里屋，从未挪过位置。母亲常会取来抹布，轻轻拭去桌上的灰尘，这张桌子，也就从未脏乱过。

桌子下两个抽屉一直紧锁着，古铜边的锁头已经很旧了。长大后的某一天，父亲终于当着我的面给抽屉开了锁。抽屉里面，是一落泛黄的宣纸，光滑如旧的砚台和写满字迹的本子，嵌在木盒里的一支小楷毛笔，已开叉得不能再用了。父亲说，这是爷爷生前最不离身的四样东西，透过它们，可以窥见爷爷的一生。

爷爷去世那年，我还没有出生。对爷爷的记忆，仅仅是小时候，坐在老屋漏雨的檐下，听父亲和伯父们提起的。再大些，我喜欢和村里的长辈们交谈，常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些爷爷的往事。每逢他们提起爷爷，我内心的骄傲就难以言喻，爷爷在我心中，是长辈们口中所说的那样满腹才华，他用一手好字帮助了许多人，在乡里乡外落得了极好的名声。

爷爷最早的家在上护，陆河的一个小镇上。他很小就无依无靠，是太奶奶抚养他长大，取名“在中”。叔公（爷爷的弟弟）原姓郑，不知何故无家可归，也是太奶奶好心收养了他。那时，太奶奶家经营米铺生意，家境还算优渥，爷爷小时得以接受几年好的教育。

上世纪20年代，因生意经营不善，太奶奶家家道中落，生活一度陷入窘蹙。祸不单行，因红军白军之间打仗，爷爷所属宗族祠堂和家中房子受到无辜牵连，被大火烧为灰烬。年仅10岁的爷爷失去了唯一的家园。家园被烧后，太奶奶带着爷爷和叔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尽管历经波折，爷爷依然喜好读书写字，凭一股韧劲自学成才，成为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青年。

人逢绝境，偏偏遇到了生机。我如今的家乡横岭阁村，那时有同姓宗亲受邀到上护镇制作木雕作品，听闻爷爷一家的境遇深感同情，于是四处打听，找到爷爷一家。听来访者有意请爷爷到其家乡定居，暂度生活难关，太奶奶喜在心中。爷爷于是带着太奶奶和叔公，安家横岭阁村。

这一启程，改变的是整个家族的命运。自此，爷爷的子孙后代都生活在这个村庄里。如今村庄日日新，而故人已不在。

初到横岭阁村，生活依然过得清苦。长辈们回忆，当年家里穷到没米下锅，从集市上买回一块肥猪肉，每回炒菜，把肥猪肉放锅里来回刷油，然后盛起，等着下次下锅。一家几口挤在一张木板床上睡，夏夜里天气炎热，常常一晚上要醒来好几回。冬天身上盖的，一张被子有五十多种颜色，用手摸一摸，一块块补丁磕手得很。

有年中秋，父亲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如往年一样，拿着块烧饼去院子里“照月光”。依村里习俗，月饼（烧饼）举得高高“照一照”月亮，意味着一年的圆满祥和。照完月光回到家中，父亲把烧饼攥在手里舍不得吃，直到烧饼被摸得发黑，才拿着它去分给长辈们吃。

中秋的满月，一年一年地照着在外的游子，却把过往的日子悉数藏进它的光芒里，提醒着游子回家的路。

二

辗转多年过去，爷爷幸得下沙镇一位先生赏识，受邀到下沙镇的私塾教书。那是爷爷第一次远离养父母，只身一人出远门。

那个年代，乡下知识分子少，爷爷到了下沙镇，自然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每天教私塾的孩子们识字、写字，自己也爱上了教育，从此一做就是几十年。

后来，爷爷在朋友的举荐下，转到普宁教书。跟着他一起去普宁的，还有几个后辈。在普宁，爷爷结识了奶奶。奶奶是温良人家的女儿，平日里在家中做些女红，一双手无论是做头饰、布鞋还是刺绣都很麻利。爷爷下课回家累了，她总是一碗清粥在家守着。

