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九九六年初,我从江西萍乡来到深圳公明,投奔在一家皮带厂已工作近两年的老乡。
老乡所在的切割车间刚好有个品质员离职了,她想介绍我去做品质员。她一边夸我来的时机好,一边告诉我这个岗位相较轻松一点,最主要的是还可以拿岗位补贴。本来她都和他们的班长说妥了,但临了班长却安排了自己的亲戚。老乡气得咬牙切齿的,转身就要去找班长讨个说法,被我拦住了。我担心老乡因此事得罪班长,让她以后的工作不好做,再说这样的事又怎能讨到她想要的说法呢?
我主动填表进了他们厂正在招工的打磨车间,成了一个打磨工。对此,老乡很懊恼,觉得自己没帮上忙。我安慰她,反正两个车间都属于制造部门,那我们和在同车间上班也没多大区别。老乡沉默了好一会,才说打磨车间就打磨车间吧,虽然岗位不怎么样,但班长还是不错的。
打磨车间的班长叫郝胜天,除了制造部门的主管,他是车间里最大的官。郝胜天是广东人,说话总喜欢夹着点白话,尾音往上扬起,语速还快得很,很多工友都说听不懂。这让我每次早会时听他讲话都很紧张,就担心漏听了什么,导致这一天的工作出错。好在他真的如老乡所说,人挺和善,办事也公正,员工有不懂的地方,他都会细心指教,所以工友们都挺喜欢他。
打磨工的工作不是很累,没什么很高的技术含量,算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唯一不好的就是粉尘大,一个班下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第一天下班,我就被镜子里的自己吓了一大跳,心想这个鬼样子估计爸妈都要认不出来了。老乡安慰我说习惯就好了,打工就是这样,每个岗位都有好有坏,适者才能生存。想想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作为底层的打工者,我确实没得选择,只能迎难而上。好在我适应得还算快,一个星期后,就可以单独完成产品的打磨工序了。
但住宿方面就没那么好了,不但是公共卫浴,环境还很差。老乡的宿舍里没有多余的床位,宿管安排我住进她隔壁的宿舍。宿舍两边各摆了三张上下床,中间只余一条可容一人通过的过道。原先住了十一个人,一张空余的上床放了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看到我被安排进来,室友们一边从上面捡自己的东西,一边低声说本来就觉得挤,怎么还加人,骂骂咧咧的。我只当听不见,对于她们的小情绪也能理解,毕竟是我让她们失去了一个可以随意摆放杂物的地方。我把行李放在地上,一边等她们把即将属于我的那张床清理出来,一边打量宿舍。门对门有个窄小的阳台,地上胡乱放着一些水桶和脸盆,墙上有一个水龙头,上方是一个铁架子,摆了一些洗漱用品。防盗窗上晾晒着一些衣物,光线不是很好,但整体来说也还算可以了。
可我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洗漱时,我就和一位室友起了冲突。原来她们之前为了早上能多睡几分钟,已经分配好每个人的洗漱时间。而我才来,还没来得及调整。这让我觉得自己是擅自闯进别人地盘的入侵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不被周边的人允许的。后来经过沟通,我才终于有了属于我的早上起床洗漱的时间。一开始我确实不习惯这种安排,一间那么小的宿舍住十二个人,本来就没什么自由可言,要是连早上起床和洗漱的时间都被规定得死死的,这确实太过压抑。但想到自身所处的环境只能达到这个程度,没能力改变,那就只能调整自己尽快适应和接受,这样才不至于太过难受。
室友们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日常作息都不同,虽然有这种那种规定,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遵守,摩擦自然难以避免。几乎每一天都有室友为一些小事争吵,吵到厉害时,还会互扔东西,糟乱得很。而最让人头疼的,是厂里经常没有热水供应。虽说深圳气候宜人,但洗冷水澡,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极不适应的。于是有工友把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午回宿舍接一桶水,上面罩个脸盆或布围,然后放到走廊的太阳底下晒着,这样待下午下班回来就有温度适宜的洗澡水了。
这个方法一出现,就获得全体女性工友的盛赞,纷纷模仿起来。从此,每天下班冲出车间的速度,比田径比赛还要激烈,大家都争分夺秒,只为了可以快一点晒完水去食堂吃饭。打磨车间在一楼,又离宿舍楼最近,于是我主动包揽了帮老乡晒水的活。
一件事情参与的人多,就会默契地生出一些规矩。比如晒洗澡水。第一天是在哪里晒,那这个地方就会被默认是她的。没人会将这规矩宣之于口,但却要求人人遵守。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意会到,我就是其中之一。
有天中午下班,我刚冲出车间,保安就告诉我家里来信了。在那个电话还未普及的年代,家信是所有游子与故乡的纽带,是情感的寄托,更是对思念最好的表达方式。能收到亲人的来信,自然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只是待我签完字拿着信跑到宿舍,我平时晒水的地方已经被人占了。我只好提着两桶水到另一边随意找了个地方,开始了这一天的“晒水工作”。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反正这个季节整层走廊都能照到太阳,水放在哪晒都一样。哪里想得到,待我和老乡下午跑回宿舍洗澡,才发现我晒的洗澡水没有了,两个桶被扔到一边屁股朝天扣在了地上。
老乡虽然向我解释了一下那个没人说出口的规矩,但也认为人家这样做事不地道。就算我们占了人家的地盘,那可以移开,可以直说,就是不能倒我们的水。她还吐槽人家为什么不向我学习学习,主动换一个地方,这样直接把人家的水倒掉素质真是太低了。
老乡是个暴脾气,双手叉腰就开始骂人。她的嘴里没有一点新鲜词,反反复复就几个字,问谁倒了我们的水,一点创意都没有。我也气得要死,哪里知道晒个水还有规矩呢。我想到来这里的第一天,就因洗冷水澡而重感冒,要是再来一次我也怕了。而且我们已经洗了一段时间的热水澡,自然就更是排斥洗冷水了。
可任我们怎么问,来来往往的工友,没有一个搭话的。老乡气得满脸通红,也懒得再费口舌。她一手拎起一个水桶,走到我之前晒水的地方,把主人还没回来却已经晒得热乎乎的水倒在了我们的桶里。她的动作还挺快,倒完就示意我提着去洗澡。我担心这两桶水的主人回来知道真相后会不好收场,就让老乡把水倒回去,洗冷水澡就洗冷水澡吧,大不了再感冒一次。
老乡把胸口拍得咚咚响:“怕个屁,我敢百分百肯定,我们的水就是被人倒掉的。有人都把事情做到前面去了,我们还不能学一下啊?我没把她们的水直接倒地上,还用来洗澡,谁有我这么节约用水?”
