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
砖瓦砌的老屋,不在已很多年了。当年,爷爷带着父亲几兄弟将它盖起来时,那里便有了炊烟,有了斑驳和苔藓。老屋的窗子,是用木条搭起来的,待我长大记事,木条已经褪了色,有些被虫子蛀得满是小洞。十几年来,有张旧桌子一直摆在里屋,从未挪过位置。母亲常会取来抹布,轻轻拭去桌上的灰尘,这张桌子,也就从未脏乱过。
桌子下两个抽屉一直紧锁着,古铜边的锁头已经很旧了。长大后的某一天,父亲终于当着我的面给抽屉开了锁。抽屉里面,是一落泛黄的宣纸,光滑如旧的砚台和写满字迹的本子,嵌在木盒里的一支小楷毛笔,已开叉得不能再用了。父亲说,这是爷爷生前最不离身的四样东西,透过它们,可以窥见爷爷的一生。
爷爷去世那年,我还没有出生。对爷爷的记忆,仅仅是小时候,坐在老屋漏雨的檐下,听父亲和伯父们提起的。再大些,我喜欢和村里的长辈们交谈,常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些爷爷的往事。每逢他们提起爷爷,我内心的骄傲就难以言喻,爷爷在我心中,是长辈们口中所说的那样满腹才华,他用一手好字帮助了许多人,在乡里乡外落得了极好的名声。
爷爷最早的家在上护,陆河的一个小镇上。他很小就无依无靠,是太奶奶抚养他长大,取名“在中”。叔公(爷爷的弟弟)原姓郑,不知何故无家可归,也是太奶奶好心收养了他。那时,太奶奶家经营米铺生意,家境尚可,爷爷小时得以接受几年好的教育。
上世纪20年代,因生意经营不善,太奶奶家家道中落,生活一度陷入窘蹙。祸不单行,因红军白军之间打仗,爷爷所属宗族祠堂和家中房子受到无辜牵连,被白军一把大火烧为灰烬。年仅10岁的爷爷失去了唯一的家园。家园被烧后,太奶奶带着爷爷和叔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尽管历经波折,爷爷依然喜好读书写字,凭一股韧劲自学成才,成为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青年。
人逢绝境,偏偏遇到了生机。我如今的家乡横岭阁村,那时有同姓宗亲受邀到上护镇制作木雕作品,听闻爷爷一家的境遇深感同情,于是四处打听,找到爷爷一家。听来访者有意请爷爷到其家乡定居,暂度生活难关,太奶奶喜在心中。爷爷于是带着太奶奶和叔公,安家横岭阁村。
这一启程,改变的是整个家族的命运。自此,爷爷的子孙后代都生活在这个村庄里。如今村庄日日新,而故人已不在。
初到横岭阁村,生活依然过得清苦。长辈们回忆,当年家里穷到没米下锅,从集市上买回一块肥猪肉,每回炒菜,把肥猪肉放锅里来回刷油,然后盛起,等着下次下锅。一家几口挤在一张木板床上睡,夏夜里天气炎热,常常一晚上要醒来好几回。冬天身上盖的,一张被子有五十多种颜色,用手摸一摸,一块块补丁硌手得很。
有年中秋,父亲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如往年一样,拿着块烧饼去院子里“照月光”。依村里习俗,月饼(烧饼)举得高高“照一照”月亮,意味着一年的圆满祥和。照完月光回到家中,父亲把烧饼攥在手里舍不得吃,直到烧饼被摸得发黑,才拿着它去分给长辈们吃。
中秋的满月,一年一年地照着在外的游子,却把过往的日子悉数藏进它的光芒里,提醒着游子回家的路。
二
辗转多年过去,爷爷幸得下沙镇一位先生赏识,受邀到下沙镇的私塾教书。那是爷爷第一次远离养父母,只身一人出远门。