在普宁教书的岁月里，爷爷的小毛笔字有了更大名气。但生活却并不如意。当时太奶奶家里依然穷得没米下锅，爷爷隔段时间就会将教书换来的稻谷打成米，托乡里人带回家去。尽管如此，生活还是常常无法接济，若是太长时间没送米回家，家里人就只得吃番薯叶应付一日三餐。

到了上世纪40年代，爷爷加入游击队，担任文职秘书。在艰苦的游击队生涯里，有些人战绩显赫，成为乡亲们心目中的英雄，而爷爷最大的收获，是结交了他平生最好的义兄弟。而这时，家中的太奶奶还带着孩子过着艰苦生活，光景一日不如一日。无奈之下，太奶奶只好带着未满10岁的孩子——大伯和二伯，端着饭盆，过上了乞讨生活。

乞讨的岁月，似未结痂的伤痕，今时今日仍旧不能触碰，一旦提及便流一把辛酸泪。那个时候，只有地主家里才有充裕的粮食，有些地主心善，常用米饭救济穷人，可有些地主家中养了恶狗，见人讨饭便放恶狗咬人。恶狗每往身上扑，年幼的大伯二伯都吓得直哭。“遇到好心人，饭菜多得撑坏了肚子。若是没讨到饭，便只好下田捉生泥鳅吃。”这个画面，大伯每有说起总会哽咽。在大伯的记忆中，有回讨饭经过太奶奶娘家，太奶奶先要找个草堆把讨饭的盆藏好，才敢进村看望自己的母亲。

1948年，太奶奶去世。二伯曾与我讲述这一情景。那年二伯才6岁。太奶奶去世前一晚，带着大伯和二伯在一个屋里睡觉。天微微亮，太奶奶已经没有了呼吸，大伯告诉二伯：“奶奶去世了。”二伯哭喊着：“奶奶还在，奶奶还在。奶奶我饿了，您起来给我做饭吃。”任他拼命摇晃，太奶奶怎么也醒不过来。二伯只好擦干泪眼，望了望阁楼里吊着的竹篮，“里面什么吃的也没有，只有一小碟腌制的咸菜。”二伯回忆着。

太奶奶去世的消息，随着一纸家书传到了爷爷耳边。听闻母亲去世，爷爷立即告假回家料理家事。待一切料理妥当，家中惨淡的光景、眼含热泪的孩子让爷爷再也挪不开脚步，而此时，他所在的游击队也转移了阵地。他于是留在家中，扛起照顾一家人的担子。

返乡时节正值解放初期，逢乡下实行土地改革制度。爷爷错失政策良机，只好放下手中的笔，从此告别教书生涯，开始了下田耕作的日子。在村里，爷爷每天过着早出晚归的生活，赶上夏日，太阳再猛烈都不愿意停下歇歇。那时候，爷爷逢人便乐滋滋地说：“种田好，种田好”。辛苦种的田，有时好不容易结了番薯，没长好就被人挖走了，有人叫爷爷哪天悄悄蹲在后山看个究竟。爷爷却总说：“要不是更穷的人家饿到没办法，也不会来挖我地里的红薯充饥。”从小受太奶奶影响，爷爷有着悲悯的心性，自己身处难处，依然要去帮助受难之人。

三

老屋后的柿子树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在他乡时，饮他乡水，听他乡音，心中念念不忘家中的番薯汤，糙米羹。而今回到家乡，眼见着家里依旧满目苍凉，爷爷不禁悲从中来。

一家人总要看天时吃饭。若是天气恶劣，家中老小寝食难安，生怕风稍大些，把破旧的屋顶掀开。

村里二十几户人家，人情往来走的都是一条坑坑洼洼的黄土铺成的小路，若是遇到下雨天，非得穿着雨鞋出门不可。我还记得我出生的那间老屋，一眼所能看见的，就是黄土砖和灰白瓦，粗壮的木头房梁，撑起了四四方方的屋子，和露天的天井一起，构成一幅古老的画框。那时的“茅房”，搭在老屋旁的空地上，紧挨着大山，一到晚上，山上的树叶被凉风吹得“嗖嗖嗖”响，和着虫子不规律的叫声，直叫人感到寒颤。老屋旁是一间破旧的、结满蜘蛛网的柴屋，一家老小常年上山拾掇干柴堆到柴屋里，一年到头的柴火便有了着落。