听起来还挺有道理。
她说完把我往浴室一推,水也给我提进来了。我干脆把心一横,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洗了再说,大不了被人骂一顿,明天我再把地盘占回来。可我和老乡都没想到,等我们洗完,前后脚走出浴室,就被人泼了满头满身的冷水。老乡当即就撇下水桶,冲上去扇了泼水之人一巴掌,听响声,力气用得不小。对方也是个暴脾气,两个人很快就扭打在了一起,拉都拉不开。
本来跟这件事不沾边的人都只是在一边看着,在对方吼出一句:“她们今天能偷我的水,那明天就会偷你们的水。”
于是大家为了捍卫自己今后晒水的成果,就纷纷加入讨伐我们的队伍,指责我们的偷水行为有多卑鄙,多不地道。同仇敌忾的,好像我们真的已经做了那样子的事那般,声音一个比一个大,口才还都好得很。我们又找不到倒我们水的人,再加上没有证据,结果越说越乱。关键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我们,说再多都被无视。工友们一致认定我们想洗热水澡又忘了晒水,或者是懒得晒,就偷人家辛辛苦苦晒好的,还要诬陷别人,真是不要脸。
很多事情的发生,决定其大小的,都与当时的环境有关。或许在某些地方,倒了人家两桶热水根本不算事。可在这些工友的眼里却大于天,甚至还扯上了人品、格局,恨不得将我们绳之以法,判个十年八年的,最好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
老乡还在扯着嗓子和她们吵,我制止了她。吵到最后除了让自己更生气外,不会有任何意义。再说这些人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关系搞得太僵也不好,更怕往后不留神被人穿小鞋。我俩以最快的速度换了衣服,撇下还在指责我们的工友去加班了,晚饭都忘了吃。
此后,工友们为了巩固自己晒水的地盘,早上就把水提出来摆好了,搞得比工作还重要。经此一事,我也终于明白,在这里就必须要遵守她们的规则,哪怕是从未宣之于众的。
为了不与工友产生矛盾,在宿舍区我开始尽可能的减少走动。我每晚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好洗漱等事务,然后就爬到床上看书或发呆,话都很少说,也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老乡则认为完全不必这样委屈自己,反正要吵要闹都奉陪,都是打工的,谁怕谁?
我总是劝她收敛一下脾气,背井离乡的人,还是少与人交恶为好。每次说到这些,老乡总要反驳我一番,然后感慨家乡的好,发誓下辈子一定不离家那么远了。说完她又笑,双手合十在胸前,祈祷自己可以有机会在深圳找到一份相对轻松一点的工作,可以早一点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到那个时候,她一定要带他回家乡看看,带他尝遍家乡的美食。我问她是不是有目标了,她摇头,虽未语,脸却是一下子就红了,看都不肯看我一眼。
我们宿舍有个叫爱莲的四川妹子,和我在同一个车间。她说话喜欢一口一个“老子”,性格泼辣,大嗓门,无论是在宿舍还是在车间,都没人敢惹。老乡很讨厌她,每次都和我吐槽她是水性杨花的女人。我不知道老乡的这种厌恶来自何处,她们几乎没有交集,既不住同一间宿舍,上班也不在同一个车间。想不明白的我,问老乡为什么那样讨厌爱莲。要知道,老乡从不是一个吝啬到不肯给人一句好话的人。相反,她虽是暴脾气,但气性却不长,哪怕前一天吵架吵到恨不得对方去死,第二天她就忘了,照样和人家有说有笑的。可唯独对爱莲,她从来就没有过一句好话。老乡给的答案非常粗暴:“她就是讨厌啊。”
爱莲讨不讨厌,我了解得不多,不好下结论,我看她也未必会在意人家是喜欢她还是讨厌她。爱莲生得漂亮,哪怕脾气不怎么好,厂里还是有好些个男孩子喜欢她。尤其是郝胜天,他的耐心是最好的,也最能容忍爱莲的小脾气。无论爱莲怎么待他,他都笑脸相迎。在工作中,只要不违反原则,他都会尽可能的帮助爱莲。这使得爱莲非常有优越感,走起路来都是抬着个下巴,把目中无人的样子摆得十足。同事说她要是有尾巴,只怕是把天都捅了好几个窟窿了。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总是背着郝胜天,霸占一些好完成的工序,反正也没有工友敢当面说她,至于背后怎么说,她才懒得理。但郝胜天每次知道后,都会严厉批评爱莲,然后好坏均匀的安排工作。可爱莲总是仗着他的喜欢,事发了就嬉皮笑脸,转头又故技重施,让人无可奈何。