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必须被铭记的日子。2019年11月22日（农历10月26），24节气中的“小雪”翩翩而至。这一天，我76岁的母亲乔迁新居——从数十年前的“干打垒”老房子，搬迁到距离原住处大约两公里外的两间两层新楼房，开启晚年生活的新篇章。这无疑是我家具有非凡纪念意义的里程碑事件。

人都说故土难离，老年人尤其这样。此前，我曾多次跟母亲商量，希望她能到别处去住，我可以给她买套新房，但是母亲坚决不答应。她说住在老家“柴方水便”，要她到别处住等于把她“往死处逼”。母亲说“柴方水便”只是她自己的感觉，只是幻象而已。她习惯了那种生活方式，或许苦不觉得苦，累不感到累。

其实，烧柴用水一点都不方便。我家自留山“山扒”（鄂西北方言，意为山场、山林）离母亲住所大概一公里远。母亲年轻时，可以上山砍柴，也还能挑大几十斤柴禾。等到上了年纪，特别是七十岁以后，她的肩挑背扛能力明显减弱，上山砍柴也力不从心。后来，在亲朋点拨下，我们想到一个好办法——每年将“山扒”点给邻村的乡亲。乡亲负责将我家“山扒”柴禾砍倒，晒干，并将其中少部分挑回来送给我母亲；其余大部分归乡亲所得，乡亲另外给我母亲拿一百多元钱。此举真是两全其美。邻村地势相对平坦，没有柴山，乡亲出力，加上象征性购买，一家人全年柴禾来源迎刃而解。而我母亲也是一举两得：既不愁做饭没有柴禾烧，又不用再费力上山砍柴。然而，这种双方受益之事也难以为继。因为封山育林保护环境，也因为煤球与液化气逐渐普及农村家庭，农村人上山砍柴越来越稀少。

再说饮水与用水。近些年，即便在自来水厂未能抵达的偏远地带，农村人也吃上了“自来水”——农户一般在住房院内，或者房前屋后，打一口井，安装一个小水泵，再埋设水管到家里，清甜的自来水便哗哗不绝……我可怜的母亲，在74岁之前都只能靠扁担木桶挑水饮用。我老家村民小组以一条跨境公路为界，分为上下两个湾儿，我们俗称“高头湾儿”“底下湾儿”。我们家原本住在“高头湾儿”，我从那里出生、长大、考学、参加工作。若干年后，母亲因故搬到“底下湾儿”居住，直到这次搬家。在我小时候，“高头湾儿”“底下湾儿”各有一口水井，都在稻田中间位置，估计都是一丈多深。生产队（村民小组）每年都要派工淘井，水质还算不错，可以直接入口。后来又各有两口水井。再后来，农户私人挖的水井如雨后春笋冒出来，公用水井日渐荒废。早些年，母亲在生产队（村民小组）公用水井挑水。当公用水井水不能继续饮用时，她就在周围邻居家井里挑水。好心的邻居见她孤单可怜，担心她跌倒摔跤，还会在下雨或者下雪天气帮她挑水。

想到已逾古稀之年的母亲在老家还在挑水吃，远在深圳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我多次为之揪心叹息之后，我的表姐（舅舅的女儿）出面，与另一个老表以及表嫂商议，从他们家水井安装一根水管，把水引到我们家，终于让母亲相依为命的挑水扁担宣告退休。当表姐把母亲在家里水管接水照片发给我，我的眼眶不禁有些潮湿。

比烧柴吃水更大的事情是母亲的住房问题。母亲命苦，她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住上宽敞明亮、青砖（红砖）上顶的大瓦房。“居者有其屋”是人们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可是母亲这个基本而又朴素的愿望迟迟难以实现。

1987年，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与老家相邻乡镇中学教书，短期内显然没有经济实力盖瓦屋。1989年，我们家住草房日子终结——村委会和居民小组让我母亲搬到原生产队场屋居住。1994年，我在工作地结婚成家。我妻子在镇粮站当出纳，当时粮站有很多空房。粮站专门收拾两间大房子给我们作新房。那时，母亲51岁。我觉得母亲苦了半辈子，不如跟我们一起过，享几年清福。1995年，在我好说歹说动员之下，母亲终于答应跟我们一起生活。我们请了一台拖拉机，将母亲为数不多的家当（主要是坛坛罐罐）拉到粮站。不到一个月，因为婆媳关系处理不好，也因为母亲与我们饮食习惯差异较大，我妻子找粮站又要了一间房子，让母亲单另居住，她也一个人自己做饭吃。再后来，母亲终日郁郁寡欢，身体日渐消瘦，提出要回老家。看着母亲愁眉苦脸、身体瘦得前胸贴后背的可怜相，我只好同意。这时，离她从老家搬出来仅有一年。

老家已经没有房子——自家的草房早就拆除，生产队场屋不复存在。但母亲一个人回到老家后，偏偏找到地方住下了——我的一个亲叔伯舅舅接纳了她。这个舅舅跟我妈是一个爷爷一个奶奶的堂兄妹。母亲有了安顿地方，我自然对舅舅千恩万谢，立马买了四五十元钱礼品，去舅舅新家表达谢意——他们已在另外一个村盖起新楼房。当时，我身为公办教师，月工资300元左右。逢年过节，又再上门拜访亦不在话下。当时，舅舅对我说，让你妈先住下，既没说卖，也没说租。两年之后，应该是1998年秋季，舅舅说房子要卖给我们。房子是从农田切土砖建起的三间搭一厦瓦屋，类似“干打垒”，而且房龄近二十年。他们要价3300元，一分不能少。这个房价不便宜，以我当时工资收入，一年不吃不喝也凑不够。而我那时仅有300元积蓄。情急之下，我给远在深圳打工的妹妹打电话，逼着她东挪西借凑够3000元寄给我。当我把3300元交给舅舅，他将写有他名字的房屋“集体土地使用证”交给我，并现场拿起钢笔书写一份收款收据。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代表他们家的房子更换主人家了。虽然没有将土地使用证上舅舅的名字换成我妈或者我的名字，但事实上买卖交易已经达成。好比两个恋爱中的年轻男女，在没拿结婚证情况下开始同居，虽说没有法律文书，实际上已经构成事实婚姻，男女双方都应对自己的行为以及配偶负责。