这座房屋，是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爷爷带着父亲兄弟几人，用锄头一日一日地铲净地里的野草，一砖一瓦盖起的。1970年农历二月初七，是新屋落成的日子，这一天，爷爷愁容满面——一家几口已有十多天没米下锅了。他只好走路去镇上买回几包干菜叶，和着家里种的薯番薯打成的粉，加上一点点米，熬成粥给一家人喝。

那时，家中主要靠爷爷和伯父们挣工分、分口粮来过日子。农人以传统的车牛犁地，用沟渠里的粪便做肥料。爷爷继续着前些年早出晚归耕田作业的日子，天还没亮就得跟着生产队一起挖地种田。有一年，由于年前天气恶劣，生产队种的番薯多半死于冬霜，爷爷的眉头再度紧锁起来。

“孩子，该起来了，昨晚爸爸一夜没有合眼。”早晨，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屋内，见二伯还在贪睡，爷爷在床沿上坐下。

“怎么了？爸。”二伯一刻不敢怠慢。

“队里的稻谷和番薯全被霜冻坏，家里分不到粮食，这一家人的饭可如何是好啊？”爷爷一声叹息，走出房门。

这个片段，是从二伯口中知道的。“那时候，我和大哥衣不蔽体过日子，路上遇到有钱人养的鹅都要让三分，生怕不小心踩到它。”回忆起这段过往，二伯热泪盈眶。

人穷志不短，这是我从小就从父母口中听到的一句话。尽管受尽穷苦沧桑，但也许正是这段苦难经历，让爷爷的为人，在外人眼里更多了些光鲜。

那是一个酷暑天。爷爷的身影，晃动在那条通往乡镇的泥路上，一双磨得发白的解放鞋与地面的泥沙摩擦出“沙沙沙”的声音。他头戴一顶草帽，挑着箩筐，顶着大太阳，将家乡一个生意人做好的陶瓷制品挑到集市上的一家铺头去，从中赚取一些辛苦钱。他每天重复这样的劳作，待到月底结账时，对方多给爷爷结了一部分钱，爷爷算盘打得好，如实将情况告知，免去对方损失。

大伯二伯有织席子的手艺，县城有个生意人提出向爷爷收购席子的想法，这么好的行当爷爷自然是欣然允诺。他在家中种了成片的席草，席草长好后割回家中，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做开了。那时候，一条席子能卖三毛钱，兄弟俩人一晚上可以织成一条席子。有一回，爷爷将织好的九条席子，走路送到县城，不料这个生意人给他多算了一条席子的钱。待到发现时，爷爷已经离开很远了，但他的双脚，还是踏上了那段去时的路。路，很长很长，天渐黑了下来，待到晚上，爷爷才把多取的钱送还给对方。自此以后，这位生意人对铺头的人说：“日后凡是在中先生子孙送来的席子，咱们不用检查，照着付钱就行了。”

就这样，爷爷正直为人的好名声传遍了乡里乡外。因他的好名声来找他的生意人也渐渐多了起来，饥荒的日子暂时得以饱足。

四

爷爷对文化的推崇，在他重回家乡、褶子渐渐爬上双手的后半生，依然不变。他贫穷度过了半生，直到人们不再在村口的竹林里采摘嫩笋，用来下锅饱腹，他才知道，乡亲们已慢慢过上了好日子。

不再是饥不择食的年代，文化在家乡得到更高的重视。在文人稀缺的时代，文笔能当枪，知识分子无论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乡民们认为，村里有了文化人，就不怕外人欺负，有了爷爷，全村的腰板都挺得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