那个年代,乡下知识分子少,爷爷到了下沙镇,自然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每天教私塾的孩子们识字、写字,自己也爱上了教育,从此一做就是几十年。
后来,爷爷在朋友的举荐下,转到普宁教书。跟着他一起去普宁的,还有几个后辈。在普宁,爷爷结识了奶奶。奶奶是温良人家的女儿,平日里在家中做些女红,一双手无论是做头饰、布鞋还是刺绣都很麻利。爷爷下课回家累了,她总是一碗清粥在家守着。
在普宁教书的岁月里,爷爷的小毛笔字有了更大名气。但生活却并不如意。当时太奶奶家里依然穷得没米下锅,爷爷隔段时间就会将教书换来的稻谷打成米,托乡里人带回家去。尽管如此,生活还是常常无法接济,若是太长时间没送米回家,家里人就只得吃番薯叶应付一日三餐。
到了上世纪40年代,爷爷加入游击队,担任文职秘书。在艰苦的游击队生涯里,有些人战绩显赫,成为乡亲们心目中的英雄,而爷爷最大的收获,是结交了他平生最好的义兄弟。而这时,家中的太奶奶还带着孩子过着艰苦生活,光景一日不如一日。无奈之下,太奶奶只好带着未满10岁的孩子——大伯和二伯,端着饭盆,过上了乞讨生活。
乞讨的岁月,似未结痂的伤痕,今时今日仍旧不能触碰,一旦提及便流一把辛酸泪。那个时候,只有地主家里才有充裕的粮食,有些地主心善,常用米饭救济穷人,可有些地主家中养了恶狗,见人讨饭便放恶狗咬人。恶狗每往身上扑,年幼的大伯二伯都吓得直哭。“遇到好心人,饭菜多得撑坏了肚子。若是没讨到饭,便只好下田捉生泥鳅吃。”这个画面,大伯每有说起总会哽咽。在大伯的记忆中,有回讨饭经过太奶奶娘家,太奶奶先要找个草堆把讨饭的盆藏好,才敢进村看望自己的母亲。
1948年,太奶奶去世。二伯曾与我讲述这一情景。那年二伯才6岁。太奶奶去世前一晚,带着大伯和二伯在一个屋里睡觉。天微微亮,太奶奶已经没有了呼吸,大伯告诉二伯:“奶奶去世了。”二伯哭喊着:“奶奶还在,奶奶还在。奶奶我饿了,您起来给我做饭吃。”任他拼命摇晃,太奶奶怎么也醒不过来。二伯只好擦干泪眼,望了望阁楼里吊着的竹篮,“里面什么吃的也没有,只有一小碟腌制的咸菜。”二伯回忆着。
太奶奶去世的消息,随着一纸家书传到了爷爷耳边。听闻母亲去世,爷爷立即告假回家料理家事。待一切料理妥当,家中惨淡的光景、眼含热泪的孩子让爷爷再也挪不开脚步,而此时,他所在的游击队也转移了阵地。他于是留在家中,扛起照顾一家人的担子。
返乡时节正值解放初期,逢乡下实行土地改革制度。爷爷错失政策良机,只好放下手中的笔,从此告别教书生涯,开始了下田耕作的日子。在村里,爷爷每天过着早出晚归的生活,赶上夏日,太阳再猛烈都不愿意停下歇歇。那时候,爷爷逢人便乐滋滋地说:“种田好,种田好”。辛苦种的田,有时好不容易结了番薯,没长好就被人挖走了,有人叫爷爷哪天悄悄蹲在后山看个究竟。爷爷却总说:“要不是更穷的人家饿到没办法,也不会来挖我地里的红薯充饥。”从小受太奶奶影响,爷爷有着悲悯的心性,自己身处难处,依然要去帮助受难之人。
三
老屋后的柿子树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在他乡时,饮他乡水,听他乡音,心中念念不忘家中的番薯汤,糙米羹。而今回到家乡,眼见着家里依旧满目苍凉,爷爷不禁悲从中来。
一家人总要看天时吃饭。若是天气恶劣,家中老小寝食难安,生怕风稍大些,把破旧的屋顶掀开。
村里二十几户人家,人情往来走的都是一条坑坑洼洼的黄土铺成的小路,若是遇到下雨天,非得穿着雨鞋出门不可。我还记得我出生的那间老屋,一眼所能看见的,就是黄土砖和灰白瓦,粗壮的木头房梁,撑起了四四方方的屋子,和露天的天井一起,构成一幅古老的画框。那时的“茅房”,搭在老屋旁的空地上,紧挨着大山,一到晚上,山上的树叶被凉风吹得“嗖嗖嗖”响,和着虫子不规律的叫声,直叫人感到寒颤。老屋旁是一间破旧的、结满蜘蛛网的柴屋,一家老小常年上山拾掇干柴堆到柴屋里,一年到头的柴火便有了着落。