我那时未经世事，心地极为单纯，压根儿没想到土地使用证过户，也完全没有料到血缘关系那么亲近的人会撕破脸皮扯筋（鄂西北方言，意为没事找事）不断。这也许是我少不更事种下的祸根。在我老家农村，即便在今天，像这样没有过户房屋就进行买卖交易的仍然不少，大多数都能相安无事，只有少数人时过境迁还要反悔，以房屋没有过户为由又向买主索要钱财。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事也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且胡搅蛮缠的人竟然是自己的舅舅与老表。

当初房子没有过户造成系列后遗症，让我近二十年来陷入痛苦深渊不能解脱。我们买房子后，舅舅家的两口棺材还一直放在房间，我碍于情面，没有让他们立即搬走。数年之后，他们还没有一点动静，我实在忍不住了，以我妈一个人居住害怕为由，恳求他们将棺材尽快搬出我们家。他们极不情愿地将两副棺材搬走。但是没过两年，他们又在山上放树做了一副新棺材，简直“不拿自己当外人”毫不客气地又将棺材放到我们家。我常年在外鞭长莫及，等到获悉情况，顾忌对方是亲戚长辈，又因为当初在我妈走投无路时候，他们提供了住处，只好将心里的火气压下去。而我母亲呢，生来胆小怕事，说不了什么狠话，虽然内心也不愿意，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肆无忌惮肆意妄为。直到买房大约十年后，他们这副棺材又卖给我的一位初中老师。老师住在镇中心区域，那里不属于土葬区，他们也不敢将棺材拉回家存放。他们不拉走，我还是不好说什么。棺材虽然易主，还是原封不动放在那里，直到2019年十一长假。

你听说过房子买过来后，房子周围树苗还是房子旧主人的吗？我们家偏偏又遇到。我们买房子时，舅舅说，“菜园我还要种，房子周围树苗也算你们买了。”然而一年之后，他又变卦了，说树苗还是他们家的。我想，这是小事情，而且他又是长辈，也不好跟他争论，就说“没事！”

事情远远不止这样。大概十年前，舅舅对我妈说，“房子我以后还要回来住”，此后七八年，每年都经常这样在我妈面前说。我妈自然不知咋说好，只有沉默。我听说后，联想到买房子以来他们扯筋倒绊（鄂西北方言，意为蛮横无理）诸般表现，像吃了苍蝇一般感到恶心。原本我回老家还会去他们家走动，他们这样无所顾忌乱来，就算回家，我也懒得登门拜访了。

每一次改革浪潮袭来，总是有一部分人要获得好处，而另一部分人注定要成为牺牲品。2003年湖北税费改革，相当一部分人沦为牺牲品，我就是其中一员。我这一生与文字结缘，喜欢写作。但应验了那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我在学校教书期间，时不时在老家市、县报纸副刊发表文章，被学校所在镇政府有关领导发现，遂将我调到镇政府办公室写材料，也兼新闻报道工作。1998年底，我被抽到镇政府办公室，一年多后正式办理调动手续，但编制身份被安在镇委党校。镇上早就不存在党校，想必是因为政府机关控编采取的变通措施。全县一二十个乡镇，三十多个人和我一样。五年之后，湖北税费改革启动，镇委党校编制撤销。其他县是什么情况，我无从得知。我们县这些从学校调到乡镇政府工作的三十多号人，全部被分流到社区，成为农***。也就是说，我们原本在学校教书拥有事业单位编制，调到政府卖了几年命后，竟然连这个编制都弄丢了。那一年，我35岁。

2004年，我36岁。我不甘心在农***岗位上干一辈子——我丝毫没有瞧不起农***的意思，只是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做农***。足不出户的我也想趁此机会，走出去见识外面世界的精彩。经过一番痛苦挣扎与煎熬，我决定破釜沉舟南下深圳闯荡。同年4月，我带着背井离乡的心情地踏上深圳这片陌生的土地。

从2004年到2019年十五年间，印象中我只是回老家五六次。尤其是七八年前妹妹从深圳辞工回到老家后，可以三两个月，或者个把月回去看望母亲，我回去更少了。

我妈所住的房子越来越破旧，几乎成为危房。大部分檩子、椽子腐烂变形、凹凸不平，不管手艺多好的师傅，不管怎么捡房子，都难以保证捡完之后数月之内不再漏雨。老屋空间封闭效果差，每到冬天，到处都是风口，而我母亲又非常怕冷。我虽然人在深圳，一想到周围邻居都住着高楼大厦，而我母亲还在阴暗破旧的老房子里生活，心里非常难受。多少次梦中见到母亲可怜巴巴的样子，我不禁痛哭失声，惊醒之后，枕头都是湿的。

之前因为要供养女儿上学，也因为我们一家三口在深圳居无定所，我还没有考虑给母亲翻盖新房子。就算我有财力，盖房子仍然面临重重困难。老家农村近几年土地管控从严，新建住宅地基指标难以申请，老房子翻新改建虽然政策允许，但是我舅舅一家人会不会横生枝节从中作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