这座房屋,是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爷爷带着父亲兄弟几人,用锄头一日一日地铲净地里的野草,一砖一瓦盖起的。1970年农历二月初七,是新屋落成的日子,这一天,爷爷愁容满面——一家几口已有十多天没米下锅了。他只好走路去镇上买回几包干菜叶,和着家里种的树番薯打成的粉,加上一点点米,熬成粥给一家人喝。
那时,家中主要靠爷爷和伯父们挣工分、分口粮来过日子。农人以传统的车牛犁地,用沟渠里的粪便做肥料。爷爷继续着前些年早出晚归耕田作业的日子,天还没亮就得跟着生产队一起挖地种田。有一年,由于年前天气恶劣,生产队种的番薯多半死于冬霜,爷爷的眉头再度紧锁起来。
“孩子,该起来了,昨晚爸爸一夜没有合眼。”早晨,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屋内,见二伯还在贪睡,爷爷在床沿上坐下。
“怎么了?爸。”二伯一刻不敢怠慢。
“队里的稻谷和番薯全被霜冻坏,家里分不到粮食,这一家人的饭可如何是好啊?”爷爷一声叹息,走出房门。
这个片段,是从二伯口中知道的。“那时候,我和大哥衣不蔽体过日子,路上遇到有钱人养的鹅都要让三分,生怕不小心踩到它。”回忆起这段过往,二伯热泪盈眶。
人穷志不短,这是我从小就从父母口中听到的一句话。尽管受尽穷苦沧桑,但也许正是这段苦难经历,让爷爷的为人,在外人眼里更多了些光鲜。
那是一个酷暑天。爷爷的身影,晃动在那条通往乡镇的泥路上,一双磨得发白的解放鞋与地面的泥沙摩擦出“沙沙沙”的声音。他头戴一顶草帽,挑着箩筐,顶着大太阳,将家乡一个生意人做好的陶瓷制品挑到集市上的一家铺头去,从中赚取一些辛苦钱。他每天重复这样的劳作,待到月底结账时,对方多给爷爷结了一部分钱,爷爷算盘打得好,如实将情况告知,免去对方损失。
大伯二伯有织席子的手艺,县城有个生意人提出向爷爷收购席子的想法,这么好的行当爷爷自然是欣然允诺。他在家中种了成片的席草,席草长好后割回家中,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做开了。那时候,一条席子能卖三毛钱,兄弟俩人一晚上可以织成一条席子。有一回,爷爷将织好的九条席子,走路送到县城,不料这个生意人给他多算了一条席子的钱。待到发现时,爷爷已经离开很远了,但他的双脚,还是踏上了那段去时的路。路,很长很长,天渐黑了下来,待到晚上,爷爷才把多取的钱送还给对方。自此以后,这位生意人对铺头的人说:“日后凡是在中先生子孙送来的席子,咱们不用检查,照着付钱就行了。”
就这样,爷爷正直为人的好名声传遍了乡里乡外。因他的好名声来找他的生意人也渐渐多了起来,饥荒的日子暂时得以饱足。
四
爷爷对文化的推崇,在他重回家乡、褶子渐渐爬上双手的后半生,依然不变。他贫穷度过了半生,直到人们不再在村口的竹林里采摘嫩笋,用来下锅饱腹,他才知道,乡亲们已慢慢过上了好日子。
不再是饥不择食的年代,文化在家乡得到更高的重视。在文人稀缺的时代,文笔能当枪,知识分子无论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乡民们认为,村里有了文化人,就不怕外人欺负,有了爷爷,全村的腰板都挺得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